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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之争——关于创造论与进化论的一些思考/里程

 

 

 

文/里 程

 

 

 

一、生命的起源

 

在生命起源问题上,创造论和进化论的观点截然不同。创造的模式认为从原始到高级的各种生物都是由大能的神各按其类造出来的;生命只能源于生命,各种生命皆来自永生的神。但进化模式却认为生命是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由无机物变成有机物,由有机物演化出氨基酸、蛋白质,最后演化为最简单的单细胞生物,产生了生命。和宇宙的起源一样,生命的起源已经完成,超出了科学研究的范畴,无法直接用科学方法阐明,我们从几个方面来比较一下这两种模式的合理性。

 

米勒的实验

 

1953年,生物学界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James Watson和Francis Crick发现了去氧核醣核酸(DNA)的双螺旋结构,揭开了生物遗传的秘密。另一件事是米勒(Stanley L. Miller)从无机物中制造了氨基酸等重要的生命所必须的物质,被认为是支持生命由无机物逐渐进化而来的“无生源论”的重要科学证据。米勒当时是芝加哥大学的研究生。他模拟人们认为的在生命出现以前的原始地面气层的成份,在一个烧瓶中加入氢气、甲烷和氨等还原性气体和水蒸气。将烧瓶密闭后插入两支电极,通电后可以产生电火花。七天后,他从烧瓶中收集到一些有机物,其中竟有几种氨基酸!他的实验结果轰动了科学界。因为蛋白质是由氨基酸组成的;按恩格斯的说法,“蛋白质是生命存在的形式”,有了蛋白质,生命的产生就指日可待了。因此,米勒的实验所揭示的也许就是生命从无机物起源过程中的重要一步,证明生命是进化论而来的。

四十年来,米勒和其他人用类似的实验方法,利用不同的能源,如紫外光、高温、震动波等,又从还原性气体中获得了更多种类的氨基酸、葡萄醣、核醣、核酸所含的几种碱基等生物体内含有的重要有机物。然而米勒的实验并不像当时许多人预想的那样,拉开了创造生命的序幕。相反,对米勒的实验的意义,人们提出愈来愈多的质疑。比如,关于反应物的浓度问题。米勒实验中所加入的反应物(各种还原性气体)的浓度远远高于原始气层中这些气体的实际浓度。反应物浓度低,则这种由无机物生成有机物的合成反应就难于进行,或者一旦合成后立即又会分解。有人指出,按米勒和他的同事们所假设的原始气层环境计算,米勒实验中制成最多的甘氨酸的分解速度比合成速度快,因此在原始大气层中形成的甘氨酸的97%在抵达地面之前就分解了,剩下的少量甘氨酸要扩散到三十英尺深的深海中才不致被紫外光破坏。再则,有人推算,米勒实验中的电火花在两天内提供的能量相当于原始地球表面四千万年所接受的能量的总合。也就是说,米勒在烧瓶中观察到的化学反应,在实际原始气层中是难于发生的。

李志航在《科学对基督教的挑战》一书中说,“怪不得连从事此项研究的Brooks与Shaw两人都得承认:‘这些实验宣称是无生物的合成结果,实际上却是藉着有高度智慧与活生生的人精心设计而成功的。’”坚持进化论观点的美国国家科学院在一本1984年出版的书内也坦承道:“我们能不能有一天研究出导致生命来源的化学进化过程?这个问题可能没有答案。就算一个活细胞在实验室里制造出来,仍不能证明自然界在数十亿年前采用同样的步骤。”

然而,米勒实验遇到的最严重挑战却是关于原始大气层的性质问题。长期以来人们认为原始大气是还原性的,没有氧气存在。由无机物合成胺基酸等的实验也是在无氧状态下进行的。如果有氧气存在,这种合成作用或者不能发生,或者分解作用超过合成作用。近一、二十年来关于原始岩石及太空研究的资料指出,地球的大气层中不一定含有大量的甲烷、氨气等还原性气体,而且有含氧的可能性。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无人驾驶的海盗号(Viking)太空船在火星登陆后发现,火星没有生物存在,但火星却有氧化性的气层。因而地球的原始气层中含氧的可能性是不能排除的。虽然对于大气中含多少氧气才能完全阻止氨基酸等有机物的形成,尚无定论,若地球的原始大气层中确实含有氧气的话,米勒等人的实验的意义就当完全重估了。

