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灵的权力

文／远志明

中国的改革，将走向那里？丧失了灵魂的民族，能享受自由吗？

写了《上帝与民主》之后，便沉入了宗教的体验。唯在与人对话时，常有关心中国前途的政治话题冒出来，不得不作答，零零碎碎凑了下面一些。

法治——洛杉矶暴动

比照中国历史上人治与专制的渊源深厚，我们常用法治来标示西方民主。以美国为例，从法典之繁、律师之众、司法之独立、程序之严谨和法律在人们心中之神圣不可侵犯，的确可以说，这是一个法治国家。

然而一九九二年洛杉矶暴动，却是以非法的方式，来维护人的尊严和社会正义。

当法庭宣判殴打黑人司机的白人警察无罪时，成千上万的人——不仅仅是黑人—狂怒了，洛杉矶像战场一样硝烟弥漫。而更多的人以更多的方式表达抗议。法庭不得不重新调查、审理和宣判。

我绝非称许暴乱的方式，只是说，这件事暴露了法治的不可靠性和非至上性，也可以说，表明了法治的可靠性和至上性不在其本身，不在法律中，不在法庭上，而在人心里。

人心灵中有大法官的权力，又有火山般的力量，来行使这权力。

不是别的，正是亿万颗心灵，从下面托起了法律，又从上面罩住了法治，使之为正义的工具。

这使我们想起了美国《独立宣言》：造物主赋于人们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当政府不能保障这些权利时，人们有权起而改变政府。

问题是，为什么美国人历史地和现实地行了出来？

《正义论》的作者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说，人们有一种对正义的首要性的直觉的确信：每一个人都拥有一种基于正义的不可侵犯性，这种不可侵犯性即使以社会整体的名义也不能逾越。

同样的问题是，对正义的直觉的确信，如何成为心灵的事实？

因为我想起了那些非基督教传统的，一贯不溶西方文化的国家，如印度、阿拉伯，尤其是中国。

人权——秋菊打官司

西方逼中国改善人权，中国人似乎也在努力，秋菊是一例。

秋菊的丈夫被村长踢了下身，村长蛮横，秋菊告他，不收赔款，只要个“说法”，连告了三级，最后村长被拘捕，好像人权赢了。

看完张艺谋这部获奖电影后，大家说，算这位村长倒霉，碰上个倔女人。的确，各村早就有这类人，得罪不得。这意思是说，秋菊没代表性。

若是洛杉矶的案子在中国审理，一切平安无事。比这更大的冤枉案子多得很，谁敢—谁想放个屁？

想起“六、四”时，一位北京老太太对我说：别嚼死理了，没真格的！胳膊拧不过大腿。

心灵的权力丧失了，正义没能力流出来。

当你喊，要争人权！却不动。是不懂，还是不敢？

不懂，涉及到知识，于是有热心的启蒙家；不敢，涉及到制度，于是有民主改革派。

知识——知易行难

你若将约翰．罗尔斯“个人基于正义的不可侵犯性”告诉一个中国人，他就会起而捍卫自己的权利吗？

若将美国《独立宣言》的话写进中国宪法，中国人就会像洛杉矶市民一样，起而维护社会正义吗？

简单地说，知道了什么是善，你就能将善行出来吗？

中国古人大都会背孔圣人的话，有几个成了圣人呢？

知识在人的切身利益面前，是奴仆。即使你认为是真理的东西，除非成为你的信仰，你不会为它献身。

信仰是那种你为它而活为它而死的东西，你的生命是它的一部分；知识则是那种它为你而活为你而死的东西，它是你生命的一部分。

同样，不管你怎样重视基督教的道德社会功能，怎样大力向中国介绍传播基督教文化，如果没有大批敬虔笃信的基督徒活在那里，活出基督教的生命力来，你所做的都是徒劳。

知识是传授出来，信仰是活出来。

知识在头脑里转来转去，信仰却在心灵里札根。

心灵迸发出来的力量，常常令头脑吃惊，而头脑施出的狡黠，常常令心灵内疚。

知识被人支配，而信仰却支配人。

神赋人权，至高正义，对一代又一代美国人来说，是信仰，中国的“启蒙者们”却作为知识来学习引进。结果，连自己也行不出来，搞得一塌糊涂。

将信仰的内容（如人权意识、正义感）当作知识来学习，是可笑的；将知识的部分（如马克斯主义）当作信仰来实行，是可悲的。

专制——大陆基督徒

有人说，心灵可以在民主制度下展趐，在专制制度下窒息，这是不对的。

专制不能窒息心灵，只能扼杀思想，囚禁身体。

大陆基督徒从一九四九年的三百万，在四十年迫害下发展到六千万，这是心灵的力量。就人权而言，他们所执着的，他们守住了。他们是大陆上人数最广大，条件最艰苦、坚守最持久，斗争最成功的人权斗士。

