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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往幸福的道路——托尔斯泰与《战争与和平》/ 孙基立

在托尔斯泰看来,基督信仰的真谛就是爱周围的每一个人,为他们的福祉奉献自己。用和平和非暴力的方式去反对社会的不公……这些都与战争和暴力背道而驰。

文/孙基立

托尔斯泰的名著《战争与和平》描写了1812年的俄法战争(法皇拿破仑一世和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之间的战争),通过3个家庭在战争中的经历描述了战争的残酷以及和平的珍贵。

这部世界文学经典多次被改编为电影,其中1965年由谢尔盖·邦达尔丘克执导的的电影最大限度地重现了原著的精神。

电影从以下几个方面阐述了托尔斯泰对战争起源、人性、死亡和信仰的看法。

我们为什么打仗?

法国和俄国虽然是战场上的敌人,却是精神上的友邦。沙皇彼得大帝等改革君主深受法国启蒙思想的影响。托尔斯泰在原著中使用了大量的法语,因为当时法语是欧洲宫廷包括俄国宫廷的通用语言。影片中的皮埃尔受法国教育长大,在欧洲居住多年。电影一开始,他就在聚会上和保守的俄国贵族争论:贵族们恐惧憎恨平民出身,借助法国大革命称帝的拿破仑,认为他是恶魔的化身、基督的敌人;而皮埃尔却认为法国大革命提倡的自由、平等、博爱是新的时代潮流,拿破仑就是这种理想的化身。

当时,俄国宫廷昂扬的斗志大部分是出于贵族和军人建功立业的虚荣心,对俄国能“拯救欧洲”心存幻想,而皮埃尓是这个圈子的另类,他私生子的身份让他对贵族圈的荣誉并不敏感,而且他在欧洲各国的游历让他见识比较广博。他问好友安德烈公爵为什么要去打仗?安德烈公爵很坦诚地回答是因为他觉得俄国宫廷的社交圈肤浅无聊,对自己的婚姻也不满意,想借着出征逃离这个生活圈。

皮埃尔觉得这个回答匪夷所思,他说,若是为了自由而战,他愿意参军,但如果只不过是为了反对各国宫廷共同厌恶的拿破仑,或者个人原因,他觉得没有意义。安德烈公爵回答:“如果大家都只为信念去打仗,这个世界就不会有战争了!”皮埃尔天真地回答:“那不就对了吗?我相信能实现永久的和平,但是这种和平不应该建立在权力平衡的基础上。”

托尔斯泰借着皮埃尓说出了自己的心声,几个世纪以前的讨论直到今天依然有现实意义。反观历史,大部分战争都源于君王和政治家的野心,或者新的强国崛起,要重新分配权力和利益。只要这样的欲望存在,战争永远都会存在,但付出沉重代价的往往不是决策者,而是交战各国的普通民众。

皮埃尔的理想“永久的和平”不是建立在各国权力的平衡上,因为这样的平衡非常脆弱,随时会被打破,而是建立在普通民众对和平的向往、对暴力的厌恶上。如果政府是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那么“永久的和平”就会实现。

后来,1812年的俄法战争在进行过程中逐渐转变了性质:从君主之间的争霸转为拿破仑对俄国的侵略;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皮埃尔改变了对拿破仑的敬仰。最后他在全体军民都撤出莫斯科时,决定留在那里伺机刺杀拿破仑。虽然并未成功,却证明了他并不是贪生怕死之辈。虽然他反战是出于对和平的信念,对法国的自由、平等、博爱思想的敬意,但当自己的祖国被侵略的时候,他也能成为抵抗者的一员。

战争带来的伤痛

托尔斯泰本身参加了克里米亚战争,小说中对战场的描写非常真实,战争在他的笔下是所有人的不幸:法国人、俄国人、贵族平民、妇女儿童……

电影中的拿破仑或者俄军统帅库图佐夫都没有被刻画成战争英雄,战神拿破仑只是历史上偶然出现,代表一种势力和声音的普通人。托尔斯泰在原著中指出,拿破仑在溃退中犯下了惊人的战略错误,但是这和他曾经取得过的奇迹般的胜利一样,是战争中天时地利人和等各种偶然因素决定的。无论是将他看作天才还是蠢材都是不公正的,因为战争进程不是拿破仑或者库图佐夫个人能力可以完全控制,而唯一肯定的是,两国人民将付出巨大代价。

