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严家其谈信仰印象记

 

 

 

文/吴牧斋

 

 

 

去年两次学术会议上,有机会交遇一群著名的“海外关心中国前途”人士。其中印象最深刻的,乃是于十一月感恩节期间,与前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研究所所长严家其先生交谈的情况。从其严肃外表看来,严家其给人的印象是做事一板一眼,十分认真的人。但与之交接相处,却又感受到他待人的真诚与和霭;他谈话时,其幽默感更是一丝一丝地展露出来。

严家其基本上肯定了基督教信仰的重要信念,就是承认人的能力有限和觉得基督教之信仰力量是伟大的。他认为一个人要确立某一种信仰,实在是一个殊不简单的过程,因为信仰并不只是因“理解”而产生的,而是整个人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之确立和调整。“理解”只不过是人类大脑的部份功能,若“理解”错误了,还可以作出改变,但“信仰”却是人类的“脑”和“心”综合之一种结果,一旦某种信仰确立了,便会影响那人的生活、思考和行为之各种取向。故此,基督徒在行为模式上与非基督徒是有一定的区别。

谈到他个人的信仰情况,严家其说,他因长期受科学影响,认为“信仰”和“科学”是互相排斥的。但近几年来,他了解到科学作用的局限性——世界上有许多事情根本不能单靠科学来解决的;而另一方面,宗教本身也具有其重要作用,如此,他便开始接近基督教了。

严家其在巴黎期间也曾去过教会,但他现在还不是基督徒。从其言谈中悉察,原因可能有三:

第一是由于习惯性的科学思维方式仍在起作用。他觉得圣经中的神迹和耶稣复活的一类事情,与他的科学信念仍有一段距离。他曾特别问及现今基督徒如何看《约书亚记》第10章中“日头停下来”之事。但当告诉他这段经文有好几种不同的解释方法,他便说:“原来伽利略已经平反了,但那段经文却还没有改变!”

第二是过份重视信仰的虔诚性。他虽然认同基督教的种种教义,但他觉得他还不能像基督徒一样按教会定规去上教堂,同时,也未能完全接受基督徒的行为模式。是故,他于信仰抉择问题犹豫,裹足不前。但看来,他似乎仍是一位深信宗教力量的自由主义者。

第三是受中国文化之包容性所影响。他认为中国受儒、释、道三教影响甚深,相比之下,基督教于中国历史的日子尚浅。故此,很多中国人还是“兼修并储”,未能接受基督教。(笔者案:事实上,广义的基督教早于唐初传入中国。另按某一统计,现时中国大陆基督徒数目达七千五百万人。)关于这一点,我向他解释说:“纵使基督教于中国日子尚浅和接受人数不多,这不该构成信仰问题。因为作为一个中国人与作为一个基督徒,是两件没有冲突的事情;前者是属于民族性的,后者则属于普世性的。”后来,在会议结束的时候,严家其也这样公开说:“基督教不单只是属于西方世界的,而且是属于整个人类的,故此,也属于中国的。”

严家其似乎对宗教名胜和教会建筑物颇感兴趣。他曾游览欧洲重要名胜,如科隆大教堂,也曾赴巴勒斯坦圣地观光,看过耶路撒冷、死海、加利利海和传说中耶稣出生之处。倒是我们在座几位从香港移居北美事奉的基督徒“阅历还浅”,连一处也没有到过(笔者案:没有钱也是重要因素之一!)严家其多次提及要在中国建造像科隆大教堂一样宏伟的大礼拜堂,以致能吸引所有人都前来崇拜听道。他说若能在北京盖建起来,其他城市一定相仿效行。当笔者打趣地问:“可否就在天安门广场中央盖建一座这样的大教堂?”他答道:“最好不要与其他教民居住地区碰在一起,因为伊斯兰教在宣武区之影响力大,故此,可能在崇文区较佳。”

严家其也为改建未来的天安门广场作了一个构思:第一,先要将“如剑刺在北京心脏”的那一座建筑物拔除;第二,博物馆和大会堂因没有什么“煞气”,故可以保留;第三,至于毛泽东纪念堂,则要从南到北打穿通气,让北京的中轴线不受阻塞。乍听起来,有点像地理师看“风水”的味道!

