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家那个女人

 

她离开这个世界已经快要三十年了。

随着年龄的递增,特别是当了医生之后,已把人生看得十分透彻,仿佛一颗心越来越沉着,也越来越冷酷。但是对于她,却不然;每每想起那个情景,就像是有谁在搅动我平静的心灵之湖,激荡起串串浪花,又泛漾开一圈又一圈的波纹……。

 

 

 

文/秋阳

 

 

 

(一)

 

一九六六年十月,天气开始转凉,行道树的叶子也开始落了。在西安读大学的我,趁文化大革命串连的机会,回到了上海的家。中午,我、弟弟秋明和婆婆正在一道吃饭,就听到外头嘈杂起来。婆婆说:“红卫兵又来斗人了。”我们兄弟俩头也没抬,只顾扒碗里的饭。

小妹秋月惊惶失措地从外面跑进来:“你们晓得哦?”

秋明眼皮抬了抬:“小喇叭开始广播啦!”他很不喜欢妹妹老三老四,两个人老抬杠。

秋月白了他一眼,脸转向我:“秋阳哥,龚家那个女人死了。”

婆婆手一抖,一双筷子掉到桌面上,又从桌面滚到水门汀地。

我们也都楞住了,“怎么可能呢?昨天还见到过她的呢!”我咕噜了一声。

小妹接嘴道:“是呀,听龚培灵讲,早上他起来,看到她还蒙着被子躺在床上,心里以为,昨天被外面斗到半夜才放回来,就让她多睡会儿吧。他出去买了小菜,又在厨房里热过泡饭,回到房间,看到她还是那个姿势,觉得不对,掀开被单一看,你们晓得哦,已经死得笔挺挺的了。”

“她女儿呢?”婆婆问。

“说是培芳还在奉贤农场。”

“死人还躺在屋里?”

小妹点点头,又说:“培灵到她学校报告去了,等候单位红卫兵的命令。”

过了二、三个钟头,培灵回来了,却没有进他家的门,直接来了我家,他是秋明的同班同学。

“求你帮帮忙!”培灵的眼睛红红的。

“你说吧!”秋明说。

“我姆妈死了,火葬场不肯来车接她去,说是不为牛鬼蛇神服务。我借了辆板车,你和我一道把她抬到车上,我推到火葬场去。”

秋明吓了一跳:“我从来没有碰过死人,我不敢……”

我在一旁说:“我和你们一起去吧,反正我是学医的,不在乎这个。”

培灵感激得不得了:“真谢谢你了,秋阳哥!”

我们三个抬脚正要走,婆婆叫住了我们,她让秋明把她床底下的箱子拖了出来,取出一套蓝布衫裤:“我不忍心让她这个样子走,我去给她换一身新衣服。”

培灵连连摆手:“外婆,你不知道,她自己把衣服穿好了才死的,扣子一颗颗都扣得好好的。”

我不禁倒抽一口冷气:“她会不会是自杀?”

培灵闭了闭眼睛:“红卫兵的结论是畏罪自杀。”

“瞎三话四!“婆婆跺着脚说“你妈妈这个人我了解,别的不敢担保,她绝对不会寻短见的。”

小妹这会儿也傻了眼:“一个人晓得自己会死?”

“也许吧,谁知道呢?”我也说不清楚。

一踏进她家的房间,我们就晓得红卫兵已经来采取过“革命行动”了。这是个八、九平方米的亭子间,他们母子二人栖身之处,床、桌子板凳以及日用家什堆得几乎没有立脚的地方。此刻,周围墙上和临街窗户都贴满了大字报,上面罗列了这个女人的条条罪状。在死者床前,从天花板到地板拖了一条白纸大标语——“龚XX自绝于人民,罪该万死”,三个红朱的大叉打在她的名字上。

我掀开这大标语做成的纸幔,一张白森森的脸映入眼帘。已经不是平时那个样子了,鼻梁歪到了一边,一侧颅骨高高隆起,最令人触目的是那对眼眶,乌青乌青的,像是两个大皮蛋。

“怎么死得这样怕人?”我暗暗地叫了声苦,一股悲凉之情由心底升起,但转念一想,又不由得叹了口气:“也好,对她来讲,死亡也是一种解脱。但愿真如她所信仰的有个上帝存在,她不升天堂,谁上天堂!”