 

DNA的形成

 

退一步说,既使米勒等人的实验确实在原始大气中实际发生过,也就是说,假定氨基酸等能在原始大气中由无机物产生,这离生命的起源仍然还有遥远的距离。生命有许多特点,最主要的是要有新陈代谢(Metabolism)和繁衍后代(Reproduction)的能力。这两种能力都来自于DNA的功能。生物的新陈代谢是由基因调控的,而基因则是DNA的片断。除少数原核生物(主要是植物病毒)靠RNA繁殖外,绝大部分生物都由DNA的复制实现繁殖的。所以,要产生生命,首先要产生DNA(或RNA)。最简单的生物噬菌体(专门吃细菌的病毒)就主要是由一个外壳和内含的DNA分子组成的。但DNA的自然形成面临着两大难关。

DNA本身并不复杂,是由四种不同的核 酸相联而形成的长链。复杂是DNA分子中这几种核 酸排列的顺序(Sequence)。DNA正是藉着这四种核 酸的不同排列顺序产生了不同的基因并由此产生不同的生物及其他生命所必须的化合物。像我在第一章提到的那样,这四种核 酸在DNA分子中不同排列组合的可能性之巨大,远远超出人们的想像。然而这些巨大的排列组合的可能性中,只有一种可能性是可以产生第一个生命的。自然产生这一正确组合的可能性之小就不难明了了。梁斐生在《真金不怕洪炉火》一书中引用过1967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爱根博士(Manfred Eigen)的演讲中所说的话:“一个含有221个核 酸的分子,其复杂程度的数学量等于这些核 酸所能形成的不同排列的总和一共是4 (4的221次方)或者是10 (10的133次方)”,而“10 个这样的分子就足以充满整个宇宙”!这10 次随机组合之中,只有一次组合是可以产生第一个生命的。这是什么意思呢?如果让这10 个分子随机组合,而组合的速率为每秒一万次(10 ),假设宇宙的年龄为三百亿年(10 秒),那么,从宇宙形成到现在,一共可以产生的组合方式是10 次(10 x 10 x 10 ),还不足以产生一个有正确核 酸排列组合序列的DNA分子!根据美国太空总署的资料,最简单而“有生命”的蛋白质分子至少含有四百个氨基酸。也就是说,需要至少由一千二百个核 酸组成的DNA分子使该蛋白质能够产生。人们在最简单的原核生物中看到的DNA分子,含有几千个,而不是221核 酸。可见,无论宇宙的年龄有多长,“进化”速率有多快,单靠随机组合而产生第一个生命所必须的 DNA分子的可能性几乎等于零。

其次,DNA分子形成时,需要一种叫DNA聚合 的蛋白质,把一个个的核 酸连接起来成为DNA分子。但我们知道, 是一种蛋白质,要在DNA链上的基因的指控下才能合成。像“先有蛋还是先有鸡”的问题一样,在第一个生命产生之际是先有DNA分子呢还是先有这种DNA形成时所必须的蛋白质(DNA聚合 )呢?答案是,必须两者同时形成,缺一不可。凭机遇单是形成DNA分子已几乎无可能,更何况,还要靠机遇同时形成DNA聚合 。如果一定要用进化的、随机产生的观点来解释第一个DNA分子的形成,未免过于牵强了。

 

化石的证据

 