那次会议的主办单位,为使身处异乡的学者们有机会体验感恩节的信仰含义,特于于前夕按传统安排聚餐。笔者因风雪所阻,飞机改了班期,因此错过了该次晚餐。但据一位基督徒观察员事后于信中分享感受谈:“在这个‘感恩节’中,餐桌上不单没有火鸡或洋火腿等应节的食物,甚至在什么地方进食,我们也不知道!然而,赞美神!祂让我尝的不是食物,而是祂对中华民族的爱!”

会议的第一天,严家其以《理性.良知.情欲——基督教、佛教、儒家与自由主义哲学的关系》为题发表演讲。首先,他从一个自由主义者的角度,多方面评价了宗教信仰的重要性和位置。他认为:“宗教和许多有关人生哲学的信仰,都力图消除人的不安,所以它们对人类社会是有重大的影响。由于人总存在着追求安宁的愿望,所以,宗教和信仰是永远不可能消除的。”他又认为:“宗教、伦理和一切信仰体系,都提供了人们内心的规范,这不是依靠外方强制执行的规范,而是人所自愿遵循的规范。信仰愈坚定的人,愈是自觉地遵守这种内心的规范体系。”

对于基督教,他则如此说:基督教把内心安宁的价值标准放在首位。当基督徒在人生道路上,作出一个又一个选择的时候,基督教是容许人按照自己的欲求和理性来作选择的。然而,当这些选择与良知发生冲突时,对于基督徒来说,来自上帝的信心是作抉择时的主要力量来源。良知就是上帝的声音,倾听良知的声音,是接近上帝的唯一道路。”他又进一步说:“良知是人身上的神性。一个人的行为是否符合良知,纯粹是一个人对自己的要求,那些指责他人没有按良知而行事的人,是把个人的价值标准强加于别人身上。任何外来的力量,都不能使一个不愿按良知行事的人去服从自己的良知。一切恶行的成因,都是由于良知的丧失,那些暂时丧失良知的人,只能在他们认识上帝时才能重新发现良知。”

严家其认为基督教和自由主义共通处颇多,两者均强调人的权利和自由,并积极寻求社会合作的秩序。不同处,在于自由主义采用社会公认的规则来限制人的私利行为;而基督教则以人皆有原罪,人性不完善,不能成为“圣人”,故以说服方式劝人倾听良知  上帝的呼声来克制情欲。总言之,法律和良知是具有相辅相成的作用。

对于政教关系,他主张政教分离,认为各种宗教应和平共处,平等地传播。他认为:“在马克思主义信仰体系在动摇和瓦解之中国大地上,不同的宗教、伦理和信仰体系,将以不同的方式赢得人心。”

 

〔笔者按:上述严先生这种见解,实近似于英国自由主义者霍布斯(Hobbes)之看法。霍布斯认为“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中具有两种律,一是“外方规律”(Outer Rules),另一是“内心纪律”(Inner Disciplines)。又认为“自由政治”(Liberal Politics)是“外在欲求”(External Desires)和“内在信仰”(Internal Faith)的结合。事实上,以为现代自由主义是单靠“理性”的看法,现正修改中,如《自由

主义的两个世界:霍布斯、洛克及穆勒思想中的宗教与政治》(Two Worlds of Liberalism:Religion and Politics in Hobbes, Locke,and Mill)一书指出,在英国自由传统中,“圣经启示”和“上帝权威”两者,均是自由主义学说组成的重要部份。近期,另一书《非单靠理性:早期现代政治思想中的宗教、历史及身份问题》(Not by Reason Alone;Religion,History , and Identity in Early Modern Political Thought)认为,路德(Luther)、霍布斯、洛克及卢梭(Rousseau)等人,均将政治置于“权威性历史”(Authoritative History)的范围内来作讨论,而这范畴是不能单靠理性独自来掌握和理解的。严先生的观点,实与上述看法有异曲同工之妙。〕

