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和人生的迷失之作——从《废都》看当代人文及贾平凹的人生探索

 

 

 

 

文/周圆

 

 

 

(一)

 

大陆文坛冷清了许多年,当代中国似乎进入了一个失却了文学“轰动效应”的时代。作家对社会人生的思考、感应、以及由此而生发的文学使命悄然间发生了时代性的巨变。“以文载道”已经属于历史。当代中国作家的生活触角比以往任何时代更深入地触及到生活的里层。许多过去为文学而“体验”生活的作家已经不甘做生活的“钦差大臣”,他们不仅“下海”试水,甚而至于彻头彻尾地潜入“海底”,做起了名符其实的“文化商人”。当代中国人的价值观念在商品经济的大潮中发生的巨变远非外人所能想像。与此相关,人的道德观念、审美取向也发生了全方位的转移。作家作为社会的人,在这种大时代的动荡与骤变之中,茫然不知所措也就在所难免。

当商品经济的大潮裹挟着各方思潮汹涌而来的时候,文学却转入了低谷,纯文学作品出现了颓势。今天的大陆作家似乎难以静下心来思考社会人生的命题。在一个价值观念发生骤变的时代,作家委实难以把握所谓真正的“时代精神”。

今天的中国文坛,不会再有鲁迅。不是因为今天的作家失去了直面人生的勇气,更不是因为作家已经找到了人生的方向,而是文学失去了“使命”。作家和读者在经历了时代的变迁、社会的转换、人生命运的无定之后,对人生的去向失去了以往那份执着的认真。作家对生活的调侃比严肃的解剖更容易博得喝彩。中国文学“玩”深沉的时代告一段落了。

这是一个文学迷失的世代。因为,首先迷失的是人以及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念。

在这样一个迷失的世代,贾平凹推出了他的小说《废都》。

此书一面市,立刻引起轰动,一时洛阳纸贵。据说大陆文化人见面必谈《废都》,不谈就显得“落伍”。街头地摊,《废都》当然更是炙手可热。有人称《废都》为当代《红楼梦》、《金瓶梅》。也有人嗤之以鼻,喟叹贾平凹“江郎才尽”,“废人”写了“废都”。

一部文学作品引起轰动且毁誉掺半是文坛常事。从七十年代后期文革结束到八十年代前期改革开放,当代文坛曾出现过几波“轰动”。最先是伤痕文学,其后有反思文学(或称“问题文学”)、知青文学、改革文学……这样的名称及归类是否科学我们不必理论,总而言之,这些被评论界冠以各类名称的文学作品都是时代的产物。它们无不以其对社会人生的严肃思考、深刻剖析而引起社会的警觉。它们所产生的“轰动效应”对于社会的变革、人性的觉醒曾起过积极的“催化”作用。

《废都》的轰动效应会如何作用于今天的中国?

 

 

(二)

 

《废都》的轰动效应与当代文坛上任何一部引起轰动的作品截然不同。从作品的命意讲,它不是一部“警世”之作;从文学价值讲,它既没有为当代文学画廊增添一两位呼之欲出的新鲜人物,又没能在题材或文章作法上有何“探索性”亦或“成就性”突破。它引起轰动的主要原因是书中大胆的性描写。

有人称《废都》冲破了当代文学“性禁区”。其实,在当代文学中首先冲破“性禁区”的是张贤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而非贾平凹的《废都》。《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也曾因性描写而遭争议,但即使非议者也无法否认张作中的性描写沉淀了厚实凝重的社会内容。《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中的性描写是揭示主题、刻画人物性格命运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张贤亮在性描写中所彰显的不是人的动物性本能,而是人被造物主赐与的带有人性尊严的“性”。因此,张作中的性描写实际是一场“人性”与“非人性”的征战,是“尊严”与“屈辱”,“合理”与“悖逆”之间的冲突。所以,作品中主人公的“性压抑”与“性释放”所标示的不是生理学上“性意识”的抑扬,而是“人性”的扭曲与伸张。性描写奠基于这样的主题命意之中,作品带给读者的就不是感官刺激而是震撼人类良智理性的思想艺术力量。

《废都》在性描写上虽不是当代文学“开禁”之作,但作者的性描写手法却非常“前锋”。作者不惜笔墨地渲染主人公庄之蝶与他的女人们“性游戏”的过程,以至于性描写成了《废都》的“注册商标”。

一部文学作品在性描写上的成败高低并不单纯取决于作者手法的“雅”或“俗”。手法是为内容服务的,文学作品的主旨是“写人”以及“人”活动于其间的“社会”。即使今天人们不谈文学是“为人生的艺术”,但至少不能退化到将“文学”等同于“生活”。所以,作品中的性描写就不能从生活粗坏中照单全收。它无论以何面目出现,总该有思想艺术的蕴力和张力;它必须与作品主题的揭示、人物性格的“形成”有着不可分割的机缘。它应该溶于作品的命意之中,渗透到人物性格刻画的全部过程里,而不该游离于主题,飘浮在人物性格发展之外。简言之,应该是为“写人”而写“性”;否则,性描写就与色情录相带无异了。

《废都》中作者着意塑造的主人公庄之蝶是以“文化名人”的身份出现在作品中的。作者在这个人物身上寄托了自己的人生阅历和哲学思考,意在通过对“这一个”的塑造,表现当代人的生之困惑,从而诠释功名利禄皆虚空的人生哲学。可是,在作品中这个“文化名人”出场的重头戏几乎全被性爱镜头垄断了。人物的生理性取代了社会性,性需要取代了心与灵的需要。人物的“共性”与“个性”被泛滥的性描写淹没了。作者想借“这一个”而表现的生命主题因着不相干的性描写而大大地弱化了,这不能不说是作品中的败笔。