电影用极为铺张写实的手法,再现了战场上不同的人面对死亡的情景:战前慷慨激昂的士兵在战场上看到尸体惊慌失措;在莫斯科的大火中寻找自己孩子的痛哭的母亲……即使是勇敢稳重的安德烈公爵看到炸弹在他面前旋转的时候,也本能地从内心叫喊:“难道就要死了吗?我不能死,我不愿意死,我爱我的生命,爱这草地树木,爱这空气!”

在被占领的莫斯科,电影以极细腻的方式描述普通的俄国人被俘后被枪决的场景,其中有一个普通俄国少年在被刽子手拖走之前惊恐万分,拼命藏在皮埃尔后面。他被处决的一刻深深震撼了皮埃尔,他突然觉得这一切,无论是拿破仑还是俄国沙皇,包括军人的荣耀,那些为国捐躯的豪言壮语是多么愚蠢。普通人就在这些光鲜的词汇中死去,他们每一个人都有父母亲人。生命在战争中如同蝼蚁一般被毁灭,而这一切伤痛,任何美好的词汇都无法安慰或弥补。

电影中没有脸谱式的英雄或恶人,从元帅到士兵,都是有血有肉的普通人,有对死亡的恐惧,有对生命的眷恋。

对战争有浪漫想象的贵族少年彼佳不顾家庭反对,请缨上阵。他天真善良,在休息时和被俘的法国小鼓手聊天。两人如同普通孩子一样很快成了哥们,可是彼佳在他参加的第一场战役中就不幸阵亡。

在莫斯科大火中,一名法国士兵在火场帮助皮埃尔寻找失踪的小女孩,找到以后,他对皮埃尔笑着说:“你看,我们也是有人性的嘛!”

普通人的同情心、彼此帮助以及成为朋友的愿望,和战争尸横遍野的残酷形成鲜明对比,每个人都在被迫成为残酷的杀戮者。

生命和信仰的意义

托尔斯泰在原著中详尽地描述了受伤的安德烈公爵在临终时的思考:“爱妨碍死亡。爱便是生存。只是因为我爱,我才明白一切,只是因为我爱,才有一切,才存在一切,也仅仅是因为我爱。一切都只同爱联系着。爱是上帝,而死——即是:我,作为爱的分子,回归到总的永恒的源泉里去。”[1]

安德烈公爵在临终时宽恕了所有人,包括曾对他不忠的未婚妻娜塔莎,以及引诱娜塔莎的安纳托利。他理解了生命和信仰的意义,就是让爱和宽恕存在。而信仰上帝的人,肉体的死亡并非爱的终结,而是回到爱的源泉——上帝那里。

在电影中,死亡的前夕常常会伴随天空、白云、森林、河流的广阔场景,彼佳在战死的前夜也看到类似的情景,还看到云端深处一个张开双手似乎准备迎接他的剪影。这些情景,流露出托尔斯泰基督信仰的痕迹。

和平主义思想的基石

纵观托尔斯泰的一生,基督教思想在他的生活和写作中占有重要地位。他从小接受东正教教育,可是他在制度化的东正教中无法寻见对人生意义、苦难和拯救的答案,却从最简单贫困的俄国农民的劳作和淳朴的祈祷中,发现了基督信仰最内在、最真诚直接的表达。他在许多作品中,满怀深情地描写了最普通的农人,就如在电影《战争与和平》中看到的那些满身污秽、衣衫褴褛的士兵,他们才是他作品中的真正主角,他们彼此互助互爱,在面对死亡时表现出淳朴的宗教虔诚:士兵身上佩戴的十字架,亲人赠送的祷文,大战来临前的祈祷,在死亡边缘对上帝的仰望……