第二天,当我发言完毕,严家其得知笔者是牧师,便于午饭时坐在一处交谈起来。他说:“你说话声音十分洪亮,概念极为清楚,你讲的话,我句句都能听进去。”他又问及我的信仰经历,我回答说我的信仰经历是极普通和挺平凡的。他说:“我就是相信这一类的经验,因为过于宣扬神秘主义,等于是提倡蒙昧和非理性,叫听众不去思考,这种作法,我会对之保持距离。”他又用射影几何中“变换”和“无穷远线”的概念,向我解释了“有限”、“无限”及“永恒”等概念。他说:“你们基督徒觉得很玄妙,其实这些概念和其他概念一样,是可以精确定义和把握的,对于学数学的人来说,是一点也不难了解的。”但我补充说:“数学的‘永恒无限’与宗教的,可能是有一定差距,而且是属于不同领域的讨论。”

严家其继续说:“中国未来需要一批优秀的布道家。”他个人十分钦崇葛培理(Billy Graham)的为人和布道方法。他曾在华盛顿早餐祈祷会后,与葛培理单独交谈了近一小时,在北京又听过他一次演讲和一次布道。他觉得葛培理为人诚挚、正气凛然,声音洪亮和言词简洁–这些都是他的布道成功之要诀。(笔者案:当然在我们基督徒看来,圣灵动工也是十分重要的因素。)

严家其个人喜欢听的道理,是能听得懂的。他认为讲道者必须自己先将问题想清楚然后才说,讲道者不能讲自己也弄不清楚的东西,因讲道时所面对的听众,大部份不是神学院的学生。一个概念最好能做到不用重覆说明。他不赞成讲道时搬弄种种神学家和哲学家的名字,更不赞同生造别人听不懂的“新概念”,或把现代科学术语硬加到神学中去。反而,比喻若用得恰当的话,是十分有效的。那种在听众面前卖弄学问的“布道家”,是对自己神学水平没有信心的表现。当一位“布道家”讲出一个自己并不明白的概念时,他的“布道”就是“不虔诚”。只有把自己的心献给听众的人,才能成为伟大的布道家。〔笔者案: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Rbetoric)中提到,演讲的说服力来自三项因素:讲者的“品德”(Ethos)、听众的“情绪”(Pathos)和演词的“理路”(Logos),也许就是这个意思吧!〕

严家其特别提到笔者当天早上解释“宗教语言”特性时所举的例子–“纵然看见朋友已进门,我们还是会不厌其烦地说:‘你来啦!’”这个比喻是笔者用来说明为何基督徒无论在顺境或逆境,仍会向上帝说出感谢的话,因为宗教语言本身是一种表达“信念”(Conviction)和“意向”(Intention)的语言。

最后,他强调传道人的思路清晰和嗓门洪亮,是布道时十分重要的条件。我自己听了他的一席话,满头冒汗,犹如上了一门“讲道学”的课程!

似乎,严家其除了晓得“上察天文,下看地理”外,还懂得观望人的相貌气色!在一次晚饭席间,他除了品评台湾若干政要的气色和前程外,也指着席上两位基督徒说:“从你们的眼神和由心而发的诚恳看来,你们当中一位将成为‘中国未来最伟大的神学家’,另一位则会成为‘中国未来最伟大的布道家’。”席间众人都笑起来。那两人虽是沾沾自喜,当然也得推之以“愧不敢当”或“无地自容”一类谦词,谁知严家其却在此时补加一句:“…之一。”被誉者当场啼笑皆非,众人更是哗然大笑起来。

