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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学者任小鹏 | 历史是你所戴的一副眼镜

受访者:任小鹏(以下简称“任”),1981年生于四川,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博士(2011年),美国加尔文神学院神学研究硕士(2021)。研究方向为基督教历史、伦理学与当代中国基督教。独立学者,现居北京。

采访者:毛叔,《海外校园》杂志主编。

历史的“眼镜”

毛叔:任老师,您之前学习宗教学,后来为何会转向历史研究呢?

任:我以前读宗教学,它其实属于哲学领域。我的博士论文是研究莱茵霍尔德·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后来,我开始对历史产生兴趣,尤其在中国,我发现基督徒非常重视读圣经,这当然很重要,因为它是我们信仰的根基。但我们读圣经时,往往会戴着历史留给我们的“眼镜”来读。

毛叔:“眼镜”是指什么?

任:“眼镜”是一种世界观或视角。例如,中国基督徒特别喜欢《箴言》和《诗篇》,因为很多中国人从小读唐诗宋词和儒家经典,所以觉得《箴言》很亲切。相对而言,美国白人基督徒虽然也喜欢《箴言》,但兴趣没我们这么浓;而美国黑人基督徒则更重视《出埃及记》,因为其中的自由与解放主题,与他们的历史处境密切相关;而韩国基督徒也受儒家文化影响,也很重视读《箴言》和《诗篇》。

毛叔:确实是有趣的文化差异。那您转向历史研究还有什么其他原因吗?

任:还有另一个原因。我发现中国很多教会受美国福音派神学的影响,但我们常搞不清楚为什么美国人讨论,比如选举、堕胎、女性讲道等问题,他们其实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而我们不理解这些背景,就直接引入这些思想,结果导致“消化不良”——这些神学思想就像食物,虽然吃进去了,也长了一些“肉”,但可能也会引发“肚子疼”。因此,我想搞清楚这些神学家背后究竟在讲什么,为什么会这样讲。

毛叔:那您觉得在理解神学和圣经时,历史起到了什么作用?

任:历史非常关键。因为神学其实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发生的。比如,中国传统的儒家经典诗、书、礼、易、乐、春秋,被称为“六经皆史”,因为这些经典都是历史的产物。基督教也一样,虽然上帝的道有永恒性,但它也是在特定历史时空中“被揭示”的。因此我们活在一个交汇点上,这交汇点既有真理的永恒性,也有历史的特殊性。如果我们缺少历史纬度,就会失去对信仰更深层次的理解。

毛叔:确实如此,比如我们在阅读圣经时,如果只关注道德原则,可能会忽略上帝在历史中如何作为、以及人类如何参与其中的部分,特别是在现实生活中,很多事情不仅仅是简单的对与错,而是充满了复杂的灰色地带。

任:是的,正因如此,我们读圣经时要结合历史背景来理解。很多时候,我们带着自己的世界观去解读圣经,认为自己掌握了真理,但实际上我们只是从自己有限的视角在解读。而通过历史视角,能更全面地理解圣经。

新教:挣脱传统后的自由与断裂

毛叔:您在研究天主教和新教的历史时,有没有特别的感触?

任:我觉得新教的特点之一是宗派的形成往往伴随着历史的断裂。比如,理查德·尼布尔(Richard Niebuhr)在他的书《宗派主义的社会根源》中讨论了宗派是如何在美国形成的,它与社会和种族有着密切关系,每当社会发生大变迁,宗派就会在某种程度上与历史产生断裂,这种断裂有时会带来活力,但也会导致传统的消失。就好像它有一种负重感,希望从中间挣脱出来,这种挣脱一方面产生了活力,另一方面也产生了一种跟历史的断裂。而断裂让人少了包袱,但也使人的思考缺少了传统的向度,容易“活在当下”。

毛叔:相比天主教而言,您觉得新教在中国的发展有什么特别之处?

任:之前学哲学时,在“宗教社会学”这门课上,我们讨论了一个问题:即为什么天主教在中国的发展不如新教?我认为和历史断裂有关系,新教从一种传统中挣脱出来,它不再依赖传统,所以更有活力。但与此同时,这种断裂也带来传统的缺失,当我们都“活在当下”,人往往不知道自己是谁。

毛叔:那您是如何看待这种情况的?