托尔斯泰在晚年致力于圣经研究,并对自己曲折的信仰历程进行了谦卑而清醒的思考。他反映宗教思想的著述《忏悔录》《什么是我的信仰》对后世有深远影响;他的非暴力思想、以善报恶的基督教行为准则深刻地影响了甘地和印度的去殖民地化运动。虽然托尔斯泰钦慕法国革命中的自由平等理念,但是他对法国在革命中使用的暴力也持反对态度,因为他亲自在法国目睹断头台的处决过程,他对此非常震惊,认为无论是什么政治理想都无法为如此的暴行正名。

在《忏悔录》中,他真诚地忏悔自己以往放荡不羁的生活,在追求文学和艺术的道路上衍生出的追名逐利的欲望,并剖析文人自诩为教导者的自大,以及名誉地位对他们的诱惑。《忏悔录》非常深刻地指出野心不只是政治上的争夺领地、穷兵黩武,也是心灵世界的野心和骄傲。

托尔斯泰和东正教的关系并不和睦,他批判国教虽然也使用圣经的教导,却对圣经的理解主次不分,用僵硬的表面仪式和教条来代替真正的心灵地悔改和皈依,用宗教为政治和权力服务。耶稣的一生对他产生了真正的启示,他从中找到了信仰的源泉。

在《战争与和平》中,俄国宫廷贵族社交圈用“基督的敌人”这类称号去丑化拿破仑这样的政敌,其实是假借宗教的名义去号召人民为他们的野心打仗,类似安德烈公爵这样有思想有信仰的人都对此类信仰有揶揄的态度,并以沉默抗拒某些宗教仪式。后来,托尔斯泰对在日俄战争中,沙皇利用宗教号召人民去争夺中国东北和朝鲜半岛殖民地的行径也十分反感。他在接受采访时被记者问到支持俄方还是日方,他回答,他不支持任何一方,而是同情那些被两方政府无辜拖入战争,被迫违反自己宗教、良心、愿望,牺牲自己利益、家人和生命去参战的两国人民。这种和平主义思想也贯穿在小说《战争与和平》中。

身体力行实践信仰

在托尔斯泰看来,基督信仰的真谛就是爱周围的每一个人,为他们的福祉奉献自己。用和平和非暴力的方式去反对社会的不公……这些都与战争和暴力背道而驰。他身体力行地实践信仰:和农奴过一样的生活,在农庄内为贫困的孩子们开办免费的学校,亲自去教他们,为他们编写识字教材和故事书,而且从来不使用惩罚或者奖赏的手段,只要孩子们愿意来,他就愿意教,并且将他的学校视为“我的主要生活内容,我的修道院,我的教堂……”他对自己的贵族特权有深重的罪恶感。他在晚年曾经试图放弃一切财产,解放所有农奴,因遭家人反对未能成功。

他一生都寻求一个能给所有人幸福的社会。在《什么是我的信仰》一书的开篇,他承认虽然自己也曾离开基督信仰,但后来他发现没有信仰、没有善恶之分的生活是无法忍受的,而在人类寻求幸福的道路上,基督“登山宝训”在信仰实践上给予他心灵巨大地启迪。

托尔斯泰的思想和他的小说《战争与和平》,对今日的社会依然有很大的现实意义。虽然君主制被大部分国家废除了,但人性中的野心、自私、虚荣和占有欲并没有随着制度的变革而彻底改变,世界依然被战争的阴云笼罩,付出代价的依然是普通人民。战争的手段日益高效残酷,而其中牵涉的政治、经济因素的根源,都是和圣经中反复提到的人性的弱点有关。

在影片结尾,用托尔斯泰的话概述了他对战争和人生的思索。笔者也以同样的话,在今日战争、危机四伏的世界中,继续我们的思考和行动:

“让世界上一切善良的人手挽手走在一起,让他们举起真善美的旗帜,共同为这个世界谋求幸福吧!那些产生巨大影响的思想往往是极其朴素,我的全部思想无非是:如果那些不道德的人聚在一起,可以形成一股力量的话,那么正直的人也应该这样去做。道理就是这样简单。”

[注]

1.《战争与和平》第四卷第一部第十六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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