如果生命真是从无机物逐渐进化而产生的,然后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不断进化的话,化石中一定可以找到这种进化的证据。可是化石的证据对进化论的观点是非常不利的。在地质和古生物学界,把寒武纪早期(约5.7亿年前)作为“隐生宇”和“显生宇”的分界。因为在寒武纪之前的地层几乎找不到生物的化石,而寒武纪早期,几十个门(Phylum)的动物的化石突然同时出现,被称之为“寒武纪生命大爆炸”。这是进化论无法解释的。

詹腓力博士(Dr. Phillip E. Johnson)在他的《审判达尔文》(Darwin on Trial)一书中指出:“化石记录问题之中给达尔文主义者最头痛的难处是‘寒武纪大爆炸’(Cambrian Explosion)。大约在六亿年之前,几乎所有动物的‘门’(Phylum)同时在地层中出现,完全没有达尔文主义者必须的祖先的痕迹。正如道斯所说,‘这些动物化石就好像有人故意放进去的一样,完全没有进化的历史可以追寻。’”达尔文在世时还没有证据显示寒武纪之前有任何生物存在。他在《物种起源》中承认‘这现象目前仍未能解释,而且的确可以用来作为有力的证据打击我现在要讨论的观点。’达尔文又说,如果我的学说是确凿的话,‘寒武纪之前的世界必定充满各种活物。’”但古生物学研究的结果正与达尔文所预期的相反。本世纪以来在加拿大哥伦比亚省发现的伯基斯(Burgess Shale of British Columbia)动物群,澳大利亚弗林斯德山脉发现的埃迪卡拉(Ediacarans)动物群和1984年在中国云南省昆明市附近的澄江县发现的澄江化石生物群,都进一步证实,在寒武纪,大量的动物门类同时突然出现,展示了地球上生命的形式的爆炸性的突变,无进化痕迹可寻。虽然古生物学家在古老的岩石中(被认为在三十亿年以前)找到一些原核生物(如细菌、蓝绿藻等)的化石。但它们与寒武纪突然出现的复杂的真动物之间无任何进化过程。

进化论者的推测是,寒武纪动物群的祖先可能是软体动物,很难形成化石。但这种推论是站不住脚的。在伯基斯页岩中有很多软体动物的化石。在澄江化石群中,许多动物的软体组织如胃肠、口腔、神经等都保存完好,清晰可辨。

1995年四月在中国南京召开了“寒武纪生命演化大爆炸、环境和资源国际讨论会”。与会者高度评价了我国澄江化石生物群的研究成果。更令人惊喜的是,《人民日报》(海外版)于1995年5月25日发表了纽惟恭的题为〈澄江化石生物群研究成为瞩目〉的详论文章,公然写道:“近十年来,该所(指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  笔者注)对澄江化石生物群进行了系统的综合性研究,采集了成千上万的珍贵化石标本,发表了许多重要论文,引起全球古生物学界的轰动。研究表明:寒武纪生命‘大爆炸’是全球生命演化史上突发性重大事件,现代生命的多样性起源于此,又经过几次重大突变演化而成。对其进行深入研究,可能对传统的进化论是个动摇。”

当我正撰写这一文章时,《人民日报》(海外版)在1995年7月19日又发表了另一篇署名为丁邦杰的详论文章,标题十分鲜明:《向进化论挑战的澄江化石》!文中说,“十九世纪,英国科学家达尔文创立了著名的生物进化论。其中一个核心论点便是:生物物种是逐渐变异的。但是,经科学家长期研究发现距今5.3亿年的寒武纪早期,地球的生命存在形式突然出现了从单样性到多样性的飞跃。于是,‘寒武纪生命大爆炸’的命题被提出来了,只是由于种种原因,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这一命题难以被充分认识。”是的,多年来,达尔文的进化论在中国被视为不容质疑的科学真理。今天这种“闯禁区”的文章能在中国最权威的报纸《人民日报》登载出来,意义深远。这说明,一批诚实、严肃的科学家基于研究结果,已开始冲破各种思想束缚,勇敢地向不符合客观事实的权威理论挑战。我相信,这仅仅是开始。我仿佛已听到达尔文进化论的葬礼的钟声。

