霸气何以如此畅销?──评7亿票房的《让子弹飞》

霸气何以如此畅销?──评7亿票房的《让子弹飞》 (文/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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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文的子弹一射出去,就连同观众的情绪一起射飞。“霸气”、“王者风范”、“震撼”、“雄性”、“硬汉”┅┅在影评论坛上,溅起一片惊叹的声浪。除了央视主播郭志坚几句不著边际的逆向批评之外,全都是一派亢备的尖叫。
而郭志坚的评论 “情节不合逻辑、拖沓冗长┅┅极不舒服┅┅非理性冲动”,被姜文轻松驳回∶“这也是我对‘新闻联播’的看法!” 更在影片之外,为其牛气烘烘再度加码。
没错,《让子弹飞》(姜文导演兼主演),玩的就是霸气!姜文要展示的,就是他不可一世的霸气。观众感受的,也是这霸气。霸气,是《让子弹飞》的核心,也是卖点。
那麽,揭开这“霸气”,审视一下这霸气底子里的内涵,对解读此片、认识传统文化与当下的社会精神,是极有帮助的 。
在历史上源远流长
“胜者为王”,是中国文化的传统观念。煌煌“二十四史”,就是先後24代胜者的家史。谁是胜者,谁就拥有绝对话语权,谁就可以成为众星拱月的核心,谁就可以宰割他人,为所欲为。
直白地说,在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几千年来上演的就是这样相杀相吞的活剧。正如毛泽东所理解的∶“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
如此文化思想,如同三聚氢胺奶粉必然会哺育出结石儿一样,终将形成追求以霸道、霸气为目标的社会共识,而这共识也与结石有同样的性质──坚硬无比。
虎狼之秦,凭藉胜利可以书写正统,以至於“天下”二字,成为连刺客都不能逾越的无形屏障(如电影《刺秦》所表现的)。李白感叹道∶“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挥剑决浮云,诸侯尽西来。”(《古风五十九首之三》)就是说,霸气让秦王未战先胜,亦令各国诸侯心骇胆寒。从逐鹿天下的军阀到升斗小民,无不前来归顺、膜拜。
如果说,刘邦“大丈夫当如是也”,代表了逐鹿天下者的心声,那麽,阿Q的话∶“要什麽就是什麽”,则代表了平头百姓的民意。《让子弹飞》把这一点表现得十分形象,张麻子要的是扳倒黄四郎,鹅城百姓要的是瓜分黄家的东西,而霸气,在达到这一目的中必不可少。
深谙中国文化的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指出∶“战争是民族和民族、国家和国家、阶级和阶级、政治集团和政治集团之间互相斗争的最高形式┅┅军事家凭著这个舞台,可以导演出许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活剧来。”
由此可见,作为“最高形式”的“战争”,使用的是最低形式的武力。动武之前,必先攻心,以霸气镇住对方、压倒对方。《让子弹飞》中,黄四郎用长筒望远镜观察张麻子後,第一句评语就是∶“霸气外露,该死!”二人尚未直面相对,黄四郎就先输了,“霸气”让张麻子占了上风。而黄四郎输掉的第二场,则是“杀人诛心”这4个字,前两字代表了武力,後两字代表了文攻,可谓中国战略战术的精萃总结。
霸气文化在中国历史上实在是源远流长。在奠定中国文明之初的先秦时期,就有春秋战国争霸。2000多年来,这种情形从来没有改变。即使是近代西方文化的强烈冲击和输入,也未能打破这一根深柢固的政治传统与意识。
不仅如此,由於列强的刺激与日本侵略,反而进一步加强了“落後必然挨打”的意识,以致到了世界进入和平竞争的90年代以後,渴望崛起的国人仍然拿这话作论据。
近年来,由於中国经济上的发展,称霸意识更是迅速抬头,网络上充斥了牛气烘烘的叫喊。那个连基本人权都不充分的“小我”,竟也被霸气充满,并在国族意识中膨胀。《让子弹飞》的霸气,正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极大地迎合了社会的普遍心理。
枪在手,跟我走?
正如有识之士所指出的∶“枪杆子掌权是猴山原则”,“力量崇拜是一种惊世骇俗的意识形态。它不是暴力的‘象徵’,而是暴力的延伸。在‘枪杆子里出政权’这种意识形态中,它不再仅仅是一种事实判断,而同时就是价值判断──政权就应该从枪杆里面出来,也应该由枪杆来看守。”(任不寐《灾变论》)
尽管二战以来,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世界范围的大战已不可能,以政治原则统治国家成为共识,但在中国,“‘动物国家’的原始特徵仍然一成不变地保留著,它仍然是‘胜利者的统治’。” (任不寐《灾变论》)
人与动物显然有著本质差别,因此,猴山原则与政治统治应该大不相同。然而,在中国文化中,却难以找到构建全新政治模式的思想资源。更进一步说,在世界上不可能找到这样的资源,只有仰望属天的赐予,才可能打破猴山原则,开辟出全然不同的新路。
圣经新约《马太福音》写到耶稣进耶路撒冷城的时候,这样描述∶“看哪!你的王来到你这里,是温柔的,又骑著驴,就是骑著驴驹子。”(《马太福音》21∶5)