席间,严家其也为另一位大陆学者加上一个新的英文名字——Billy,盖因此人是会议中唯一站着,声音抑扬顿挫,满有表情动作,像布道家一般发言的一位。况且,这人曾公开表示他对葛培理的敬慕与佩服,几乎所有葛培理布道的广播,他都聆听或收看,他更表示将来如果有这样呼召的话,他要成为一位布道家。(笔者案:事后,这位声名日增的新闻从业员,向我要了一份有关葛培理生平传记的参考书目,希望将来有机会为葛培理写一辑专访。)因此“Billy”这个名字真的非此人莫属了!

除了上述幽默感外,严家其更是十分晓得于会议进行中制造轻松气氛。某次发言时,一位台湾背景的讲员提到某一宗教领袖之人格是如何清高时,严家其即插一句说:“那人我认识,并不是那样!”在座者大笑,该讲员也无言以对。另一次,当笔者发言完毕,于回答席下提问前,特请会议主席容许我先作一句补充,此时,严家其即说:“已经一句啦!”我即辩解:“还没有开始呀!”谁知他又说:“两句啦!”于是我反驳:“刚才只是到了‘逗点’,但‘句号’还没有到啊!”结果,又引起哄堂大笑。

主日那天,我们在一个家庭的客厅举行崇拜。是由一位来自东北的弟兄,以其善于广播的声音来领诗。我们唱了“愿我同胞全归耶稣”和一首由“上甘岭”改编的圣诗后,众人的心弦便扣动起来。当一位姊妹以逼切哽咽的声音,为大陆学者们国内亲友代祷时,众人就开始饮泣。到了证道的秩序,此时,连宣讲者本身也是泪盈满眶,声音嘶哑。讲道的讯息很简单,只强调《希伯来书》所言:“人非有信,就不能得上帝的喜悦。”信心是人在理性感到穷尽有限之后,开启通往灵性世界的一把钥匙;当时,圣灵如风吹过,会中所有人均受感,声泪俱下。

会后,严家其是第一个站起来分享感受的人,他说:“我是不容易流泪的人,连‘六四’,我也只是愤怒,但是今天,我感到基督教的力量实在非常伟大,我看到原来海外有这么多的虔诚基督徒,是如此地深爱着我们中国。如果海外的基督徒都能回到中国,去布道,去影响人们,那实在是不得了,这将会使我们的中国发生大的改变。”

在下午的记者会和晚上的公开讲座,严家其重申了上述一段说话,他说:“这次会议对我本人的心灵冲击很大,我虽然还不是基督徒,但我已感受到基督教本身伟大的力量。我感到现在的中国  一个正要逐步走向民主的中国,尤其需要基督教。”

翌日,某报刊海外报的首页标题如此说:“用基督教取代马克思主义,严家其希望中国多建教堂。”其他多份不同报刊杂志又撮录其演讲内容如下:

“中国著名持不同政见者严家其昨天说,在中国彻底抛弃马克思主义意识型态之后,基督教文明是很有可能填补中国社会和中国人的意识型态之真空。”

“关于这点,严家其举出两个原因。首先是基督教给与人一颗‘自由的心’:他认为当人类作出抉择时,往往会依据权威或参考现实的利害关系,但这种做法非但会构成社会问题,也会同时扭曲了个人的人格,使人由心发生矛盾冲突。~FFT64BY2;然而若有一个超然的标准作为抉择时之依据的话,便可以令人摆脱权威和现实的桎梏。对于一般人而言,这个超然的标准是良心;(但对于基督徒来说,则是上帝。严家其相信在某种意义上,良心就是上帝的声音。)”