“哥!”耳边响起秋明怯生生的声音,他们两个望着我,等我拿主意。

“这样吧!”我转过神来“找条被单把她包起来,这样子在马路上不碍眼。”

“就用她身底下那床吧!”培灵嗫嚅道。

“也好,”说罢,我便动手把她身子两旁的被单倒摺过来,裹住了整具尸体,培灵递过来几枚别针,我将它们缝在接缝的地方。

“我扛头,你们扛脚,把她抬下去”这会儿,全靠我一人指挥。

弟弟和培灵战战兢兢不敢过来,我瞪了他们一眼骂了声:“愣着干什么,快呀!“他们这才挨近了床。

我双手托住头的一端,觉得死沉死沉的,用力往上一托,却不料在此同时,这两个人根本没有动,一下子,被单里的死人失去了平衡,头一歪,只听得里面一声响,一大滩血,血块和吐沬咕噜咕噜地流了出来。

刹那间,一截被单染成了紫红色,我的两只手也沾满了粘乎乎的液体。

“妈哇!”培灵双腿一转,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头伏在她母亲的脚前,失声恸哭起来。

我耳朵在嗡嗡地响,周身的血在往上冲,一转脸,看到那条白纸标语还在空中荡来荡去,怒不可遏,一把将它扯了下来,踩在脚下。

培灵见状,吓得魂不附体,捉住我的手:“等一下红卫兵还会来的。”

“贱骨头!”我揪住他的衣襟,就想给他一个耳刮子,但接触到他那恐惧的眼神,咬咬牙,忍住了。我把培灵搂在怀里,他的整个身体都在哆嗦。

“哗啦”一声,秋明把糊在窗户上的大字报撕了开来,阳光透过窗檽射进了这昏暗污浊的房间,形成一道道强烈的光柱。无数尘埃,灰土迎着光柱翻滚飞扬,随着一具灵魂告别人世而去,三个年青人的迷惘灵魂,面对这血淋淋的一幕,开始了对人世的思索和追寻。

 

 

(二)

 

龚家是解放后不久搬进我们这条弄堂的,一个女人拖着三个孩子,老大培芳和我当时差不多大,七、八岁。老二是培灵。小的那个还抱在手里。那个女人左邻右舍都叫她龚小姐。

龚小姐长得又瘦又小,一阵风猛一些都可以把她吹倒,一双长长的眼睛总是笑眯眯的。她在中学图书馆做事,师生们都很喜欢她。

“婆婆,小姐和太太有什么区别?”小时候,我老爱问问题。

婆婆笑得眼睛眯成一道缝:“没出嫁的女儿叫小姐,嫁到夫家就当了太太啦!

我又问下去:“那么培芳培灵的姆妈,大家叫她小姐呢?”

婆婆的脸沉了下来:“你这孩子,怎么老是打破砂锅问到底的”过了一会儿,她压低声音告诉我:“她男人被镇压了。”

“镇压?”我不敢再问。

“就是枪毙了,说是反革命。现在孩子们都跟妈姓。作孽啊,靠她挣的那点钱,要养几张嘴。比起培芳培灵,你们真是好到天上了。”

婆婆是个善良的老婆婆,家里烧什么好吃的,总会叫我给龚家送一碗去。龚小姐也常来,帮婆婆洗衣服,缝缝补补,作为报答,两个人在一起,可以聊很长很长时间。

我和弟弟也爱听她讲故事,她一开口便是:从前啊,声音又甜又美,不像妈妈,只照着连环画下面的字念。

一个星期天的下午,我睡午觉醒来,眼睛就是不想睁开,只听得婆婆在唱歌。平时婆婆只会一支歌,唱起来只有一个调“摇摇摇,摇到外婆桥。”我们听都听腻了。这一次,她唱的却是另外一支,一支很慢很慢的歌,比“摇到外婆桥”还要慢,歌词也文皱皱的,不像是白话文,最后一句,我听明白了:“瞎子今天得看见。”

“婆婆”我哼哼唧唧地“你在唱什么呀?”

“哦,小懒旦,一觉睡到日头偏西啰,快快起来,要不然晚上又闹着不睡。”

我睁开蒙眬的眼睛,可不是整个房间都是黄灿灿的一片,连婆婆那头银白的头发上,都绕了一个金色的环。

“婆婆,你唱的歌,我听不懂。”

“难怪你不懂。”婆婆一边为我穿衣,一边说:“这是礼拜堂里的歌,叫《奇异恩典》。我年纪老了,歌有好几段,我就背下第一段。下趟你和我一起去做礼拜,帮婆婆记,啊!”

