哦,我们的钥匙丢了

 

一位中国大陆学生上了四年大学后发现,校园并不像她最初想像那般宁静、纯洁,当她即将告别校园时,写下了这篇随感。尽管文中的判断、结论未必都是准确的,但她却提出了一个发人深思的问题。

 

 

 

文/吴涛

 

 

 

有人说,现在的大学生活得真不易,他们降生在一个信息爆炸、瞬息即变的时代,航天飞机、宇宙探险、足球大战、试管婴儿、变性人、股票、房地产,一会儿琼瑶,一会儿王朔,一会儿又冒出个曼哈顿的中国女人……接踵而来的浪潮,对涉世未深的大学生来说何以招架得了?

也有人说,现在的大学生活得太容易,不用天天去想历史责任,不用承担沉重的家庭负担,不用费尽心机地反思、归纳自己是垮掉的一拨儿,抑或是奋进的一拨儿,也不必像父辈那样“为了解放全人类,小车不倒只管推”。他们说自己天生的本能就是购买世界。

不论是容易还是不容易,当有关人士冥思苦想地把这拨儿人定义为,世纪末徘徊在历史与未来夹缝中“迷惘的一代”时,他们只管躺在录音带、录像带上消费那些浅尝辄止的泊来品,或是在一阵痛快淋漓的“迪斯科”后,望着窗外缤纷的世界,吐出一串烟圈,悠悠地说:“哦,我们的钥匙丢了。”

你有你的活法,我有我的世界,干嘛非得理解万岁;都是苦孩子,人家犯不着憋着一肚子委屈听你往外倒苦水。

如今“热线”正时髦。这玩意儿在电台、电视台、报章杂志、各种群众组织都有,“青春热线”“少女热线”“心理咨询热线”五花八门,举不胜举。按照一位热线主持人的话说,起先“热线”专为心理不健康者、失恋者、失意者、有事想不开者和闲着没事闷得慌的主儿开设,但谁料,蜂拥而至的大多是健康可爱的青少年,其中更少不了那些天之骄子,所以才有越来越多具备商业头脑的人看中了这个潜在的大市场。

我问一位刚刚“热线”完的大学生,“你在学校是学生干部,朋友那么多,干嘛偏求助热线呢?”他仿佛吃惊于我的不谙世事,“有些话怎么能随便说?我打这种电话从来都不吐露姓名。其实,那不过是一种发泄,就像上厕所一样,把心里的邪念、软弱、悲哀、混乱等都倒在某个地方,明天好规规矩矩戴上面具去见人。不错,我的朋友很多,可多是利益之交,知心的一个也没有。跟你幽回默吧,我是打算从政的,万一将来有人把我小时候说的话抖落出来怎么办?你没听说过美国大学凡要从政的学生,连辩论赛都不敢参加,不能留尾巴呀!”

不过,在大学里,这种志向高远者毕竟是少数。一位没事就打“热线”的朋友道出了大多数“热线”嗜好者的心声:“其实打热线就是找个倾吐对象,所谓主持人不就是听人诉苦的么!现在的朋友都是点头之交,面子事儿,这世道谁能保证一辈子不求人?多一个熟人,多一条路,多一个朋友,多一分利嘛。只不过朋友早就从君子之交移作实用之物了。更何况,人家也有自己的难处,都是苦孩子,凭什么听你倒苦水。就是听了,还不是各有各的活法,各有各的世界。有一次,同学聚会,谁都说自己的苦,谁也劝不了谁;你一套,我一套,跟结构主义差不多。”

“不是有一句话叫理解万岁吗?”

“吓,这是哪辈子的事了,现在理解值几个钱?早改金钱万岁喽!”戴眼镜的女学生说这话时就像拿了一件不想要,却硬塞给她的东西一样。

有人说,大学生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迫切渴求“自己的天空”。宿舍的空间被床铺割据,推开门,不见人,只有一个个挂着帘子的“小包厢”,喊一嗓子,呵,帘子后立时伸出七、八个脑袋来,着实会吓你一跳。刚开始,挂帘子是女生为了生活方便,后来小伙子们干脆也“垂帘听政”,帘子后面的世界越来越精彩。

那就是你们所说的“自己的天空”?是寂寞?孤独?还是无所顾忌?

“不知道,反正人与人已被理智和物质分解,就像水被分解成为二个氢原子一个氧原子那样。人想的不一样了,还理解什么?万岁什么?”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的确叫人为难,一方面人们在波音飞机、高速公路、电报传真、大哥大的帮助下,日益扩大着交往的范围。国界、洲界全不当回事儿。两个陌生人可以迅速熟稔,两个不同地域的人可以隔山隔海谈笑风生;另一方面,人们又越来越多地受到了机器的操纵,物质利益的操纵。现代物质文明在使人类生活走向舒适和富足的同时也为人心制造了一层层厚重的隔膜,人与人不得不在微笑间戒备提防,就连同学相互抄抄笔记也得在心里先设出一大串问号。人们,在笑容可掬、温良恭俭让的背后,却有一颗像大街上冷冰冰矗立的“火柴盒”般的心,任凭你是阿里巴巴,也千呼万唤打不开。在这奇怪的二律背反后的深处,时而隐隐约约传来先哲从天堂发出的冷漠声音:“他人即地狱。”时而又从人性的欲望中唱出一首温暖的歌:“让世界充满爱。”

某大学生曾公然宣称“懒得恋爱”。曾几何时“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如此神圣的感情束之高阁,恋爱被分解为“谈心”“玩玩”“合同”以及“让我一次爱个够”,这世界上还有真情吗?