仅此一句,就分明划出了天国与世界的巨大差异。在世界上,霸气才能称王,称王必有霸气。正如电影里所说的“刘邦後来干嘛去了?当皇帝去了。”当皇帝,称霸天下,这是世界之王的终极追求。而真正的上帝来到人间,道成肉身,与人同行,却完全是另一番样式∶没有仪仗,没有仆从,没有车驾,甚至连一匹衬托威风的骏马都没有,他只骑著一头小驴,何等寒伧!
圣经甚至形容耶稣为“温柔”。相信翻遍中国二十四史,绝不会找到任何一处用“温柔”形容任何君王。温柔与帝王,在中国文化中是根本不搭界的,以温柔来描述王者,简直是滑稽。
然而,真正的王,耶稣基督,正是这样一个全无霸气的王。旧约《撒迦利亚书》,预言耶稣基督的来到是这样说∶“锡安的民哪,应当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哪,应当欢呼。看哪,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的骑著驴,就是骑著驴的驹子。”(《撒迦利亚书》9∶9)
“看哪,我的仆人,我所扶持,所拣选,心里所喜悦的,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他不喧嚷,不扬声,也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他凭真实将公理传开。”(《以赛亚书》42∶3)
在圣经中我们看到,主耶稣作为真正的王,绝无威风赫赫的逼人气焰,而是“谦谦和和”、“温柔”。他来到世界,不是为了为自己谋求宝座和荣华富贵、一言九鼎,而是要“将公理传给外邦”,将拯救带给世人。
他决不像《让子弹飞》中那样擂鼓舞蹈、举枪高呼∶“枪在手,跟我走!”而是“不喧嚷,不扬声,也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他也决不像张麻子那样,为了达到胜利的目的,随意杀掉本无大罪恶的黄四郎替身,而是“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耶稣基督,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所做的是“凭真实将公理传开”。
权力表达的是饶恕
真理与霸气无关,真正的王者与霸气无关。然而,这样的观念,尚远在中国文化的理解之外。
我想到另一部电影《辛德勒名单》。滥杀犹太人的党卫军军官阿蒙,与德国企业家辛德勒有这样一段对话∶
阿蒙∶他们惧怕,是因为我们掌控了他们的生杀大权。
辛德勒∶他们惧怕,是因为毫无节制的乱杀人。如果一个人犯了重罪而遭到惩罚,那是他罪有应得。如果我们处死他,那是令人开心的。又如果我们亲手杀了他,那更是大快人心。但是那并不是权力。那是制裁,跟权力完全是两回事。所谓的权力,是当我们有绝对的理由去杀,但我们却不这麽做。
阿蒙∶你认为那才是权力?
辛德勒∶那是帝王的风范。一个人犯了偷窃的罪。他被带到帝王的面前,他扑倒在地,乞求帝王饶他一命,他知道他的小命不保。结果帝王饶恕了他,饶恕了一个微不足道的人。
阿蒙∶我看你是醉了。
辛德勒∶那才是权力,阿蒙。那才是权力。真正的王者┅┅慈爱者。
《辛德勒名单》传递的这种观念,对中国文化是一种挑战。权力不仅与霸气不沾边,甚至远离惩罚。权力表达的是饶恕,是慈爱。这是基督教文化的核心思想,也是与中国传统观念完全相对立的。直到今天,中国的现实依然是∶抢来权力,买来权力,骗来权力,然後用权力打造自己的八面威风,并赢得自己的利益与声望。在中国,“王者气象”一词,多麽引人神往啊!
不如叫“让霸气飞扬”
《让子弹飞》这个片名,不如“让霸气飞扬”更为准确。表达霸气、讴歌霸气、贩卖霸气、礼赞霸气、发霸气之财,不正是这部影片的文化意义和市场意义吗?尤其是近年来,随著“盛世”的欢呼声,伴著奥运、世博会带来的激动,也伴著污染、腐败、灾难带来的不安,霸气像一副有致幻作用的兴奋剂,让人忘乎所以、亢奋一时。
这一点,正如经济危机的30年代,好莱坞偏偏盛产恐怖片、灾难片,而美国都市偏偏竞相建造高大的标性建筑一样,它所表达的是这样的道理∶愈在前途无望时,霸气愈加畅销。也正是由於同样的原因,《让子弹飞》一片,在国内华人与海外华人中,引起的是完全相反的反应。面对同一部影片,国内的叫好与海外的批评,截然不同。
毕竟是21世纪了,霸气,除了“窝里霸”,还能有别的什麽?《让子弹飞》不仅不能提供新的价值观,也不能向世界输出所谓有进步意义的中国文化,它只是给当下中国人提供的一个乐子,如同鲁迅小说《离婚》中,七大人手中一直把玩的屁塞。
《让子弹飞》一片真正耐人寻味的,倒是它片头和结尾的场面,一辆代表现代社会的火车,却由一群代表传统社会的马匹拉著在铁轨上奔跑。现代与传统,如此充满讽刺性地“接轨”。站在“後现代社会”的21世纪,看“传统”如此带领“现代”,不禁莞尔。
还好,这影片的开头和结尾,都是不霸气的。“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一瓢浊洒尽馀欢,今宵别梦寒┅┅”哀婉的歌声,仿佛在为霸气送终。
作者来自中国。目前在多伦多从事文化研究工作。
刊于OC107(图片来自网络)

《“霸气何以如此畅销?──评7亿票房的《让子弹飞》”》 有 2 条评论

  1. 利未家的小鱼 的头像

    今世的“狼法则”pk天国的“羊法则”,很引人深思!

  2. […] ▸霸气何以如此畅销?──评7亿票房的《让子弹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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