任:举个例子,我叫任小鹏,因为我爸爸姓任,给我取了这个名字。我生在四川,在那里念书,因为我有了传统,我才能定位自己的当下。如果这个传统被抽空了,人就会感到迷失和焦虑。这其实也是新教的一种特质,一种从断裂中产生的活力,伴随着传统的失去。

毛叔:我记得很多年前在台湾,社会很混乱,我去到圣公会,那里的传统非常深厚。通过礼仪,我感受到了基督教两千年的传承,仿佛经历了无数风雨。这让我觉得,即使在混乱的当下,也能找到稳定感。

任:传统确实让人有一种稳固感。相比之下,福音派的特点之一就是它一直在经历断裂,虽然充满活力,但也有其缺点。

“高举圣经”也是一种传统

毛叔:我最近在研究倪柝声和王明道的历史,他们在中国做了很多事情。但最后,他们与差会完全切割关系,您觉得这种“断裂”带来了什么影响?

任:1949年之后,倪柝声、王明道与差会分离,这使他们在中国的政治高压下得以生存,带来了一种独立的生命力。但这种分离也带来了另一个问题,就是传统的缺失。没有了传承,大家只能回到圣经,所以中国基督徒非常重视读经。因为在社会压制的环境下,圣经成为最容易获得的属灵资源。虽然那时买圣经不容易,但一旦有了大家反复阅读,这也使得信仰得以扎根。

毛叔:这似乎也带来了另一个问题,就是大家对圣经的理解各执己见,反而产生了很多分歧。

任:没错。圣经是绝对的真理,但我们有时会犯一个错误,即认为自己对圣经的理解是唯一正确的。因此在讨论时往往各执己见,吵得不可开交。这也是缺失传统和传承带来的一个问题——每个人都高举圣经,却不知自己都戴了一副“眼镜”去解读圣经。

毛叔:您的意思是,过分强调个人对圣经的理解,反而阻碍了神学的发展?

任:是的。神学的前提是,我们在讨论问题时需要保持谦和,意识到自己的理解是有限的,而不是把自己当作真理的拥有者。耶稣是真理,而我们只是追寻真理的人。如果每个人都坚持自己的解读而不去接纳其他可能性,就很难发展出一套系统的神学。

毛叔:所以,重视圣经本身也是一种传统,只是我们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个传统的存在。

任:是的,我们无论如何都无法逃避传统的问题,关键在于我们愿不愿意去认识和接受它。

中国的基要派VS.美国的基要派

毛叔:那基要派对华人教会的影响又是怎样的呢?

任:中国的基要派与美国的基要派其实有很大不同。像王明道、倪柝声这一代人,他们虽然被称为基要派,但他们的信仰更多的是传统敬虔主义的信仰,他们不太关心外面的世界发生了什么。他们更关心祷告、读经、聚会,而不是与别人争论神学问题。

毛叔:可是,王明道会说那些不认同他的人是“不信派”。

任:是的,他可能会这么说,但他不会成天和别人争论。他会继续做自己的事情,不去和别人纠缠。这与美国的基要派不同,后者在20世纪特别喜欢争论,甚至为了一些并不关乎核心教义的问题而争论不休。

毛叔:听起来,美国基要派的这种争斗性与社会变迁有关。

任:是的,很多神学争论的背后其实是社会变迁带来的紧张和不安。19世纪时,美国基督教主导了社会,但到了20世纪,随着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发展,基督教的影响力逐渐边缘化,使得基要派感到焦虑和愤怒。所以,他们常常显得怒气冲冲,特别是当他们觉得自己的信仰受到威胁时。

毛叔:我觉得王明道当时面对的情况很不一样,他看到的是日军的轰炸、飞弹,还有国共战争的战火,所以他有一种很现实的焦虑感,而不像有些人能够看到这些,然后心情平静地说“它们都会过去”。

任:对。美国的基要派与王明道代表的基要派区别很大。美国的基要派想把美国带回到基督教文明的巅峰时期,带回到清教徒主导的那个社会,所以他们想要重新影响政治,甚至左右大选。他们的雄心壮志是让基督教再次回到美国的主流地位。而王明道和倪柝声则没有这种兴趣,他们的焦点从来不在这些。

毛叔:那在反智的态度上,两者有没有什么相似之处?