大学校园曾有恋爱乐园的美称。杨柳依依,清风习习中,亚当夏娃们双双对对相依相偎,堪称校园一绝。可不知从何时起,一对对金童玉女尽管依旧谈笑风生,却不见勾肩搭背的亲昵之举,正疑惑是不是我们又回到了宝哥哥、林妹妹眉目传情的时代,一位热心人指点迷津:“这是谈心,而非谈恋爱。”

我茅塞顿开,不禁佩服起现代人的精明。这法子既可满足男女交往的需要,又呈发散型结构,绝不是早先的“两点一线”所能媲美,实在是一本万利。据一位有不少于十个女朋友的男生自述,他的女友一概是介乎朋友和恋人之间的模糊综合体,这样做的最大妙处是,再不用为了一个女孩囊中羞涩,死去活来。去咖啡厅吗?行!AA制;耍小性儿吗?对不起,拜拜,要死要活地爱,多累呀?

另有位老兄更透彻,“还四目相对地朦胧啥,来点真格的吧!”没有过秘密传纸条、政治审查、阶级考验、“八年抗战”那种痛苦而传奇的恋爱经历的年轻人,哪里有那么多的顾忌?白天刚认识,晚上就手挽手地进舞厅,以下的发展速度呈波音747式,有的宿舍竟然六对男女共居一室,相安无事。据说这六对原来都分散行动,只是觉得那样反而不方便,不如调到一块儿的好。至于校外租房刷夜的已不是新闻。历史的车轮辗转了两千多年,才碾碎了男女授受不亲而进入正常人际交往的阶段,不料,这之后它却以令人咋舌的速度冲向了时代的最前锋,我说帅哥靓姐们,咱们悠着点儿行不?

前一阵,社会上有一股风,男人要当“快乐的单身汉”,女人要成为“单身女贵族”,可这并不等于一个人过日子,身边无红粉。无聊何以自慰?何况有这等追求的人大多属先锋派人物。他们的世界中,男女各自半边天,谁说只能“金屋藏娇”?款姐们玉指一弹,照样有七尺高的汉子俯首贴耳。商品经济么!各取所需,按劳取酬,谁也不欠谁,给钱的理所当然,拿钱的理直气壮,“情义无价”是医治葡萄树下狐狸们的红眼病的。

这股风很快也吹到了大学校园,小姐们“傍大款”被视为正常,浑身珠光宝气的女学生,周末大多坐着专用小轿车扬长而去。最近又多了种“女飞人”,周末坐着飞机和南方的大亨们幽会,周一再飞回来上课。与此同时,那些中国的拉斯蒂涅和吕西安们也不甘寂寞。二十多岁的男大学生傍一个三四十岁的大姐,寻求刺激者有之,借女强人之光改变命运者有之,反正双方都清楚这是玩玩,或文明地说相互慰藉。总之,这种关系不用负责任,来无影去无踪。“爱情”在许多年轻人的脑子里,成了名副其实的因需生产,以质定价购买。

想起来人的观念变得真快呀,听我们爷爷辈的说,三十多年前反右派时,不少恩爱夫妻被强迫离婚,有重情者竟抛弃一切提升、享受的机会直等到三十年后对方平反昭雪,那些令人潸然泪下的故事对我们这拨儿人来说就像在教堂听圣经。在我们的周围是“五年制合同”婚姻,是数不清的婚外恋,一家两制,对内安定,对外搞活;就连十六岁的花季们也懂得,要找个爱我的人当丈夫,我爱的人当情人。

有位老兄在报上撰文大肆批判林黛玉:“林妹妹有什么好?除了无病呻吟就是使小性儿,如果天下的老婆都像她,谁去煮饭、烧菜、洗衣、换煤气?内政、外交、公关文秘谁来应酬?”可叹曹雪芹早该懂点实用主义,免得杜撰个林黛玉坑害不明真相的无辜少女。

当然也有“让我一次爱个够的”。一位历经沧桑的女友曾苦苦依恋着她心中的那位白马王子,但王子去了南方捞世界,顺便捞回个金夫人,把她甩了。我担心她会从此一蹶不振,可半年后相见时,她已把班里的男生指挥得团团转了。用她的话说:“他甩了我,却给我一种经验,使我懂得了男人真正需要的东西,我会操作了。恋爱这玩意儿,说到底是技术活儿。”

年轻的大学生,在他们还没有完全涉足社会、涉足家庭时已懂得了爱情中如此庞杂的含义。然而当他们在寂静的夜空中独自面对黑暗辗转反侧时也会惊讶地发现,谈心、玩玩、合同、一次爱个够,哪个层次都有了,唯独没有真情。真情汩汩地在血液中流淌,仿佛在流泪,为那些在孤寂中冥想的年轻生命流泪。

没有爱,太阳照常升起,月亮依旧落去,芸芸众生仍然一会儿东一会西地营求生计,可家里的钥匙丢了呢,你不急着找?

