我为生者而哭泣——“512”纪念日的反思

文/星光满天 一年过得真是太快,转眼已临近了那个悲伤的,也是爱的周年纪念日。回顾去年大地震後的各种反应,我感到这个对死亡的纪念日,其实更是为活人设立的。 “汶川是什麽地方我不知道。不过我知道中国大地上有太多像汶川那样穷困潦倒的地方,小孩子像猴子那样满山跑,有旅游观光团来了,就和他们要吃的┅┅现在好了,汶川出名了。死者固然值得可怜,但相信活著的人以後能过上稍微好一点的日子。以後去汶川旅游的人一定更多,他们的发展一定比以前好很多。因为这次地震,促进了汶川的发展。是好事情。” ──沈睿寅上海财大学生 “不就是地震吗?┅┅不就是死了一万多个农民嘛?┅┅很正常嘛!中国人太多了,稍微少几万个也不错┅┅还能增加GDP呢!个人觉得捐个三、五十块,意思意思就行了。” ──朱川州中山大学学生 吃惊?震撼?这些言论出现在地震之後的第四天。一时间,网上群情激动,刀光剑影,诸如∶绝代脑残,重度智障,败类,禽兽,垃圾,人渣等等,这些重量级的辞汇,纷纷落在这两个孩子的身上。 这两个大学生的言论,不但在民间引起公愤,更让一向爱面子的大学也坐不住了。学校第一时间公布了对他们的处罚决定,以息众怒∶开除党籍,全校通报处分,并勒令他们公开道歉。进一步的处罚决定,将视事态发展而定。 为什麽骂“说真话”的人? 我们国家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无神论国家。从我们自己的教育背景就知道,“进化论”、“存在主义”等,在我们心里根深蒂固地塑造了一个没有永恒的世界观。比如我的朋友就常说这样的话∶“我是个无神论者。我不相信有神,也不相信有什麽永恒、天堂与地狱。人生一场就是活著,活著才是最实在的事。” 可是,若真如“进化论”、“存在主义”所言,那麽,我们对待这两个孩子的反应,岂不口是心非? 1859年,达尔文出版了那本影响深远的《物种起源》。38年以後,海归思想家严复,就藉著翻译赫胥黎的《天演论》,把“适者生存,优胜劣汰”的观点带到中国。“适者生存,优胜劣汰”的观点,宣称人类和自然界都没有起初的设计,并没有一位造物主。这个世界只是一场轰轰烈烈且无指导的物质进化过程。而人类是这当中最幸运的,演变成为了世界的主宰。 因此,对於生命,不用问“我从哪里来”这种傻乎乎的问题。因为除了“人是由原子、粒子构成的”以外,并没有其它答案;也不要问“我往哪里去”,因为除了“死亡”这点很肯定以外,没有任何东西是肯定的;至於“今天活著有何意义”,我们所能做的就是打败一个又一个,跟我们竞争有限资源的对手,战胜环境,生存下去。 如此而言,以上两位同学的观点又何错之有?从“进化论”的世界观出发,这些言论倒是非常真实、诚恳的内心表白。前者从地震所带来的社会宣传效应出发,得出旅游业必将复兴的预言──确实,在我们这个“超女快男”、“芙蓉姐姐”、“华南虎”的传媒世界里,我们有理由期待地震这样的大事件,会带来前所未有的广告效应。後者则是从宏观经济学的角度出发,更结合了马尔萨斯《人口论》(注1)观点,认为多死几个农民,反而会使祖国的明天更美好。 为什麽要骂“说真话”的人?难道只是因为这几个小子涉世不深,道出别人都不敢说的心里话?网民为何不骂自己虚伪,反倒把他们俩弄出来作替罪羊? 灾难给我们的启示 灾难使人心深处的恐惧,暴露在外,一览无遗,也使人空前的反思自己以往的人生观是否经得住检验。在急需安慰与重建的时刻,什麽才是支撑我们迎接明天的稳固根基? *人只是渺小的受造物 西元五世纪希腊数学家、哲学家毕德哥拉斯的名言,“人是丈量世界的尺度”,成为许多後世精英的座右铭。中国宋朝的刘过,在《襄阳歌》中,也有过类似的对强大人类的讴歌∶“人定兮胜天”。一向豪言壮语的毛主席更是说得直截了当,“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可面对倒塌的家园、逝去的亲人,这些话便成了人类的自嘲。 汶川地震,生死转换於顷刻。穷人与富人同行,少年人与老年人携手,恩人与仇人同去,平民与官员共趋。抹平了恩怨情仇,埋葬了利禄功名。可见生命的脆弱、渺小和短暂,正如圣经说的∶“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雅各书》4∶14下) *向谁祈祷“天佑中华”? 地震发生以後,从街头巷尾到主流媒体,瞬间就发生了一次语言的剧烈转变。一时间,“永恒”、“信仰”、“天佑中华”、“祈祷”等宗教字眼,在主流媒体和民间涌现。素来被我们认为不实际的话语,此时此刻竟成了最强大的安慰。 然而,有人不禁要问,无神论者为何也渴望永恒?他们又向谁祈祷? 温家宝总理在灾区安慰孤儿∶“孩子们,你们是幸运的,所以要活下去。国家会管你们生活,国家会管你们学习┅┅”可是失去双亲的孩子,期待的岂只是一个新书包、一座能抗八级地震的教学楼、孤儿院里的一张新床? 我想温总理尽力了。但是一位无神论者,又如何来解答关於永恒的追问呢?当苦难来临时,人们心中那股执著的向往,好像总是要引人去探究天堂──那座不会震动的城。 *怜悯是做秀还是主旋律? 当哀悼日过去,当娱乐节目重登舞台,当网路世界恢复往日花花绿绿的色彩,生活重归平静了。 这样的“降温”让人感叹,可背後的缘由同样让人无可奈何∶“爱心献过了┅┅”“捐点钱意思意思就好了,你还当真啊?”“现实点,我们那点钱能派得上什麽用场?┅┅” 地震後的第一个星期,一位朋友给我打电话诉苦∶他儿子跟妈妈要五块钱去班里给灾区捐款。晚上回来的时候,妈妈问他钱有没有捐掉。儿子吞吞吐吐地交代,他只捐了两块钱,剩下的钱自己花了。妈妈很生气问他为什麽,儿子理直气壮地回答∶“这有什麽?我同学管家里要了15块,後来只捐了一块┅┅” 妈妈无语了。的确,在儿子身上,妈妈所看到的,不正是传染自成年人的世俗和精明吗?当一顶救灾帐篷卖一万元,小贩叫卖汶川T恤衫,我们还有什麽资格从道德上责备孩子?我们该谴责谁?教育体制?社会?还是我们自己? *“安身”易,“立命”难 随著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四川灾区已经从紧急状态转为重建阶段。灾民们该安慰的要安慰,该表扬的要表扬,一切尽在和谐中┅┅可是,更广的心灵灾区谁来安慰? 人何以称为人?生命的意义与真正的盼望在於何方?豆腐渣工程为何屡禁不止?真实无伪的爱心与怜悯有没有可能成为社会的主旋律? 若不认真反思、回答这些问题,人纵然能够在世上“安身”,又如何能 “立命”? “我们的国家、我们自己,并没有因为5月12日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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