任:两者都有一些反智的倾向。不过,中国传统教会并不太关注信仰与学术的关系,所以一个基督徒可以去读硕士、博士,读完了就去工作,信仰和学术就像两条平行的铁轨,互不干扰。而美国的基要派则强调基督教信仰要影响整个世界观,他们要把所有的学问塞进他们的基要主义框架里,即使有时无法完全整合。

毛叔:所以,这就导致了像“年轻地球论”这种科学观念的产生,对吧?

任:“年轻地球论”这种观点,就是基要派的一种字面解释方式,他们坚持地球只有几千年历史,而这在科学上是很难解释的。基要派将圣经的字面解释作为最安全的做法,因为新教失去了传统,最终只剩下圣经。于是,字面解释就成了一种保守且确定的方式。虽然从奥古斯丁到加尔文都没有这样解释圣经,但基要派依然坚持这样做。

毛叔:对,我觉得这也和他们的战斗性有关系。他们不仅是为了保守自己的信仰,还要去对抗那些他们认为是错误的科学观点,比如进化论、高等批判理论,等等。

任:正是这样。美国基要派的这种反智倾向,与美国的历史背景有很大关系。19世纪末,圣经高等批判传到美国,神学上的自由派思想开始影响基督教。但真正让这些神学争论上升到文化战争的层面,是第一次世界大战。

毛叔:一战的影响这么大?

任:是的,在一战期间,美国与德国交战,德国成为美国的敌人,爱国主义情绪非常高涨。当时,德国侨民在美国几乎一夜之间被美国化,原本德语是美国的主要外语之一,但战后就没人敢讲了,甚至连汉堡(Hamburger)这个词都被认为是德语,不许再用了。所以,当时的自由派神学不仅是神学上的问题,还被上升为政治性的批判,被认为是德国政府资助的阴谋,削弱美国基督教的根基。

毛叔:这真是把神学之争上升到了国家安全层面。

任:是的,正因为这种爱国主义情绪,自由派神学在一战后成了“卖国贼”,被认为与德国政府挂钩。这种情绪将神学争论转变为文化战争,使得美国的基要派变得更加激进和充满敌意。

毛叔:这种情绪一直延续到了今天。

任:是的,冷战期间,美国的基要主义和福音派也受到了很大影响。那时,美国基督教被动员起来对抗苏联的无神论,这也是为什么美元上写着“In God We Trust”,小孩们在背效忠誓词时也要提到“one nation under God”。这些都是冷战对基督教的影响,政府动员信徒为国家服务,对抗无神论的苏联。在一次演讲中,里根说苏联是个“邪恶帝国”,但很少人知道,这是在美国福音派年会上讲的,面向几百个牧师传道人。他这样讲是希望信徒们团结起来,支持对抗苏联的行动。可是,从神学上讲,说一个国家是邪恶的是很难站得住脚的。虽然我也不喜欢苏联共产党的做法,但所有的国家都是堕落后的人类产物,没有一个国家可以站在绝对的道德制高点上批判另一个国家为“邪恶”。

毛叔:是的,从神学上来说,的确很难这么绝对地看待善恶。

任:奥古斯丁也说过,国家虽然是堕落的,但仍然有维持秩序的作用。所以,当美国在冷战期间说苏联是邪恶的国家时,许多美国黑人就质疑:苏联没有搞种族隔离,也没有歧视黑人,怎么能说它比美国更邪恶?同样,在越战征兵的时候,黑人反对去打仗,因为越南也没有歧视他们,他们不觉得自己有理由去参与这样的战争。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对历史的理解太过浪漫化,尤其是在战争中,敌我双方被刻画得过于黑白分明。

毛叔:是啊,战争中的很多行为,比如原子弹的投放,虽然结束了战争,但也是非常残酷的。

任:没错,战争让我们过于简化了善与恶的界限。我们常常站在自己的立场上,把自己看作是绝对的善,把对方看作是绝对的恶。但从基督教的伦理来看,战争只是坏与更坏之间的冲突,并不存在绝对的正义。每个人或每个国家都有善恶的两面。战争让我们忘记了复杂的现实,只留下简化的叙事。比如你提到天主教和华人教会的关系,很多华人教会还是习惯把天主教视为“大敌”,即使天主教与基督教在信经上的基本信仰是相同的。这种对立情绪,其实源自19世纪美国基要派对天主教的批判。