“什么叫做礼拜?”我好奇地问。

“就是信耶稣呀!是龚小姐带我去的。”

“那谁是耶稣?”

“嗨,又是打破砂锅问到底,耶稣就是上帝啊!”婆婆拍了拍我的手。

谁知就在那个礼拜里,龚家出了一件大事,我在中午放学回家,还没踏进门,就见后面培芳像发了疯似地追了上来:“秋阳,外婆在家里吗?小毛头…发热…抽风”

婆婆在屋里闻讯出来,听到是抽风,忙问:“姆妈呢?”

培芳脸上又是汗又是泪:“她还在学校里,培灵叫她去了。”婆婆说:“赶紧,赶紧,送毛头上医院。”

我们几个老的老,小的小,婆婆还是一双裹了的小脚,急得不知如何是好,幸好,我家楼下住的谭家老三,比我大了十来岁,听了此事,二话没说,冲进他家,抱起毛头,就要往联合诊所跑,婆婆摘下手指上的戒指,塞在老三手里,叮嘱他:“求求医生,不要在乎钱,救命第一。”

老三在前头跑得飞快,我们几个簇拥着婆婆跟在后面赶。到了急诊室,老三已经站在门口了,脸色憋白,他把戒指还给了婆婆:“毛头没有了,医生说救不过来了。”

婆婆木然地把戒指捏在手里,几个人都像被什么吸在地上似的,一动也不动。身后响起一阵凌乱的脚步声,龚家母子赶到了,一看到我们这个样子,她什么都明白了,瘦小的身驱摇摇晃晃,一头栽倒在地。培芳、培灵死命地抓住她的肩膀,拼命地摇,又哭又叫,我们也在一旁哇哇地喊她。渐渐地,她醒了过来,婆婆上前去扶她,她摇了摇手,一手撑着地,自己站了起来,就说了一句话“可怜的毛头,名字还没有给他起呢?

礼拜天,我才刚刚起床,外面有人敲门,开门一看,是她们母子三人。龚小姐看样子还很平静:“秋阳,外婆说要带你一起去做礼拜,能去吗?”

婆婆听到是她,走下楼来,惊讶地问:“龚小姐,今天你还去?”她点了点头。

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去教堂,在那里我又一次听到了有管风琴伴奏的《奇异恩典》。

龚小姐在唱歌时,流了很多泪,最后竟是泣不成声。

回到家里,妈妈听到此事,大为光火:怎么把秋阳带到那种地方去。像龚小姐那样的人,别人避嫌疑都来不及,你倒不以为然,几次提醒你都不听!”

婆婆冷笑道:“脚正还怕影子斜,避什么嫌疑,我一个老婆子还能把我怎么样地?

妈妈反讥她说:“你不管你的老命,那好办,只是家里其他人命还没老呢,这三个孩子命还小哩。他们以后还要在社会上生活,秋阳已经让你惯坏了。如果他将来外头碰个头破血流,你能安心吗?”

婆婆沉默了,我是她的命根子,老人家让步了。以后我们就再也没有去教堂。和龚小姐的关系也疏远了。

 

 

(三)

 

一年以后,我到了入队年龄,弄堂里同龄孩子中,除了培芳都带上了红领巾。

又过了二年秋明也入了队,他们班里,唯有培灵没份。

他们两个,在其他孩子眼睛里,成了“瘟神”,没有人愿意跟他们玩,姐弟俩早晨手牵手上学,下午手牵手放学回家,也不跟人打招呼,简直成了一对哑巴。

“你看龚家那个女人”隔壁家的佣人于妈对婆婆说:“咀唇薄得像片纸,两条眉毛连成一条线,不是个好命的相。这种人好事远千里,恶运近在门,祇怕是永世不得翻身。”

社会风气变了,再没有人叫她龚小姐了,一般人都在背后称她那个女人,当面称她龚大姐。我见了她,就叫她龚家娘娘。

婆婆听了于妈妈的话,气得直骂:“这个老妈子,穷嘴贱舌的,还说是相命呢,简直是咒人!”