 

 

二、论战的实质

 

如果达尔文的进化论从一开始就面临着生命起源、化石证据、中间环节、自然选择……等许多的困难,为什么进化论却能冲破西方有神论的强大思想体系,破土而出并能被广泛接受呢?如果达尔文主义真像前面所分析的那样四面楚歌,为什么多数国家的教科书里仍教授进化论而不讲授神创论呢?这是很多人的疑问,也曾使我颇为困惑。很多人以为,达尔文的进化论能如此迅速地风靡全世界,想必在学术上有独到之处,有充分的科学依据。这种疑惑是源于一种误解,以为进化论和创造论之争是学术之争,以为是科学上的新发现才使人们由创造论转向进化论的。其实,进化论与创造论之争不是学术之争,而是哲学、信仰、世界观之争。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需要简略地回顾一下现代科学的发展历程。

 

现代科学的发展

 

前文中已谈到,在中古时代,亚里斯多德的理性主义雄踞西方科学界、思想界。至于亚里斯多德的宇宙观,周功和牧师在《基督教科学观》一书中是这样描述的:“至于宇宙论,亚里斯多德的看法是宇宙乃由五十五个同心圆球所构成。最中心的圆球是地球,向外依次为水、气、火以及天上星体的圆球。……每个圆球都有灵性,神在最外圈的圆球以外,而产生转动。这样的转动是此圆球对神的吸引的一种反应,带动整个宇宙各圆球的转动。如此,神就是使圆球旋转的终极因。”中古天主教会受亚里斯多德的影响,认为圣经中的神是宇宙的终极因与第一因,同时相信地球是宇宙的中心。

由于哥白尼、伽利略等人的努力,日心说被确立,而且揭开了以观察、实验为主要手段的现代科学的序幕。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但与此同时,人们在抛弃亚里斯多德的地心说的同时,把神是宇宙的终极因与第一因的观点也抛弃了。虽然在现代科学发展初期涌现出以牛顿为代表的一大批杰出的基督徒科学家,在现代科学发展的过程中,反对超然因素,只站在纯粹自然的立场观察,描述自然的自然主义(或人文主义)的世界观逐渐在科学界占据优势。牛顿时代,人们都相信神是宇宙万物和人的创造者。到达尔文时代,神的创造受到怀疑,生物的来源就变成空白。因此企图用物理、化学的自然方法来解释生命之源的各种假说就应运而生。

达尔文并不是进化论的第一位倡导者。在他以前,进化的思想已经出现了。进化思想的产生是对神的信仰衰落的结果。池迪克博士(Donald E. Chittick)在他的新着《针锋相对—创造.进化论战的根源》(The Controversy:Roots of the Creation—Evolution Conflict)中指出:“达尔文曾经历信仰崩溃。有人或以为达尔文是经过多年研究,才接受了进化论。其实,在对信仰的信心减退的时候,他对进化论的信心才建立起来。进化论被用以弥补否定“创造”后遗留下来的空缺。并不是进化论有什么吸引人的地方,能把科学事实解释得更加合理。进化论只是人摒弃‘创造’后,用作弥补空缺的代替品而已。”达尔文推出进化论的过程正是如此。

 

达尔文的三大难题

 