这世界怎么了?除了明晃晃的钱还有什么?恋爱是技术活儿,婚姻是搭伙过日子,真善美越变越像馍糊数学,有正义感和英雄气概的血性男儿成了稀罕之物。一个女大学生不无悲哀地说:她就崇拜过两个人,一个是三毛,一个是曼哈顿的中国女人,结果呢,一个自杀,另一个据说是冒牌产品,多扫兴!大街上看一个姑娘挺顺眼,可搞不清那鼻子眼睛是不是原装,就连她说话的声音都可能是被改造过的,如果一个人整天抱着个仿造品,你说腻味不腻味!

大学里每到六七月就会出现一种奇怪现象,即将离校的四年级生拎着酒瓶摇摇晃晃酩酊大醉,之后回到宿舍抱头痛哭,唏嘘长叹。难解难分吗?事后问及,答曰:“哪里,哪里,不过是感叹于从此之后自己将变为一叶小舟,抛入惊涛骇浪之中,生死未卜呀!”“有那么惨?你们不是有文化、有知识吗,就凭这点还能混不出个样子来?”我见他酒已全醒才敢把这严肃的问题提出来。

“你也太不像现代人了,这日子知识能卖几个钱,你问问那些倒股票发了的、开公司的,有几个是高级知识分子,就算有个把又有几个是满腹经纶的大学者?你不懂,读书太多的人大多也会思想太多,顾忌太多,商品经济,不需要这号人。”听了他的话我也恐怖起来,作为具有一定文化层次的大学生,处于高雅文化的熏陶下,却要面临一个俗不可耐的大千世界,尤其是当你发现自己所受的一切文明教育将要在这个生存空间被异化、被吞没时怎能不恐惧、忧虑呢?

于是,在大学生的床头书中,文学名著越来越少。有的竟不知巴尔扎克、托尔斯泰何许人也。可谈起港台歌星、名牌新潮却津津有味。他们只会欣赏周润发的英雄片或史泰龙发达的肌肉,宁肯吃一顿诸如武侠、风水、算命、卡拉OK之类的文化快餐,也不去感受文学名著撼动人心的力量。他们有他们的道理:“看那玩意儿忒累!”不过爱读书的也大有人在,加缪的散文体哲学小册子,米兰.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村上春树的《挪威森林》以及中国侃爷王朔的众多作品。无论是加缪笔下的局外人,还是托马斯在生命的轻与重之间颠来倒去;无论是在经济动物的人群中保持着人类自然品性的主人公,还是王朔笔下的顽主们,都使人在一种无恨无爱中感受着生活的无奈。

于是,你又会发现,当你在校园里拉住一位男孩或女孩,跟他(她)谈谈社会人生,准会有双眼睛像盯着出土文物一样瞪着你,碰上心软的还会好心开导一番:“累不累呀,忒闷了吧,来,我给你看看手相。”

如果到了傍晚,你走进校园的咖啡厅、舞厅、酒吧,就会明白那种眼光实在能理解。80分贝的高音箱,无拘无束的舞步,加上少量的尼古丁和咖啡因,犹如一场能烤干灵魂的大火,没有爱的羁绊,没有人生的猥琐,只有全身心的放松、痛快淋漓的宣泄。大四的同学告诉我,这是一种活法,不求生活的深度,只求生活的快乐。“人生干嘛非弄出个子丑寅卯,你没读过那句话:人们一思索,上帝就发笑。其实人得想得开,没有爱,太阳照常升起,月亮依旧落去,芸芸众生仍然东一回西一回地营求生计,唉!就那么回事,干杯!”

如今我也大四了,每想起那位老哥的话真有点不寒而栗。如果说世纪末的这种思潮原本来自发达社会带给人的异己力量,那么我们这个有着五千年历史文化底蕴的泱泱古国,才刚刚向现代化迈开最初的一步,也不可避免地要承受这种力量的冲击?我们是大国,更是穷国,人还得需要信念的支撑,需要一种奋发进取的精神。可怕的不是我们丢了钥匙,而是懒得把它找回来。十年前有过一首这样的诗:

天,又开始下雨,

我的钥匙啊,

你躺在哪里?

我想风雨腐蚀了你,

你已经锈迹斑斑了。

不,我不那样认为,

我要顽强地寻找,

希望能把你重新找到。

太阳啊,你看见了我的钥匙了吗?

愿你的光芒为它热烈地照耀。

我在这庞大的田野上行走,

我沿着心灵的足迹寻找,

那一切丢失了的,

我都认真思考。

 

 

本文原载于《中国青年杂志》

《“哦,我们的钥匙丢了”》 有 1 条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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