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方位的传达——当代文学艺术与基督信仰

 

 

 

文/伍夏桂

 

 

 

上帝的爱是无所不在的。即使当我们处身于令人难以忍受的苦难里,甚至全面的绝望中,我们也仍然能从祂那里获得恩惠与信心。因此,上帝的信息之传达是全方位的,它以圣经—神的话语为中心,通过语词、音声、光影、线条、色彩、形体,向着我们全身心弥漫而来。正是当我们处身在福音信息的全面包裹中时,其灵、魂、体方才通达一体,并在深沉的感恩中超越自身:趋向神圣。

耶稣基督的降临人世,便是一个明证。祂是人类认识上帝的唯一途径。基督以人的肉身形象出现,为荒野带来生机,为饥饿带来了面色,为沮丧带来了信心,为黑暗带来了光明,为罪恶人世带来了被救的希望……总之,为我们带来了一切。因此在耶稣基督里,汇聚了一切美的源泉—道德、信义、良善、怜悯、宽恕、牺牲、祈望、光明……历代无数的艺术家们正是从这一神圣启示中获得了取之不尽的创作灵感,在那原本荒芜的大地上凭空创造出了辉煌的基督教文明;而基督教的文学艺术则是其中最明亮的宝石。

写就了本世纪最伟大叙事体诗的法国大诗人克兰德尔(Clandel),他的信仰经验为天父神恩无所不在作了极好的见证:诗人在十八岁那年基于好奇参加了巴黎圣母院的“信、望、爱弥撒盛典。”他倚靠在这座庄严的哥德式建筑内的一根大柱子旁,放眼尽情感受那溢漫周遭的美:阳光透过彩色玻璃窗转化出神奇的光色,香蠋气味幽谥郁馥,神父瑰丽的衣饰以及在弥撒仪式过程中肃穆的举止,雄浑而充荡感恩喜乐的琴韵歌咏……忽然间他对自己说:“我相信了!”从此一生矢志未移。

这个看似奇妙的故事,在神的眼中却并不奇异;因为,神对人类之爱的信息,原本就不单单存于圣经的话语中,而是以它为中心散射到人的灵、魂、体所能感受到的整体形态里。

用一个譬喻:如果说圣经经文本身是“头脑”的话,那么文学艺术、音声形象便是“肢体”,唯有当它们融合为一体时,那个活生生的灵体便才会在神的大光朗照下奔向神圣。

著名神学家罗马诺.瓜尔蒂尼在分析圣经时代人们对基督信仰之坚定的原因时指出:那时人们的整个生活都被圣化了。的确,当人们置身于被雕像与壁画所包容、被圣乐歌咏所洋溢的教堂空间中时;当人们劳作归来,在晚祷的钟声中凝望着中教堂尖顶上最后一抹金辉时;当人们手捧圣经,注目着那些把神圣拯救事迹栩栩如生化的画面时,怎能不甘心诚服地欢呼、赞美上帝的伟大与全能!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当时一些最重要的科学技术发明,亦都是由一些著名修道院中的僧侣、修士作出的(如克吕尼修道院就是当时欧洲学术和科学研究的中心,参阅克里斯托弗.道森《宗教与西方文化的兴起》);也就是说,上帝指导了当时人们的全部生活——从属灵生活至艺术创作,从虔敬祷告到科技研究。

然而遗憾的是,文艺复兴以后的基督教界,似乎忽略了上帝信息全方位传达的重要性。对外部世界迅速变化的视而不见,对文学艺术传达神圣信息功能的放任自流,从而使教会对现代人类社会生活的影响日趋衰微。用前述譬喻来说,就是头脑与肢体之间的联系被割裂了。灵、魂、体无法整体通达。于是,趋向神圣之途愈显艰难之势。

当我们耳所能闻的大部是流行乐和通俗歌星们的嘶吼;目所能见的大都是现代派画家们“奇思妙想“的画面,类似于垃圾的“现成艺术品”,电视中连篇累牍的“肥皂剧”、商业广告,高科技化的电子产品,我们怎么能确保全身心对基督信仰的坚定性呢?

如果说,在现代社会中上帝只能指导我们每礼拜的教会团契生活,而不能对其它广大社会层面的生活产生影响,不能使它们蒙纳上帝之爱,那么我们能问心无愧地说在侍奉主的事工中尽了职责吗?

当代社会所呈现的景象,是人心浮动、物欲横流,大家都在注目现代高速生活的漩涡,试图探身过去捞一把……

这是一个人类主动离弃上帝的悲惨景象。

但上帝是全能的,无所不在的;包括人的这种主动背弃行为,也仍然是在上帝的密切关注之下。人开始从反面逼迫自己并在物质丰饶的表象中连连遭遇厄运;空虚、犯罪、变乱、毒品、疾病、孤独、冷漠、绝望……它们粘附在一股股哲学流派、社会思潮甚至战争、冲突中向人们倾泻而来;使人们的灵魂四分五裂、伤痕累累。表现主义的文学、艺术作品,以充满痛苦的极端形式,将这一神灵隐匿:人背弃神的孤苦无告的情形入木三分地勾勒出来。

但问题在于:对绝望的表现,那怕再深刻一百倍,也并未给灵魂带来真正的希望,因为人被绝望撕开的伤口未能得到抚平!神与人的再度和好,究竟何时重现?也就是说,人类痛苦呼告的双手到底能否被神灵的怜悯拯救之手所搀扶?