《废都》中的“败笔”却成为“注册商标”,在商品竞争中独占鳌头,这种“逆反”现象就不是文学可以解释的了。有人称这种“反常”为“废都现象”,此话是颇有见地的。“废都现象”不具有文学意义,而它在社会学上所宣示的意义则超过了作品本身。

 

 

(三)

 

现实主义文学对社会人生有不容置疑的“观照”作用。一部写实的文学作品,不管作者主观倾向如何,不管作家如何以“变形”、“变态”的笔调调侃人生,作品中的“客观描写”总会或多或少,或宏观或微观地再现人物存在于其间的“那一个”真实社会;同理,作品表现出来的“客观思想”也可能超越作者的“主观局限”。《废都》亦不例外。

贾平凹是一个人生境遇、哲学思索,艺术追求多转换的作家。他从乡村走向都市,从默默无闻、自卑而羞怯的文学爱好者变成一位在当代文坛上可领一路风骚的文学新秀。他有田园诗人般的清纯气质,又有从功名利禄中滚爬出来的愤世嫉俗;他有洞察世情人心的敏感,又有对人生命运的迷惑;他倾向出世,却又被世俗捆绑;他崇尚思辨,却缺乏真理的光照。贾平凹像是一个从山坳里被带到人生顶峰的人,跋涉途中,他痛苦过,快乐过,追求过,抗争过,失败过,成功过。在生命的路上,他一路风光看过,及至到达顶峰才蓦然惊悟:人生不过如此。

贾平凹把自己“成功”后的“失落”写入了《废都》。在这部作品里,作者诠释的人生命题就是人生意义的“失落”。作者清楚地看到人的“有限”,不管人活到啥份儿上,谁都挣脱不了命运的摆布。这点认识是作者人生阅历的一次升格,在这样的“升格”中,作者的心灵已经无法从属世的“荣耀”中得到满足,作者原先所看重的功名利禄全成了虚空。这是作者人生思考的一个转折,在这个转折点上,他或者可以转向真理,去寻找那个掌握人的“有限”的“无限”,发现宇宙万物间的那个永恒,从而找到人生真正的价值。他或者转向谬误,将人生有价值的和无价值的统统毁灭,将人生引向虚无。贾平凹转向了后者,于是有了《废都》。

《废都》从标题到内容都带着浓厚的颓废色彩,全书回荡着末世气氛。作品里没有一个人物是真正活出“人样儿”的,连过去在贾平凹的笔下清朗如月的村姑到了《废都》里都变得浑浑噩噩了。

这是一个灵魂没有归宿的《废都》。活在“废都”里的人都如作者一样,不知道自己从那里来,也不知道自己往那里去。作者借书中人物周敏之口吐出了自己心中的郁结∶

“我走遍东西,寻访了所有的人,我寻遍每一个地方,可是到处不能安顿我的灵魂。”

灵魂无归处是人生最大的悲剧。作者写作《废都》时主观上并没有看到这一点,但作品的“客观思想”却在这一点突破了作者的主观局限。同样,作者写《废都》并不在意于“揭出病痛,以引起疗救的注意”,但作品对客观环境的描写却真实地再现了当代中国传统崩溃,道德失落,信仰幻灭,精神虚空的非人性状态。可惜作品中潜伏的一点“警世”意味被性描写冲淡了。

 

 

(四)

 

《废都》不是一部悲剧题材小说,但作品含有隐避的悲剧意味,它是作者心灵苦难之作。作者在后记中有着这样的剖白:

“我不知道这部苦难之作命运又是怎样。……我每日围坐在书桌前目注着那四十万字的书稿,我不愿动手翻开一页。这一部比我以前的作品更优秀呢,还是情况更糟?是完成了一椿夙命呢,还是上苍一场戏弄?一切都是茫然,茫然如我不知我生前为何物所变,死后又变为何物。我便在未作全书最后的一次润色工作前写下这篇短文,目的是让我记住这本书的无法向人说清的苦难,记住生命的苦难中又唯一能安妥我破碎的灵魂的这本书。”

企图把“破碎的灵魂”安妥在“废都”之中,是作者文学、哲学、人学思考的失误。

贾平凹在人生和艺术上是个不倦的寻求者,他曾追求过三种境界:

“第一境界是单纯入世,即以童年眼光看取生活;作品写得单纯而抒情,多写生活美,但比较浅。

第二境界是复杂处世。随着年龄的增长,接触社会面广了,交往的人多了,阅历丰富了,越来越体察出社会矛盾的错综复杂,艺术修养也有所提高。

第三境界是单纯出世,这是对世界最深刻的认识和最准确的把握。”(参见费秉勋《论贾平凹的创作方法和创作思想》)。

关于这第三境界,贾平凹曾有过这样的解释:

“作到神行于虚才能不滞于物,心静才能站得高看得清,胸有全概,犹如站在太空观地球。”

这第三境界其实是人的智慧不可企及的。贾平凹没有认清这一点,所以他在追求这“第三境界”的时候,反而在文学和人生的路上迷失。

贾平凹要从迷失的“废都”中走出来,进入他的“第三境界”,唯有靠上帝赐智慧。

迷失的中国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作者来自南京,曾任记者和编辑,现住美国加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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