前文已经谈到,达尔文在发表《物种起源》时就面对着几个极为严重的困难。第一是化石的难题:寒武纪生命大爆炸和化石中过渡型生物的化石罕见。他本人也承认化石的证据是“最明显的反对我的进化论的最大理由。”他也坦白地说对此“我不能提供满意的答案”,“自然界好像故意隐藏证据,不让我们发现过渡性的中间型。”第二是进化所需要的漫长时间。他提出的自然选择假说主张连续、渐进的变化。与达尔文同时代的英国著名物理学家开尔文(W. Thomson, Lord Kelvin)用物理学计算地球的年龄只有一千五到三千万年,不足以令进化论成立,令达尔文很恼火。但开尔文用物理定律所得的结论,达尔文又无从反驳,故他称开尔文为“讨厌的幽灵”。同时,尽管化石的记录支持地球突变或灾变的假说,但达尔文仍接受了与化石证据不符的赖尔的均变假说,因为这不仅与他的连续、渐变的进化假说相似,而且可以提供进化所需要的漫长历史时期。第三,创造的证据比比皆是,眼睛就是一个好例子。达尔文承认眼睛不可能由自然选择形成,以致于他发表《物种起源》之后,他一想到眼睛仍感到害怕。我个人十分欣赏达尔文这种坦诚的态度,丝毫不隐瞒自己的困惑、烦恼和惊骇。正是从他本人的内心表白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达尔文进化论产生的过程:凭着无神的、要用纯自然的方法阐明生命起源的信心和决心,基于少量的观察,提出进化假说,然后选择性地寻找支持其假说的证据,对不利的证据全然不顾。也就是说,达尔文的进化论主要是源于信仰而非来自充分的科学依据。

 

为何进化论成为“科学真理”?

 

池迪克指出:“科学的新发现并不会叫人改投进化论,反而是人对哲理和神学的取向,能叫人否定创造,由一个世界观跳进另一个完全相反的世界观。”“今日,许多人仍未察觉进化论的本质,不认识它属于哲学过于科学范畴。人们先是思想变了,才接受达尔文主义。人们需要一种自然主义的律,解释生命之源,才能逃避超自然的创造论,达尔文主义恰巧能填补这个空缺。”所以,《物种起源》问世时,解放神学家们表现出比科学家更大的热情。进化论、黑格尔的辩证法和细胞学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形成的三大科学基础。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清楚地说明进化论与信仰的关系:“现在我们以进化的概念来看宇宙,再也没有空间容纳一位创造者或统治者了。”(《马克思、恩格斯论宗教》)

美国是以基督教思想立国的国家。但美国对神的信仰近几十年来在急剧衰退中。寇尔森博士(Charles Colson)在《当代基督教与政治》(Kingdoms in Conflict)一书中尖锐地指出:“基督教信仰一直是美国民主政体的道德基础。近至1954年,最高法院还毅然决然地拒绝国家宗教中立化的主张。法官道格拉斯(William O. Douglas)这样说:‘我们是一个有宗教信仰的人民,我们政体的创设是基于天地间有最高主宰的大前题。’想不到短短几年之后,法院却出尔反尔,否决了在学校准许祷告之案。不能在课堂正式祈祷固然不能阻止我们随时随地祷告,但这提案却反应了社会的倾向:在国事上,基于宗教信仰的价值观逐渐消失了。在美国政坛上,这个决定是一个很大的震撼,是一个足以引发断层的地震。”“至七十年代,传统的犹太教与基督教所共有的价值观被忽视的情况有增无减。在政坛上、国事上,宗教被视为落伍甚至是妨碍。最高法院的决策越来越趋向无信仰,甚至公然敌对宗教,1973年的堕胎合法化就是一个反教的高峰。”和法院一样,美国国家科学院现在仍坚持自然主义的哲学观,致力于“用纯自然的过程来解释一切现象。”科学被视为认识真理的唯一途径。达尔文的进化论又被人披上科学的外衣。因此,坚持进化论,教授进化论变成一种有“科学水准”的时尚。因为进化论与学术界流行的自然主义世界观十分投合,科学家和解放神学家来不及对进化论作彻底的了解和缜密的审视便全盘地接受了它,而且以各种权威的方式向大众传播进化论,使人们以为,在课堂教授的,写在书上的进化论一定是真理。

其实不然。在我的学生时代,不仅进化论被当作神圣不可侵犯的科学,而且学校的课程设置也直接为政治所左右。我上大学时,中国仍与苏联亲密,课堂上只能讲授米丘林和李森科的遗传学,而孟德尔和摩尔根的遗传学则被冠以“唯心、反动”,一棍子打死。后来中苏关系出现裂痕,李森科的劣迹被揭露,孟德尔的遗传学才得以登上大雅之堂,并立即得到学生们的认同。所以,进化论被写入教科书并不是说明进化论是真理。