不幸的是,于妈讲的“果然言中”,社会上开始划右派,她被划了进去,被送到淮北大别山的农场去改造。

临去时,她左邻右舍一家家地敲门,央告邻居们能够关心他两个还未成年的孩子。但是那时候,人心都像铁做的似的,有的人家故意不开门,有的人家还唆使小孩子或佣人出来把她赶走。

“好哇,这个年月,也没有青红皂白,墙倒众人推,落石下井”婆婆好不愤恨“号召起来对付一个苦命寡妇算什么本事。别人见她避三分,我倒要到她家送送她咧!”

“婆婆,我陪你去。”

“你不要去!”她红起眼睛,吼了一声“一人做事一人当。”

她打了一个小包裹,包了几件衣服,又塞了二十块钱在里面,提起走到门口,又停住了脚,自言自语道:“大别山那地方,冬天冷的刺骨啊!”回转身又翻出一条长围巾,说是蜜蜂牌绒线织的,是她的宝贝,也打在包裹里了。

但是,这只包裹没有能够送到龚家娘娘的手,婆婆去到她家,碰到培灵,他告诉她:“妈妈走了,天濛濛亮的时候就走了。”

她就这么走了,一个细雨的日子。细雨翻过大别山,就是雪呀。她瘦弱的身体,禁得住吗?几天里,我心里惦念着她,盼望多出几天太阳。我又想起,好久好久没有听她讲故事了。“从前啊…”那么多美丽的童话,那又甜又美的声音。

“任秋阳,上课不许开小差!”课堂里,老师用教鞭敲着桌子。

“我……我没有。”

“不要强辩!”老师又敲了一下。现在不许体罚了。不然的话,她准会打我的手心。“好,大家都专心起来,跟我念黑板上的字!”

“打垮资产阶级右派份子的猖狂进攻!”

我们跟着念:“打垮资产阶级右派份子的猖狂进攻!”

我明白了,我们的生命中再也没有白雪公主,再也没有青蛙王子和小红帽了。童话的世界离我们远去。我们被投进了烧得红通通的阶级斗争大熔炉。

 

 

(四)

 

一九六四年,是我在高中的最后一年,元旦一过,便开始收心准备考大学了。

一天正在路上走,听得后面有人叫我,回过头去,见是隔壁的培灵三步并二步赶了上来。

“秋阳哥,你大学报名了没有?”

“三月份才正式报名,我准备考西安军医大学。”

“人家个个都想留在上海,你偏偏要往外跑”他感到奇怪。

“军校不要付学费,吃住都包了,家里现在紧得很,秋明过二年也要读大学,小妹要进中学,我如果能进军校,家里大人也就少费不少神了。”

“我要有你这样一个亲哥哥就好了。”培灵感慨地说:“你看我,这些年到底怎么长大的,我想都不敢想。”他哽住了。

我无言以对,只是拍拍他的背。

“这个家对我来讲,就是一个罪恶的包袱,驮在背上,人直都直不起来。”

“培灵,你和培芳已经写了血书和反动家庭决裂,振作起来,会有好前途的。”

他嘴角边一丝嘲笑:党的政策真是好咧,可是我姐姐,你看,再老实也不过的罢,高中都没让她上,送到农场去了。说来说去,也不能怨天尤人,投错了胎!

我给他递了个眼色,他伸了伸舌头笑笑:“这话也只有对你秋阳哥说。”

说着话,进了弄堂,远远看见他家门口站着一个人,一身老棉袱,旁边是一堆行李。培灵一看到这个人脸色变了,他蹬蹬蹬地跑了过去。狠狠地推了那人一把:“我不是写信告诉你不要回来的嘛,求求你,不要再害我们了,好不好。”

“是她。”我知道那是谁了。

“龚家娘娘。”我走上前去喊了一声。

“哦,是任秋阳”她脸上显出凄楚地笑“都长成大人了,要不然,在马路上碰到,真的认不出来了呢?”

培灵鼻子里哼了一声,径自掏钥匙开门进门,转身一脚,把门砰地踢上了。

她摇摇头,整个身子也跟着晃了晃,七、八年不见,她老了许多。只见她慢腾腾地弯下身子打开一个旅行包,又从里面翻出一顶狗皮帽子,戴在头上,在屋前的台阶上坐了下来。也许这几年在她的处境中这类事碰得太多,她也晓的如何应付了。

我抬头看看天,天色灰得像铅一样,恐怕要下雪,心里不忍,提起她的行李:“ 先到我家坐坐,再想个什么办法。”

她执意不肯,我又说:“婆婆老念叨您,总要和她见见面吧!”

