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次见到Ming已经是三个月之前的事。这次照例，她带着那个留着蘑菇头的儿子来一起打球。他打了一会儿便歇菜了，坐在角落里盯着手机看。
“你怎么回来了，不是说去芬兰读书了吗？那边高中不好？”我疑惑地问道。
“被坑了！”
简单的三个字便结束了对话。
“在看啥？”我不死心，继续追问。
“小说，哲学，虚无主义。现在很多年轻人看这个。”他面无表情地说着。
我当时愣在原地，拿着球拍，似乎没有听见别人叫我上场。
“躺平”登上了舞台
我一直在想，当我们这批中年油腻男，为生活奋斗、为生计拼命的时候，那些“10后”（“10后”是指2010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出生的一代中国公民，编注），似乎已经看清了现实，他们不再挣扎于存在主义的迷宫，而是干脆躺倒在虚无主义的地板上，闭目、静息、无梦。
就像奥威尔在1949年写的《1984》一样，早在2006年上映的挪威电影《超完美地狱》（英译The Bothersome Man），就真实反映了这种虚无主义的世界——没有痛苦地活着，却缺少活着的感觉。电影里，安德里亚斯活在一个无痛的世界，那里一切都被美化、被标准化：没有暴力，没有不公，没有情绪起伏。人们吃着精致食物、住在现代公寓、谈着程序化的恋爱，却谁都感受不到“活着”。他尝试逃离，但连死亡也成了不被允许的奢侈。这个社会温柔地掐灭了一切痛苦，也顺带抹去了生命的感知力。
曾经很多人都告诉我，芬兰的教育体系多么优秀，北欧的福利多么有保障。但一个来自芬兰的朋友却讽刺地说，芬兰是全世界自杀率最高的国家之一。因此，《超完美地狱》出自于挪威，便是再自然不过的事。
我之前一直认为，欧美人沉迷于芬太尼，是因为他们的精神状态如同电影《超完美地狱》的男主一样。但和“蘑菇头”谈话后，我忽然意识到：我以为的那个努力读书，成为白领，存钱买房买车，受儒家文化影响的功名利禄社会，也已经在慢慢蜕化为一种躺平的虚无主义文化。
国外的Z世代和国内的10后所经历的并没有多大差别。他们没有像他们的父辈一样，经历过社会和技术变革所带来的红利时代，甚至更加落入一种空虚、无望的环境中。他们看似在物质层面获得了更多的满足，但也陷入更深的绝望中。
及时满足和便利文化的兴起
新世代的人们无法像婴儿潮那样，只需一份工作便可以过上有一条狗、两个孩子，以及有房有车的生活。因此他们需要用及时满足来弥补这种缺失。这种现象被称为“YOLO Spending”（You Only Live Once你只活一次）和Defeatism（失败主义）的结合体。Defeatism通常表现为一种消极、悲观、无力感强烈的思维模式，其核心不是失败本身，而是一种“不会赢，也懒得演”的精神姿势。澎湃新闻曾报道，美国大学学费自1998年以来增长了188%，约70%的大学生在毕业时背负学生贷款。而财联社则统计，过去20年间，美国房价上涨了198%，而同期工资增长远低于此水平。
因此人们这种过早地认为失败是不可避免的心理状态，有时是一种自我保护机制，其作用是为了避免失败带来的情绪打击。为了安抚这种心理状态，人们给出了一个合理化的理由，那就是“你只活一次”，这是一种及时行乐、活在当下的生活哲学。相较千禧一代的消费主义文化，阿尔法世代（AI原住民：第一代从出生就接触人工智能；出生年：2013–2025）的人们，更受便利文化的影响。
想象一下，如果回到我的童年，在一个屏幕上点几下，五分钟之内，一盒热气腾腾的饭便出现在眼前；再点几下，一辆舒适的无人驾驶轿车可以载我去任何我想去的地方；再点几下，一个个包裹里，装着自己的梦想，像雪片一样飞到家里……上述这些“梦境”，对于阿尔法世代的人来说，不仅是稀松平常的事，更是他们无法离开的一种习惯——一种感知世界的方式。这种习惯将他们陶醉在“王”的体验中，同时也将他们驯化为蹒跚学步的成年人。
社交媒体放大了效应
德国的心理学家菲利普·奥齐梅克（Dr. Phillip Ozimek）领导的一项研究发现，社交媒体助长了物质主义并放大了其影响。
各种社交媒体像永不停歇的转盘，日夜滚动，旋出一个单一而执念的主题：奢侈，不再是特权，而是幻觉般触手可及的权利。