我们一般人所持的进化论观点主要是从老师那里听来、教科书上看来的,并未对进化论的立论依据作过深入考证。试问,在今天仍相信进化论的人中,有多少人读过达尔文《物种起源》的原文版呢?就我所知,认真把《物种起源》的中译本从头到尾读过一遍的人也不多。

一般人是如此,研究进化论的专业人士的状况又如何呢?彼得逊(Colin Patterson)是英国自然博物馆的资深古生物学家。该馆出版的进化论简介就是他的手笔。1981年他在美国自然博物馆作了一次演讲。他详细地比较了创造论与进化论,认为两者主要是靠信心才能接受。演讲中他向在座的专家们严肃地提出问题。他说:“你们能告诉我进化论里面有哪一条、任何一条……是你确实知道、完全无误的真理呢?我曾问过自然博物馆地质部的人员,我所得到的唯一答案是完全的静默。我又问芝加哥大学进化形态学讲座的听众,内中有一群著名的进化论学者。等了很久还是一片沉寂。最后有一个人说:‘我确知的只有一件—就是在高中课程中不应该教进化论。’”(转引自詹腓力《审判达尔文》21页)

我同意社会理论学家克斯脱(Irving Kristol)的看法,如果慎重声明进化论不过是综合各家不同学说、建立在不同假设上的理论,而非不可质疑、完全可靠的事实的话,进化论作为一种科学假说在学校教授是无可厚非的。

可是,先入为主的思想很容易被人误认为绝对真理而固守。去年我到一所大学访问并作了一个福音短讲。聚会结束前有一段自由交谈。一位博士生走近我问道:“你相信进化论吗?”我回答说:“我过去相信,现在不信了。”不想他的反应极为强烈、率直:“你连进化论都不相信,我们就没有什么好谈的了。”说完后就走开了。我不禁一阵吁嘘:他是学物理的,对进化论有多少了解呢?为什么对进化论有如此强烈的信心以致不屑与不信者交谈呢?从他身上我仿佛看到了信主以前的我。我默默地为他祷告良久。

当我们明白了创造与进化之争的实质不是学术之争,乃是两套哲学、信仰系统之争后,如果你现在仍相信进化论,也望存一颗开放的心,认真地把创造论、进化论作一番比较,以便重估自己的观点。只有虚心听取不同观点并作深入思考,我们才能不断修正自己的思想体系,使之一步一步地逼近真理。

 

 

三、基督徒的看法

 

基督徒对生物起源的看法大体说有三种。第一种叫做权威创造论,第二种叫神导进化论,第三叫做微进化论。(*编注)

 

三种看法

 

持权威创造论观点的基督徒完全按字面解释圣经,认为宇宙万物是神在六日内创造的,一日是二十四小时;全然反对任何进化的观点。他们认为宇宙很年轻,地质的变动乃是挪亚时代的洪水所致。美国莫瑞士博士(Henry M. Morris)所著的《科学创造论》(Scientific Creationism)可谓其代表着。在这本书中,从科学的角度论证进化论面对的困难,提出许多地球年轻的证据。比如说,有人测定地磁场正在衰减之中,其衰期为一千四百年。也就是说,地球的磁场在一千四百年前要比今天强两倍,二千八百年前强四倍。以此类推,七千年前的强度就是现在的三十二倍。如果地球的历史有一万年,地磁场的强度就等于一个磁星,更不用说几十万年前了。科学家们对现代火山的研究也表明岩石的形成比预想的要快得多。

神导进化论相信神,又相信进化论,认为各类生物和人是神用进化的方式创造的,相信地球历史远久。

微进化论则介于上面两种观点之间,不像权威创造论那样拘泥字义,又不全然接受神导进化论的合成进化论。他们相信神所创造的生物的祖先确经过某些有限、微小的进化过程才演变为今日的种类。他们用“一日千年说”来统一圣经的记载和关于地球年龄长久的说法。