“我怕连累你们呢!”她犹豫地。

“不要紧的,我不在乎”我还是把她引进了家。

婆婆那些时生病,躺在床上,看见我领一个人进来,又认出是她,心里难过得不得了,支起身子坐起来,又招呼她床边坐下,两人就这么对望着。

好一会儿,婆婆才问:“龚大姐,这几年吃了不少苦!”

她说:“劳苦愁烦,要数也数不尽,要过不也就过来了。”她笑了笑,老了,那双眼睛已经黯淡了。

“这一回,怎会放你回来?”

“他们说我还算安份守己,给我摘了帽子,又让我回学校,给我安排了工作。”

婆婆舒了口气:“真是万万大幸啊,不少人还活不到这一天。”

我在旁边插嘴:“培灵不准她进门。”

婆婆骂了一声:“畜牲,这是那家的道理:他也不想想,是谁把他一把尿一把屎拉拔大的。”

龚家娘娘伤心地说:“外婆,也难怪他,因为我和我男人的事,孩子们没有少受罪。

婆婆突然记起了什么,一拍巴掌对我说:“厨房间灶上,有一锅红枣桂元糖粥。秋阳,你去给龚家娘娘盛一碗来,暖暖身体。

我应声去了。

当我端着粥,回身走到房门前时,听到里面婆婆在问:“龚大姐,你出事后,我一直想不通,像你这样一个循规蹈矩的人,又是妇道人家,能犯什么大罪,被充军到那个鬼都不去的地方。”

我停下脚步,墙上的钟在的答的答地走。

“还不是因为我信耶稣。”她回答道。

婆婆顿了顿,又说:“有句话,说出来怕你见怪。”

“外婆,你不要把我当外人,你尽管说。”

许久,婆婆问了句:“你可不可以不信呢?”

她没有响。

又是婆婆的声音:“我是讲,你能不能在外人面前装着不信呢?现在的世道,你知道,一有风吹草动,你又要遭殃。”

她还是没有响。

空气好像凝固了起来,我赶紧走进去,把粥碗递给她:“娘娘,喝糖粥吧!”

她接过碗,也只是默默地喝粥。喝完后,掏出手帕,抹了抹咀,浮起一丝淡淡的笑:“我不怕遭害,我信耶稣没有罪。”

婆婆握住她的手,眼睛湿了:“你真是个与众不同的女子啊!”

她微微地摇了摇头:“这算不了什么。我能得到主的拣选,和主一起背负十字架,是何等荣耀的事。”

“娘娘,我不懂。”真的,我不懂,我望着面前坐着的这位女人。她曾经给我讲过好多故事。遥远的童话,经过她的嘴,就像发生在我们身边那么清晰。然而这会儿,她所陈述的是她自己,在我听来,却感到陌生、隐晦和疏远。

“秋阳,我想总有一天你会理解娘娘的。”

外面有人开门上楼,是爸爸下班回来。见她在我们家里,吃了一惊,也不和她招呼一声,把我拉到了外间。

我将经过情况告诉了爸爸,他听了急得直嚷:“她的亲生儿子都不认她,叫我们有什么办法。谁让你瞎起劲,做出这样的蠢事。”

我恳求他:“你声音小一点好不好。”

他一点都不理会:“你以为是在做好事,学雷锋哪,雷锋可是有爱憎分明的阶级立场的啦。”

“她已经脱了右派帽子了。”

“那又怎么样?”他哼了一声“脱了帽称呼什么,叫脱帽右派,翻不了身的。”

“我走了。”她从里面走了出来,很内疚地对我说:“给你们添了麻烦了。”

我帮她提着行李,送到家门口。她让我把行李放在地上,又打开旅行袋取出那顶狗皮帽子,戴到头上,正要往台阶上坐,门开了,出来的是派出所的马同志,他板着脸对她说:“进去吧,我已经向龚培灵交待过政策了,你要老老实实接受改造,重新做人。”

第二天早上,婆婆撑着起了床,在那锅糖粥里又加了些莲子,用小火炖得稠稠的,盛在一个小砂锅里,对我说:“婆婆生病,走不动,你帮婆婆一个忙,把粥给龚家娘娘送去,不要让其他人瞅见了。”