要思考这个命题,得先要使我们的灵、魂、体重新整合一体,结束“头脑”与“肢体”的割裂状态。这是人类能否重新回到上帝怀抱中的先决条件。

在此举一个艺术的实例来论证。在伦勃朗(Rembrandt 1606-1669)的伟大作品《浪子回头》中,我们看到衣衫褴褛的儿子扑倒在父亲的怀抱里,他的头颅埋着阴影,双膝跪于尘埃。父亲那双充满怜爱的手,轻轻扶擦着儿子的脊背,这一切被笼罩在温柔的光线之中,儿子内心的创口由此得到了弥平。

该画中的人物形象及动作是极富象征意义的:画家在此并未着意于面部表情,而是重点刻划了儿子的身体动作表情与父亲接纳的粗糙双手。它隐喻着:真正彻底的皈依是全身心地下跪顺服,而真正的救赎亦是神圣天父的手对苦难游魂的搀扶和抚慰。

在伦勃朗的这幅晚年杰作面前,许多人双手合十,热泪盈眶,我也亦然。这是一种什么力量?可如此理解:它从审美形象世界见证了这样一个生命真理,信仰不可须臾离开灵、魂、体全面整一地趋向神圣,如若我们只有“头脑”在教堂中,而“身体”却滞留于撒旦的迷魂汤里,那么我们信仰的活血就会干涸;换言之,也就意味着远离了神。切不要忘记,神要求我们侍奉的事工,是去全方位地显明祂的大爱,彰现祂的荣耀,而不只是仅仅在某一方面。

近几个世纪的哲学、文学、艺术、人文科学已相继远离了信仰之光的照耀,这固然主要因现世人类的骄傲、自信与狂妄所致,但反身自问:作为基督在世间肢体的教会,又做了些什么呢?它眼见著作为教会肢体的文学、艺术背离信仰而出走,直至在心灵昏暗的荒野中飘泊无依。它没有把这些精神的浪子接纳回父亲的怀抱,罪孽、毒计仍在啃啮着这些浪子的心灵。同时,我们也看到了,一些走到了绝望属灵的“浪子”,已向苍宇伸出了呼告求救的双手,难道基督教界不应该向他们伸出救助搀扶之手——乃至以这一接纳行动来为教会过去的失误而赎罪吗?

面对当代危机四伏的社会,面对物质愈益严重,民族、文化冲突日趋增加的社会,基督福音如何显明?上帝之爱怎样重临?基督教界如何在面对现实的挑战中,于新的生存相关性里把握基督福音的本真意义,并为拯救普世罪魂,彰显上帝荣耀而尽力?若要回答上述命题,就需改变我们的基本态度——变对外部世界的消极态度为积极态度,以一种既不抱幻想,也不绝望的姿态,把基督精神真正地“活”出来。

创造,是上帝的本质,(祂使这个世界从无到有,并给原本黑暗的世界照以光亮)而文学、艺术的创造,则是显示上帝之全能、至爱、大美,以可视、可听的音声形象为基督信仰作见证的重写方式。正是上帝的恩惠,方使得文学艺术家们能够获取源源不断的灵感去创造出动人的诗歌、音乐、绘画、雕刻、建筑等等;反过来,这些威严、深刻、包蕴着生命之大美的艺术品,也更加印证了上帝无所不能之奇迹,并为我们行向一个生命更新的荣耀之国结出了灵魂的盼望。这种从下至上,从上到下的双向流动,方才是富于活力的信仰的精髓所在。

当然,这里较多强调了文化与艺术层面,并非是含指信仰的属灵团契生活因之所以有所削弱,不。而是进一步加强,但要在一个克服以往几百年来过于偏隅一方的新层次上去丰富其内涵,以使上帝对我们的爱倾注到灵、魂、体的全部而不仅只是其中的某一部分。

那么,对于处在这样一个现实境遇中的基督徒文学家、艺术家来讲,应该怎样去做呢?也就是说如何把基督信仰与现实事工有机地结合起来,为重建当代基督性文学艺术倾尽绵薄之力?

首先,我们不应责怪、抱怨或等待、观望,更不应抱不切实际的幻想,似乎要等到外部环境不断改善后才去工作。我们之所以要去除这些想法,是因为每个基督徒只对上帝负责。我们的生命由神圣呼召而来,为上帝而事工,永远不分条件、场合。保罗即使在狱中甚至有生命危险,也仍充满喜乐的信心,难道我们的境遇会比他还差吗?关键在于:我们一定要克服“自己”这个最大的敌人,把所有个我的杂念抛却、抽空,以将一切交给神去安排。因为最卓绝不二的信心、勇气与力量正是从这种委身而来!

另方面,对于教会来说,则应重视那些教会外的信仰力量,普世传道的使命毕竟要比那些教义门派之争更重要。

确然,这个世界如今已颓堕不堪。但基督徒并非是为了以后不属此世的生活才在地上苟延的。上帝之爱定降临此世,基督的泪眼定关注此世,即使此世充满了不义与罪恶。这正是耶稣基督道化肉身启示的永恒性所在。所以,基督徒们的属灵、团契生活是为了肩负起在地上传播福音的使命,如果没有这种爱与关注的对流,,现世大地被神永弃也就成了铁的事实。

仅管这个地上罪孽深重,但神的爱与期望从未停止,祂通过无数基督信仰者的祷告,在发挥着力量。于是,我们便看到,在现代主义穷途末日之时,一股新的精神潜流正越过荒漠向我们奔涌而来。

新的世纪即将降临,同时,二十世纪人类的“浪迹”行为也已达到了一个临界点。在这个临界点上,一切人都逃不过经历一番灵魂重铸的命运。人类能否通过这一试炼而重新与神和好,就要看全世界的基督信仰者能否行动起来,以祈祷和爱的力量,使人类那已污浊不堪的魂体重新返回天父的怀抱。

这一幅二十世纪末的“浪子回头”图景,将在重建当代基督性文学、艺术的事工中率先诞生。

 

作者来自北京,现从事艺术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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