“其次便是基督教教义能够补中国传统文化之不足。严家其说,共产主义在中国已经破产了,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的理论也不再行得通了。但一个国家不能没有信仰,因为这样会导致很多问题的出现。中国未来单靠复兴儒家思想是不够的,况且它过往是带有专制的性质。当然儒家作为中国的传统的文化,是有许多值得保留和学习的地方,但当中“完人统治”的观念,却带来或容许了毛泽东和邓小平等人的专制。因此,在后共产主义和后邓小平时代,中国人需要寻找一种精神力量,更需要有一新的的意识型态来代替旧有的,而启导民主与人权观念的基督教,便正好是这种改变中国和引导中国迈向多元化的新力量。”

“严家其说,一个人信仰基督教,实在是一个很不简单的过程,他目前虽然还不是基督徒,但他却感受到了基督的力量。他说,他看到各地的华人基督徒,正以他们的心智热爱着中国,他们希望中国一步一步走向民主自由和繁荣富强。基督教一旦进入中国,将是一个了不起的力量。”

“严家其希望将来有一天,在北京、西安、上海及武汉等地能建起一批教堂,在中国土地上能有一批优秀的布道家,向中国人传播主耶稣的福音。”

“严家其说,美国的立国思想是值得人们深思的。因为人是不完美的,所以要有政府;而政府同样是由不完美的人组成的,所以政府的权力要有限制。而在今天的中国,人民的权利却不受保障,政府和当权者的权力也不受限制。~FFT64BY2;严家其说,他认同基督教的主要理念。理念之一就是人的不完美性而人的能力之有限性,任何人都不例外。但基督教却能用最大的爱,来接纳一切不完美而又愿意献身基督的人们。”

去年十二月我寄给严家其的圣诞贺卡中曾这样写道:“我们基督徒会一直为国家祷告,而且基于信仰的缘故,将自己献身于中国的前途。我们也会为先生的个人信仰祷告,希望藉着圣灵的工作,您对圣经那些难题能解决,而对圣经启示的信息和信念有所体会。您已经开始阅读《约翰福音》吗?(笔者案:在我们讨论如何读《圣经》时,我曾建议他先读《约翰福音》。)深盼将来再有机会一块聊天,并且有一天,我们一齐坐在北京那所新建大教堂内敬拜上帝。”

基督教不单能成为一个人安身立命的信仰,基督教所引申出来的社会涵义、政治涵义和文化涵义,更能成为移风易俗、改革社会和推动历史发展的巨大动力。我们真深盼所有关心中国前途的人士,不单从理论层面去探讨基督教文明如何能擦新中国的历史文化,更能接受基督教信仰,成为个人人生“夜航”时的指标!

 

后记:本文初稿完成后,心中曾有犹豫,不知刊发与否,因未知严家其先生本人如何反应,故特将文稿先给他寄上,征询他的意见。笔者于信中提到:“这次对话的经历是具有记录下来的意义。”出乎意料之外,严先生不单慨允本文刊发,更对其言谈部份作了较详尽的补充。他在覆信中说:“很高兴收到您的来信,文章作了修改,也许改动多了些,本来不应多改,但谈及‘信仰’,我是抱着‘信仰之心’来改的,就像讲道一样,要让读者更好地了解讲话人所表达的意思。”笔者的忆述本来是“印象模糊”的,现经此一改,本文就变得更为“翔实丰富”了!

这次会议中,很多学者都有特别的经历,甚至包括列席的采访记者、工作人员和观察员在内,众人的心灵都受到极大的震荡。有出席者如此说:“这不仅是一次学术会议,作为一个学者,一个普通人,我的心灵得到洁净。”(笔者案:详见香港《突破》杂志第233期的报导。)这次会议事实上是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诚如会议主持人在会议资料汇编的前言写道:“如果说人间历史是上帝和人合写而成的,若干年后,当‘基督教文明与中国社会现实研讨会’的与会者们回首往事时,也许会发现,我们在此时和上帝做了件大事情。”

 

作者来自香港,曾任杂志编辑、神学院讲师及教会牧师,现于美国南部攻读哲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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