她住的那幢楼有四户人家,但这个时候,上学的上学去了,上班去了,平时乱烘烘的楼道,倒显得十分的静。我捧着砂锅,一步一步往上挪,因为楼梯角落柺弯处,都放着各家的炉子,煤球箱和柴片,一不当心,就会磕到碰到什么。

突然间,我听到楼上哪儿隐隐传来一支歌曲的旋律,《奇异恩典》?是的,是《奇异恩典》。一开始我还怀疑自己的耳朵,靠着扶梯定了定神,是有人在唱,一个女人的声音,是她的声音。

顺着歌声,我来到那个亭子间,门是虚掩的,我用肩轻轻地推开了一道缝。看到她花白的头发,瘦弱的身影。此时此刻,她坐在靠窗的位置,两手交叉地握在胸前,头微微地仰朝天,闭着眼睛,正在全神贯注地吟唱:

经历几多困苦艰险

我今到你面前

恩典使我得到平安,

恩典引我回家园。

……

她唱了一遍又一遍,神情泰然而又端祥,透出一种喜乐平安,仿佛她从不曾经历过颠沛流离,从未遭遇过任何不幸。歌声像一溪清清的水,在污浊的空间起伏、回旋、流淌。

我站着,不知站了多久才想起来她家是干什么的,没有敢打扰她,只是把砂锅搁在靠门的桌上,悄悄地回到了家。

我把见到的情景描述给婆婆听,婆婆告诉我:“她是在祷告。”

“祷告?”

“就是和上帝说话呢!”

“婆婆,你会祷告吗?”

婆婆咧开嘴笑了,她只有一颗牙:“都长成大小伙子了,问出话来还像小孩子,祷告要经过修行才会呢!那能人人都可以和上帝说话?”

 

 

(五)

 

她死了,我们把她的尸体送进火葬场时,里面的人问,要不要留骨灰,培灵摇了摇头。培芳赶到家里,已经是半夜,她一直哭到天亮。听到她凄厉的哭声在漆黑的弄堂里飘荡,令人心肝俱裂。

第二天,她的死从弄堂,传到整个小菜场。人人都说她反动,反动透顶;人人都说她该死,死有余辜。小妹出去买菜,小菜篮子拎回来时,也带回来一篮子关于她的社会新闻。

“你们晓得哦?”还是那句开场白。

没有人答她的腔,秋明眼皮也没抬。

“前天的批斗大会,一帮牛鬼蛇神里,就数龚家那个女人态度顶恶劣。”她径自继续她的广播“别人都乖乖地低头认罪,她偏偏不低头,两只眼睛紧闭,把革命群众的批判若置“文盲”。

“置若罔闻”,我不得不纠正她一下。“小姑娘,文化大革命成长的新一代,革命劲头十足,底子里还是个文盲。”“你是什么意思?”她尖叫了起来,“你是不是同情那个女人。晓得哦,她这样的态度代表什么?她是在做祷告!”

“做祷告?”婆婆的声音发抖。

“做祷告?”我的心像被揪了一把。

“后来,你们晓得哦,革命群众说:是可忍,孰不可忍,七、八个红卫兵冲上了台,对她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打得她气都喘不出来,那双眼睛还是不肯睁开。晓得哦,她眼睛不肯睁开,就是心里在做祷告,就是不肯向毛主席请罪。有人想出法子,用火柴棒插进她眼睛里去,把她的眼皮撑开。她还不老实,头东扭西扭,不让人动手。一位北京来的革命小将朝她当胸就是一拳,她这才低下了头……”

“秋月”婆婆喊了一声“不要说了。”

我闭上眼睛,前面是血红血红模模糊糊的一片。

整整一天,婆婆挨着床半躺着,一针一针地织她的围巾。一边织,一边在思索什么,一句话也不说。喊她吃饭也不听,像一尊石像。

黄昏到了,屋子里暗了下来,我走到她身边;“婆婆,我陪你到外面走动走动吧。”

她把脸转向我,端详了我好半天。“秋阳,我们一起来祷告!”

“祷告?”我呆住了“婆婆,你不是说没有经过修行,不会祷告的吗?”

“不会祷告,我也要祷告啊!”老人家话音未落,已是泪如雨下!

 

作者来自上海,美国伊利诺大学医学中心博士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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