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稣与当代中国人座谈会记实

不久前,本刊编辑部邀请了一些学者、作家和专业人员,畅谈“耶稣与当代中国人”。他们当中,有基督徒,也有非基督徒;有来自大陆的,也有来自台湾的;有文科的,也有理工的,还有艺术家,神学生。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各抒己见,饶有兴味,相信读者会有所启发。

 

 

 

文/蔡越整理

 

 

 

赖洪毅(来自广州,洛杉矶加州大学政治学博士生):我以为耶稣能够满足当代中国人的心灵需要。首先,几十年来的政治运动,使中国传统文代中的精华部分,比如讲求道德、重视礼貌,都丧失了。中国人内心依赖的传统价值已不复存在。其次,近年来,西方物质文明很快地侵入了大陆,很多中国人眼中只看到了汽车、洋房、高消费,却没有看到西方的精神文明部分,如信仰上帝、讲求人与人之间的爱等等。这就造成了一切向钱看的现象,人之间有利可图才能成为朋友,甚至连夫妻关系都不稳定,有钱就去包“二奶”。

耶稣在海内外华人的影响力与日俱增,这说明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已意识到,物质虽然重要,却不是唯一的和可靠的,信仰才是维持一个民族的支柱。随着对西方文明认识的加深和对儒家传统文化的反省,人们发现基督教文化与儒家文化既有相同处,又有互补性。两种文化都要求个人要服从“大”的需要,即天意和社会;而儒教的缺点是强调爱“小”,爱家庭、爱朋友。基督教文化恰可弥补这一点。它的爱,源于上帝的爱,适用于整个人世间,适用于全社会。

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会持续下去,并扩展得很快,但从一个非基督徒的角度看,我认为前景有限。一是因为其它宗教,如佛教、道教,在中国已根深蒂固,成为阻碍的势力;二是因为中国人接受宗教时功利观念很重,而基督教并不是一个功利的宗教。我常听到信教的人分享见证时,强调信教带来的好处,如病愈、收入增加等,很少谈及灵魂,达不到基督教的高层精神境界。三是政府控制得很严,除非向政府登记,在大陆传道只能是半公开或不公开的形式。

 

倪振民(来自北京,尔湾加州大学医学研究员):我刚从大陆回来,感触颇深,觉得大陆现在格外需要基督教信仰。现在的大陆人,喝着“蓝带”,看着“黄带”,搂着“下一代”。“蓝带”(Blue Ribbon)是美国不算好的啤酒,中国人却以能喝到为荣;“下一代”则是指比自己年轻得多的女孩子……这些是什么造成的呢?虽说与政治运动、尤其是“文化大革命”冲击有很大关系;不过看台湾,也好不到哪儿去。什么“金权政治”、“流氓市长”、“杀人议长”……让人不禁问:中国人到底怎么了?

 

陈惠琬(来自台湾,专业作家):其实不仅仅是中国人,西方世界也一样。如果认为道德的堕落完全是由于政治造成的,那就看看美国吧。美国是民主国家,没有政治压迫,可是在黑人区每天都听到警车声。当有人在停车场上喊“救命”时,常常连探出去管的人都没有。看来政治只是造成道德问题的一个原因,个人主义的侵蚀来得严重得多。

 

倪振民:我也这样认为。政治冲击的确只是一个方面。从中国回来后,我觉得中国人在精神上的确很需要基督教,否则,人们真不知道自己的目标。

但是,基督教从唐朝起传入中国,从一开始就受到抗拒。1949年以前,中国一度出现过很多基督徒,例如从美国归国的化学博士宋尚节,在中国布道,成绩斐然,轰动一时。但共产党一来,封的封,关的关,并逼他们悔过。有名的基督徒,如丁光训,跟从了共产党;王明道呢,被关在监狱中,写了悔过书。后来想想觉得不该悔过,又回到监狱去说:“我不悔过了。”于是接着坐监狱……总之,基督教被连根拔了。现在大陆的教会,受到的限制仍很严,如果公安部门发现去教会的人多了,就把教会的负责人叫去问话。也不必多问什么,老百姓就会被吓得说:“看,又被公安局叫去啦……”可见今天最影响基督教发展的,是政治体制和政治观念。

现在回大陆去,带本黄色杂志,当局未必在乎;如果带的是宗教书,则会受到特别注意……

 

陈惠琬:你说的“宗教”是指哪一类?单独指基督教吗?

 

倪振民:是的。佛教形式比较松散。而基督教要传道、集会,形成一种势力,特别容易引起当局的注意。

 

陈惠琬:那么佛教在大陆是不是基督教发展的严重障碍呢?