他们不是靠头脑中的知识，而是靠心灵中的信仰。信仰在心灵中札了根，那力量就从天而降。

行为的权力属于法律，知识的权力属于人类，心灵的权力属于上帝。属于谁的，谁就支持，谁就看护。

美国第六任总统亚当斯（John Adams）说过，“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政府，权力可以大到令人行善，行善必须出自内心”。同样，心灵若发出属天的微笑，任何制度也无法禁止，却要被这笑声所颤动。

民主——基督教传统

马克斯说，社会存在决定人的意识，有一面道理。但社会存在不能决定人的心灵；恰恰相反，社会是由人的心灵塑造的。

社会是什么？是人的集合。而人一生的果效，都是由心发出。

人们常将西方民主社会的源头，追溯至古希腊罗马的思想和法律。其实仔细看看，那源头并非是民主的，而当代民主社会倒都有基督教的传统。

基督教传统不只是写入宪法，流行在民间，而是札根于人心中。

今天全世界十六亿基督徒，大多分布在民主社会。他们坚信——不是知道——上帝造人平等，生命与自由来自上帝，人人都有罪性和有限性，必须在神的引导下，在相互制衡中生活；上帝秉持着永恒正义和绝对公义的利剑，是人人、时时、事事应当敬畏的，等等。这信仰，是心灵中通神的力量，是支配他们而不受他们支配的原则，于是就成了基督徒生命的基因，并一生行出来；除非死，否则就是这样子活着。

当然，你可以从社会、文化、经济、政治权力等层面，分析基督教在西方社会的历史功能。我说的是，它的一切功能都是由基督徒的信仰构成不可改变之基因，由基督徒的心灵发出不可阻止之力量，由基督徒的生命活出不可模仿之样式。很明显，没有基督徒就没有基督教文明及其全部影响。

有人看到了西方文化，却看不到它的内核——基督教文明。有人看到了基督教文明，却看不见它的身体——基督教；有人看到了基督教，却看不见它的生命——基督徒；有人看到了基督徒，却看不见他们的主人——上帝。

看到了这些，看到在上帝之光下，基督徒信仰之内涵，生命之超越和心灵之权力，你就会真正明白，为什么西方民主社会与基督教传统不可分割地溶为一体。

再看看伊斯兰教的几十个国家，印度，历史上儒教之中国。这些社会制度，在其信仰—心灵结构中都有胚芽。不过，本文不谈这些。

例外——中世纪和日本

有人指出两个例外，一个是欧洲中世纪基督教时代并非民主的，一个是日本等现代化国家并非基督教传统的。

中世纪之黑暗，恰恰在于基督教背离了其信仰。人的罪性，首先是各级神职人员的私欲，阻挡在基督徒与上帝之间，实质是人以神的名义犯罪。于是便有划时代的宗教改革，重建个人与神之间的私人关系（personal relationship），使基督教复归其超越性和属天性，再现了心灵的权力。无须讳言，今天西方的基督教虽然没有了政治化的危险，却依然面临了世俗化的大敌。

日本、韩国、台湾、香港是民主或亚民主的社会，不错,并无基督教传统。然而，它们无一不是在英国和美国这两个历史先后出现的基督教大本营的强烈作用下，移植了基督教土壤上生出来的制度和文化果实。

日本是二次大战后在美国刺刀下，无条件地接受经济、政治和教育结构全盘改造的。当年麦克阿瑟将军曾请求派五千个传教士去日本，未能遂愿。于是，日本有了基督教文明之果，却没有那生命之根。这大概正是今天日本产品大受青徕，日本人心却不受欢迎的原因吧。

香港是英国人的殖民地，自不待言。韩国受美国的左右亦有目共睹。今日韩国的基督徒占人口近一半，有全世界最大的教会，现任总统金泳三是忠苋教会的长老。

国民党从孙中山，经蒋介石、蒋经国，到李登辉，都是基督徒。不管大陆人对蒋介石有多少非议，他死时的确是一本《圣经》相伴同葬。据说台湾现总统李登辉曾有意于传道人。

这些“例外国家”与基督教和基督教大国的特殊关系，难道只是偶然吗？

基督教诉诸心灵，那心灵有大光来自天上，悄悄洒向人间，播下自由与民主。

改革——中国热

中国大陆上空，眼下乌烟瘴气。朋友归来，说“人们的眼神，就像狼羔子一样”，可见欲火之旺。

其实，这也没什么，西方原始积累时，更贪婪。只不过当年欧洲也好，美洲也好，有资本主义，也有基督教，有“羊吃人”，也有神爱人。每天都有铺天盖地的祷告忏悔，延绵不断的读经，教堂的钟声和礼拜。人们逃不脱正义之神的同在，强者有所敬畏，弱者有所盼望。