明星们穿着当季的“新品”出现在直播镜头前，衣料未及褪色便已打上“平价”标签；吃播平台上，那些层叠如梦的食物，被一张张口吞噬，不为滋味，只为证明“生活值得”；而普通人点着外卖、预约着“优步”，学着如何模拟富人的“定制时空”：仿佛这也是一种私人飞机与地下商城的日常。
当下，消费品不再只是满足人的口腹之欲，更是一种阶级和美学的体现。旅行、baby shower（迎婴派对）、孕妇写真等，一切都在诉说同一件事：你不仅在过日子，你还得让别人知道你过得“有仪式感”。
当我还停留在Stanley水杯类似于星巴克的白领标配时，补货美学（Re-stocking）早已深入人心。水杯不只是水杯，它成了一个系统——专属色号、硅胶杯盖贴、吸管防尘头、硅胶杯托垫圈、冰块专用格子、还有杯提手、肩带，甚至专属水杯书包。人们不再只是喝水，而是在打理一项视觉与情绪的生活资产。
更多的衣服，更多的杯子，更多的食物，并未带来更多的满足，反而使人们开始渴望另一样东西：更大的橱柜与更深的衣柜。
孤独和虚无感
电影中，安德里亚斯与其他人的互动都非常表面化，缺乏情感深度。这种疏远反映了心理学中的异化现象，即个体感到与社会、家庭、朋友甚至与自我的关系失去联系。
社交媒体和大数据平台（外卖、网约车）的兴起，并没有让人与人之间更亲近，反而使我们变得更加自足、自闭、自私。那种曾经存在于街角的社区餐厅，老板记得每一位客人的口味、习惯和喜好，如今已成旧时光的模糊残影。这些互动正在被冰冷的算法和数据取代。看似便利的模式实则铸造出更为冷漠和苛刻的生态：送餐时间被精确到分钟，评分系统取代了真实的感谢，包装完好与否成了衡量一名劳动者“是否称职”的标准。所有这些看似中立的数据，背后却是一种新的剥削形式——你付的不是钱，而是对人性的忽略。
另一方面，正如心理学家埃里希·弗洛姆（Erich Fromm）所言，现代个体在高度物质化的社会中，往往因对消费的过度依赖，而逐渐失去了真正的“归属感”与“自我认同”。而情感麻木就是其最好的体现，它是个体在现代社会中面对空虚和无意义感时的适应方式。正如电影中的男主，他对任何事物都失去了“快感”——丧失了对生活中美好事物的感知和享受。
男主对生活的一切都已失去兴趣，正如那个“蘑菇头”，球拍有气无力地挥着，读着虚无主义的小说，日复一日地活着，像在一间没有出口的房间里呼吸。直到某种突如其来的外部力量——一个意外出现的“洞”——撕开了现实的表面，使他第一次停下脚步，开始重新凝视自己与世界之间那层早已被习以为常所遮蔽的关系。
洞——还有别的可能
电影所描绘的城市是一个看似“完美”的乌托邦：干净、安全、有序、人际关系“和谐”，但也因此冷漠、机械、情感被阉割。“洞”的出现，正象征着这一系统出现了裂缝。它的存在本身就意味着：还有别的可能——它也比眼下这毫无痛感的活着更“真实”。这个洞并不是他一开始就能进入的，从他开始靠近这个洞，到参与挖掘，再到尝试穿越，整个过程更像是一种呼唤，唤醒他内心尚未完全死去的“感觉能力”。“洞”不仅是出路，也是叛逆，是一种对秩序的冒犯。它未必通向幸福，却拒绝服从麻木；未必带你离开地狱，但至少告诉你：你还活着。在后现代困境中，最大的绝望并不是痛苦，而是没有痛苦、没有感受、没有出口。
在这个便利至上的时代，我们的信仰是否也悄然被重新塑造？
我们不再亲身走进教会，只需点开直播，便“完成了”聚会。信仰的生活正在变得越来越像外卖：点击、下单、送达。我们只愿意接收那些符合我们口味的讲道，选择那些不触动我们罪的金句。敬拜像一场流畅的剧场编排，我们唱着“我愿为你活”，却连走进教会的时间都不愿付出。
如果祷告不过是一种温柔的“魔术”，用来满足我们欲望的清单；如果信仰的存在，只是为了替我们挡去生活的疼痛与现实的撞击——那么，我们与那些活在虚无主义中的人，又有何分别？只是换了一种语言，继续逃避真实罢了。
可就在这逐渐冻结的信仰中，哪怕一点点未熄灭的自由意志的微光和圣灵的微小声音，或许正是我们的“洞”——不是逃离的捷径，而是唤醒的裂缝。在那里，我们不再把信仰当作止痛药，而开始重新提问：是否存在另一种可能——一种更真实、更活泼、更有力的信仰，不仅让我们安慰自己，更让我们直面这世界的荒凉与破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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