毛叔:我也觉得很有趣,天主教和基督教在核心信仰上其实很接近,但很多华人教会却把它当作完全对立的宗教。

任:这要追溯到19世纪的美国了。当时,美国的清教徒影响很大,他们反对天主教,不仅因为神学上的分歧,还因为历史和政治的原因。天主教移民到美国后,与本土的清教徒有很多冲突,比如天主教徒喜欢喝酒,而清教徒倡导禁酒。所以,美国的基要派一直把天主教视为敌人。这种态度传到中国后,影响了很多华人教会,直到今天还有一些家庭教会认为天主教是异端。

毛叔:这种敌视让人感觉天主教和基督教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宗教。

任:是的,宗教改革后,新教和天主教的分歧被放大了很多,很多细枝末节的神学争议变成了不可调和的对立,但实际上两者的神学差异并没有那么大。

毛叔:是的,很多分歧在争吵中被夸大了。

任:没错,就像夫妻吵架,小问题也会被放大一样。所以我们在看待这些分歧时,更多要看内在的态度,而不是表面的神学分歧。

以史为镜

毛叔:作为一位历史学者,特别是在当下的环境中,您如何引导学生或信徒正确地看待历史呢?

任:这是个好问题。我常常强调,学习历史,尤其是对经典的解读,不应该只停留在表面,而是要理解它的历史背景。比如古代中国的儒生,后来变得僵化,就是因为他们抱着经典不放,认为自己的理解是唯一正确的,但他们没有把经典放回到历史情境中去理解。其实,我们基督徒有时也犯了类似的错误,我们抱着圣经,却认为自己对经文的解读是绝对的真理,而忽略了我们各自的背景和神对每个人的不同带领。坚决相信自己对经典的理解最正确,表面上看是很爱经典,但其实是一种自傲和固执。

毛叔:那是一种自以为是的态度。

任:是的,作为历史老师,我现在所能做的就是提醒学生们,基督教的信仰和神学总是在永恒与当下的交汇点上。当我们面对当下的问题时,可以去历史中寻找类似的处境,看看古人有没有一些智慧能帮助我们。从历史来看,我们当下的处境虽然不理想,但还没有那么糟糕。初代教会经历过比这更严重的逼迫;历史上,中国教会也遭遇过极大的挑战,但都挺过来了。如果没有历史的维度,我们遇到一点挫折时就会特别悲观。比如,现在很多人想移民,想“润”(run),其实这与历史感的缺失是有关系的。

毛叔:是的,很多人确实会觉得移民是唯一的出路。

任:对,其实我们可以从其他国家的基督教历史中看到类似的处境。比如印度的基督徒也面临教堂被暴徒烧毁的情况。所以,当我们有了更大的历史视野时,面对今天的难处,虽然很痛苦,但我们不会过于简单地乐观或悲观。大约10年前,中国教会特别乐观,很多人认为马上要迎来大复兴;而今天,很多人变得非常消极,觉得信仰没有希望了。那时很多人认为中国的基督徒会迅速增加,甚至会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宣教大国。但现在,大家好像失去了信心。我认为这并不是因为我们不爱主,或信仰浅薄,而是因为我们缺少历史的视角。有了历史的视角,我们就知道今天的教会发展快一点,我们感谢主;发展慢一点,我们也感谢主。因为基督教超越了历史,它有一种更深远的意义。

毛叔:所以,有了历史的眼光,我们能更沉稳地看待教会的发展,而不是随着风浪起伏。

任:是的,中国传统文化也强调历史的重要性,六经皆史的观念就是中国人的智慧。有了历史的眼光,我们不会轻易地被一时的成败冲昏头脑。喜乐不是狂喜,面对现实的清醒态度也不是绝望。当我们遇到不同的意见时,不是怒气冲冲,而是保持冷静。作为历史老师,我希望能够帮助弟兄姐妹在教会中起到压舱石的作用,不至于让信仰的船在风浪中过度摇摆。

(本文首发《海外校园》16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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