 

 

勿勉强用科学解释圣经

 

我本人认为,权威创造论和微进化论有很多相同之处,即相信圣经的记载是完全真实无误的。而神导进化论的最大弱点正在于与圣经的记载不吻合。圣经中明明说神是“各从其类”造的各种生物,是按自己的形像、用尘土造的人类祖先亚当,用亚当的一根肋骨造的夏娃(《创世记》第一章)。如果人是神用进化方式造的,那创世记的记载就只能是一个故事或隐喻,这会引起信仰上一连串的问题。这正如潘柏滔在《进化论—科学与圣经冲突吗?》所指出的那样:“神导进化论者需要向一个不信的世代证实人是按神的形像造的,同时他们也相信人有原罪,但他们不接受创世记头数章的历史性,而同意进化论所言人仍是经天演过程进化而来的。他们把创世记当作隐喻和诗章,这种解释法大大削弱了上述两个基要真理的立场。他们既然否定第一个亚当的历史性,那么成为“末后亚当”的耶稣在十字架上钉死的历史意义,不也就变得暗昧不明了吗?”

这几种观点中,关于地球的年龄和人类的年龄是一个基本分歧。按同位素测年法,地球有四十亿年左右的历史,而人、猿分手大约在七千万年左右,文明人(以用火为标志)也有一百万年的历史。神导进化论和微进化论基本接受这一看法。但权威创造论相信地球年轻,人类的历史也仅有一万到几万年。我个人相信圣经的说法,生物是神各从其类造的,而不是进化来的。虽然微小的进化,如从野生到驯养所引起的变化,育种学家培育的动、植物新品种等,可能发生,但难以超过“种”的水平,因而不可能导致进化的发生。至于地球和人类的年龄,是年轻还是年老,我持开放的态度,因为圣经没有明确记载。我等候更多的证据。我不主张用现有的科学结果勉强地去解释圣经。因为科学的发现总是相对的和不断变化的,而圣经所教导的是终极真理。我相信圣经和大自然是神用以启示人类的两本书,决不会彼此相悖。我们需要做的是,坚信圣经,耐心等候更多的科学发现,正像关于宇宙起源和生命起源的新发现一样。

 

■主要参考文献

潘柏滔着,《进化论—科学与圣经冲突吗?》,更新传道会,台北,1987。

梁斐生着,《真金不怕洪炉火》,加拿大福音证主协会,1992。

李志航着,《科学对基督教的挑战》,雅歌出版社,台北,1993。

Phillip E. Johnson,《Darwin on Trial》(钱锟等译,《审判达尔文》)中信出版社,美国,1994。

Donald E. Chittick,《The Controversy:Roots of the Creation- Evolution Conflict》(曾文斌译,《针锋相对—创造.进化论战的根源》,天道书楼,香港,1993。

Henry M. Morris,《Scientific Creationism》(韩伟等译,《科学创造论》,更新传道会,台北,1991。

周功和着,《基督教科学观》,中华福音神学院,台北,1993。

Ian T. Taylor,《In the Minds of Men—Darwin and the New World Order》, TEE Publishing, Toronto, 1984。

Charles Darwin,《The Origin of Species》, New American Library, New York, 1958。

Charles Colson,《Kingdoms in Conflict》(陈咏译,《当代基督教与政治》),校园书房,台北,1992。

张郁岚着,《到底有没有神?》,台湾福音书房,台北,1993。

 

作者来自北京,在美国获哲学博士,现于威州医学院从事医学研究。本文摘自作者明年即将出版的新书中《创造论与进化论》一章的部分。

 

*编注:本文所描述的三种对生物起源的看法,与本期11-13页《有神论的创造观》一文所用的名称稍有不同。此处所说的“权威创造论”,即该文的“新近创造论”;“微进化论”即该文的“渐进创造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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