 

陈宗清(来自台湾,洛杉矶灵粮堂牧师):没有像台湾那么严重。台湾的佛教太组织化、系统化了。

 

赖洪毅:国民党对台湾的宗教一直没有什么限制,共产党就不同了。宗教团体现在虽然可以活动,却不能公开宣传,不能登报。

的排斥比过去小了,但如果当局继续压制,基督教是无法传播的。如果以后政治宽松了,允许传道,基督教才能在中国真正传播起来。

 

庄国欧(来自南京,南加州大学比较文学博士生):我来说几句。耶稣能够满足当代中国人的需要,是因为基督信仰的真理性。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而现在的中国人,最需要的是真理。

我在1990年时曾应邀翻译过捷克前总统哈维尔的《无权者的权力》。作者在文中说,共产主义国家生活在谎言中。我不知道共产主义是不是从一开始就是一个谎言;抑或是人们曾真诚地相信过,它后来却慢慢地变成了一个谎言,总之,共产主义正在破产,像玻璃墙一样被一块块地打碎。有人在五十年代后期就开始怀疑共产主义,我的怀疑则产生在上大学之后。七十年代末,潘晓的公开信《人生的路为什么越走越窄》,对当时的青年震动很大。人们对共产主义信仰开始怀疑时,对基督教信仰的需要就产生了。还有一部小说叫《晚霞消失的时候》,书中的女主人翁是一个信仰上帝的人。她既救共产党的人,也救国民党的人,完全超越了阶级和斗争。那时我第一次看到,我们所谓的政治优势完全臣服在另一个更高的精神力量之下。我很感激“痞子文学”作家王朔,他将我们以前误以为神圣的东西统统调侃。

我在认识基教的过程中,还读过一些书,比如Karl Barth(新正统派神学家)曾在铁幕时代反对西方世界联合起来对抗共产主义国家,他认为共产主义是人类试图利用自己的力量超越自身。一个信教的人,能说出这样的话来,使我震惊。后来又看到这样的一句话:“基督教不是换下你的眼镜,使你盲目,而是为你加一副镜片,使你看到更多的东西。”这些都使我看到了基督教有一种真实的、真理的力量。而这正是中国最需要的。多年前,毛泽东说过要向西方寻求真理,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而现在,我们不得不再向西方寻找,我找到的真理就是基督教信仰。

我觉得要推动基督教信仰在中国的发展,必须改变中国的知识分子。从1840年改良运动到后来引进共产主义,都是知识分子做的事。知识分子在寻找真理时最迫切,在接受信仰方面也最顽固。当知识分子认为能在基督教中找到真理的时候,他们就会改变。马克思在青年时代有过一句话:“我向这个世界投去我神性的诅咒!”从马克思的宗教背景和他对社会中恶的批判,我们可以看出,共产主义和基督教这两种意识形态并不是那么地对立,如果我们能在两者之间找到切合点,可能对中国的知识分子有更大的吸引力。

 

陈宗清:从大陆来的人,都经历过不少政治运动,产生不少的心灵创伤。基督教很容易满足心灵受过伤的人,因为基督教信仰有两方面:一是伤痕,二是荣耀;即一是受苦,二是祝福。受过伤的人特别容易认同十字架。

刚才有几位谈到基督教在大陆发展的时机问题。什么是基督教最易发展的时期呢?我倒认为,未必是在政治上最民主、可以自由传道的时候。因为完全的自由民主,使得外面的世界诱惑太大,人们选择基督教的机率反而小。以台湾为例,政治一直在走向民主,基督徒的比例反而在下降。又如美国,基督教最兴盛的时期不是现在,而是二百年前的殖民地时代,人们受到政治和宗教压迫的时候。我个人认为,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在无数的政治运动中,上帝一直在耕耘,让中国人的心成为真空,成为接受福音的沃土。基督教与共产主义信仰有很多共同点,如强调无我、强调大同。从小接受共产主义教育的人,当他们发现了真正的真理,感受到在共产主义信仰中体会不到的笃实、平安和满足感后,他们会很快改变原有的信仰。

也正因为这个原因,信主后的大陆知识分子特别有抱负。他们想到的不仅仅是自己,而是国家、民族和同胞。我认识一名教授,他信主后,马上就向亲友传福音,而且回大陆参加家庭教会。

 

谈妮(来自台湾,《海外校园》编委):我的公公就是这样的。曾有一位牧师向我的公公传福音。我的公公说:“我一生忠党爱国,我即使祷告也是为国家祷告……”这就是中国典型的知识分子,强调大我,不强调小我。

 