而今日中国人，却只有世俗的贪婪，没有超越的信仰。他们不信神，也不信孔子和马克思了，连永恒正义、绝对的善也不信了，只信“有奶就是娘”的道理。在中国，你可以看到一个完整的热腾腾的肉体世界，你可能碰见支离破碎的静悄悄的思想世界，你难得找到星星点点纯净的心灵世界了。

刘晓波说得对，一个是有罪恶、有上帝、也忏悔的世界；一个是有罪恶、没有上帝、也不忏悔的世界。

中国的改革将走向那里？刘晓波说，也许有一天，中国人得到了民主和自由，却失去了灵魂。

我说，心灵无根的人，长不出民主的果实，丧失了灵魂的民族，怎能得享自由？

迄今的民主社会，要么是从基督信仰的生命之流中积淀出来的，要么是强力移植嫁接出来的。

中国，你扼杀属神的生命之流，你容不得麦克阿瑟的刺刀，你也不像新加坡，小得足以抱在李光耀的怀里。你将在一阵燥热一阵躁动中，落入痛苦的悸颤、抽搐、悲伤的眼泪将洗刷你的灵魂，直到你向神发出深深的忏悔！

道德——老子之辩

中国人丢的是良知，良知高于道德，良知是绝对的神的声音，道德是相对的人的知识。

“五讲四美三热爱”是道德知识，不是信仰，所以无力。雷锋焦裕禄，人们学不来了，“共产主义信仰”，那信仰之虚假，在于它本不过是一种知识。

如果道德和知识的教育能改变人心，上帝就是多余的。

如果说在专制条件下，道德作为专制力量的一部分起作用，那么，在通向民主自由的路上，就非有良知不可。

中国领导人在灵魂危机面前，实在是黔驴技穷，一筹莫展。他们看不见信仰的力量，看不见心灵的权力，看不见良知的源头。

良知是心灵的权力之一，它来自上帝而射向一切，它只服从上帝而超越一切。

当良知内在地支配你时，你就不受任何外在力量的支配、诱惑和评判，甚至不受别人良知的评判。你的心灵直接对上帝负责，这是你——若你是通神者——最大的自由和权力。

良知不能言传，言传的已是人言，就可怕了；言传的已是道德，就无力了。唯有神在你心灵里，就是良知。

中国的道家与基督教很接近。老子是将道与德分开来的。道，类似信仰，因为非常道非常名。德，是知识，因为靠修养，且自知。“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引自《老子》）。得道之人，德在其中，无需自德。孔子所谓“随心所欲而不逾矩”，意思亦相近。而以礼仪律法来约束的人，则已是“忠信之薄，乱之首”了。基督教“因信称义”，就是这个意思。因为“道就是神”，信神的人，心灵便与神——“神是灵”——相通了，自然生出“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圣经）。

看中国历史，大道既隐，德就靠不住了。

既不信神，靠人管人，那就惨了。

重塑中华民族的灵魂，要靠信神、得道，不能再走举人，制德的老路。

人格——两种脸

人格的丧失和得到，与财富、学问、地位无关，关乎心灵的权力。

一九八七年，正是好年景。一个傍晚，我在北京乘公共汽车，路过虎坊桥，见有一串小商贩蹲在马路边上，一群高大的外国人站在他们面前，弯着腰像是要买什么，不远处却有一架摄影机对着。中国小贩仰着脸，伸出手，几乎是跪着，争先恐后地向外国人招徕着。当时，一眼就刻入我心里的，是我同胞们的脸。那些脸上几乎有着一样的表情：狡黠带着麻木，贪婪带着忠厚，像哭又像笑。一路上，我心里真有哭不出来的感觉。

那些脸，那种神态，伴随着羞愧和悲哀，一直留在我心里。

一九六七年，正是糟年头，记得我念初一，“文革”正热火。有一天，全公社学生集合在我们村，批判斗争一个神父一个修女。从上午到傍晚，我们轮番上台，呼喊指控，要两位老人宣布无神。两位老人没说一句话，身体看上去衰弱不堪了，脸上却一直带着安详慈爱的微笑。当我们声嘶立竭、精疲力尽、焦躁不宁时，老人依然以宽厚慈祥的笑容，望着我们，那笑容正仿佛是说：“上帝啊！原谅他们吧，他们不知道自己做的是什么。”

那宽厚慈祥的微笑，那两张微笑的脸，深深烙在我心里，直到今天。

人若将生命的根基建立在外部世界——不管是物质的或精神的世界上，心灵就会被贪婪、骄傲、妒忌、狡诈所吞噬，而失去独立的属天的权力，这样的人，可能气壮如牛，不可一世，人格却很弱小。

生命若与神道相连，心灵就显出博爱、正义、良知、自由的本相。这样的人，也许柔弱如水，贫穷如洗，人格却满有荣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