陈惠琬:我刚才所听到的,似乎是说知识分子信仰基督教不是出于个人需要,而是出于救国救民的目的。其实信仰是很个人的,用它来做为救国的工具是做不到的。如果强调救国,就会把基督教变得很功利,与儒家的“治国平天下”没有差别。我很喜欢几年前台湾教会提出的一句口号“耶稣是现代人的希望”,这希望是完全个人的。

 

张晨歌(来自北京,国际神学院硕士生):刚才陈牧师讲到基督教传播的契机问题,使我想到了一个例子。二战之后,日本人一度生活在苦难里。当时麦克阿瑟将军要求派传教士去日本,但当时美国还没有准备好。这段时间过后,日本经济起飞,福音就很难再传进去了。如果中国也出现这种情况,会非常可怕。现在二十岁的年轻人,人生观、价值观还没形成,就已被卷入经济大潮,进入都市化的生活  都市化的生活其实是一种悲剧。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成为商品性的,情感关系越来越少。年轻人是用眼睛学西方的,看西方人穿牛仔裤、开好车,却不是用脑子学,没有从文化领域中领悟到什么。

 

夏训智(来自湖北,画家,国际神学院硕士生):世界上没有纯粹的圣经文化,基督教一定会披上民族文化的外衣。任何圣经文化的骨头都包含民族文化的血肉。美国如此,犹太人如此,而在中国,就更需要知识分子努力,把基督教变成支撑我们民族文化内涵的柱子。

 

陆泰玮(来自安徽,物理光学公司研究员):《圣经》上说,真理使人自由。以前的中国人追求真理,现在一心追求自由。有人说,我们这些来到美国的人,本来已得到了自由,再投入教会,不是又投入束缚中、又不自由了吗?我有一个同学,最不喜欢束缚。有一天带着我们驶车外出,不遵守停车标志,结果被撞得飞出车外。可见只有当人们遵守真理时,才能得到最大的自由。不追求真理的人就一定会相信谎言,放纵自己,被谎言所控制,就像一些嗜赌的人不能控制自己一样,心灵反而更不自由。

 

远志明(来自北京,本刊编辑、研究员):共产主义、儒家文化都在教人大公无私、助人为乐,却在历史上行不通。基督教虽有一部分与这两种文化相像,有一点却绝对不同  基督教信的是一个活的神,而不是教条。遵从一种教条,会让人骄傲,认为自己有能力遵守。比如当年“文革”中我帮一个老太太打水后,就曾为遵守了毛主席的教导而洋洋自得。而基督教的神,是活的,是绝对的善,我们无论做得多好,在祂面前也只能谦卑、恭敬。《圣经》是祂的作品,我们读着祂的书,每天和祂交流、对话,并在祂的面前无处可逃,这就是为什么基督教在两千年里有生命力的原因。

 

苏文峰(来自台湾,本刊主编):讲到教条,耶稣基督在世时,祂最常对付的,就是犹太教法利赛人的教规、传统。祂颁布天国的律法,以山上宝训来更新摩西的律法。祂带来个人生命的改变和中华民族灵魂更新的契机。

基督教历史中有很多黑暗、腐败,也会僵化、教条化,包括海外华人教会,不过只有二、三十年的历史,也已经有了很多形式和传统。但是不要怕这些,因为永活的耶稣赐给人的新生命能使我们随时更新。这就是生命之道,也是耶稣带给当代中国人的最大盼望。

 

何捷明(来自广州,画家,国际神学院硕士生):我最近刚刚回大陆,现在大陆教会的情况比我们想像的要复杂得多。比如有以宗教情绪代替真理的,有的教会只听从某一个人的话,所以亟需很多信仰坚定的人来帮助。当艺术走向后现代主义,人的思想也进入后现代主义的状态时,我们要特别注意到,政治制度、文化状态,都会影响人们的思想。那种军阀时期登高一呼,就可以像冯玉祥一样,用水龙头替几千人施洗的情景是不会出现的。

 

陈联松(来自北京,南加州大学分子生物学中心研究员):要改变中国知识分子,首先要打破知识分子的“科学是万能的”观念,懂得人是有限的,上帝是无限的;有限的不能单凭自己的力量去理解无限,除非无限启示自己。

很多人对进化论深信不疑,其实他们对进化论并不十分了解。进化论实际上并不能解释生命的起源,真正的生命源于上帝。

我们这些在海外信主的知识分子,有责任选择一批文化、科学方面的西方作品,翻译后介绍给中国的读者。例如我们学医的,就可以以人死而复生并亲口描述灵魂离开肉体的现代医学事例,证明人确实有灵魂,并提醒人们要及早地为自己的灵魂负责。

 

刘良淑(来自台湾,洛杉矶灵粮堂师母):基督教使人们在爱中团结起来,在生活中彼此关爱,在爱中重新塑造人际关系,这正是现在的中国社会所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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