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中的托特已经见证了一个充满冷漠、机械化、资本化的世界，如今AI的兴起，好似在这个冰冷的世界中新增了另一种虚假的希望。
在无奈与抗争中
《粗野派》（The Brutalist）是一部于2024年上映的电影，影片讲述了二战后，匈牙利籍犹太建筑师拉斯洛·托特移民美国的故事。
提到粗野派，我们不禁会联想到粗犷的外观和立体构造，那是一种20世纪中叶流行的建筑风格，常用不加装饰的混凝土和砖块作为建筑材料，其风格强调材料的原始质感和基本功能，而非华丽的装饰和鲜明的色调。这和二战前的洛可可（Rococo）与新古典主义（Neoclassicism）形成鲜明对比。电影的男主托特是一位著名的建筑师，他曾在布达佩斯用粗野派风格，设计了多座知名建筑。男主由阿德里安·布罗迪（Adrien Brody）饰演，这位演员曾出演多部与犹太题材相关的电影。
观影时，我不禁想到小说《马丁·伊登》。个体的痛苦往往不仅是个体层面的体验，它也在某种程度反映了人类群体的现况。每个人的经历虽然是独特的，但也能通过社会、文化，甚至是战争，揭示出人类的普遍问题。虽然托特没有像马丁一样最后选择自杀，他却像西西弗斯一样，一直在坚持，在无奈和抗争中寻找出路。
饱经战争创伤和压迫的犹太人托特，逃离黑暗的欧洲大陆，寄希望于在自由的美利坚重获新生。他偶然间认识了一位富商，获得了设计多个项目的机会。因此托特不惜一切，想通过他的建筑设计，达到自我实现的目的。但他却受到富商的歧视、欺凌、欺骗，甚至性侵。所谓“自由的国度”并没有给他带来任何庇护，取而代之的是人的傲慢和资本的冷漠。艺术与理想，往往只能在无情的资本面前屈服，他试图用他的作品反抗这种压迫，却又无力承受这份痛苦。
粗野派的建筑风格，如同他的脸，充满了压迫感和不妥协的坚硬。这种简单原始和不加修饰的美学，强调的是“形式服从功能”，在去除不必要的装饰的同时，展示出建筑材料的本质。它也是对传统建筑装饰主义的反叛。对于一个二战后的犹太幸存者，内心的自由和坚韧如同粗野派的建筑材质，远远胜过外表的虚浮和做作。他把所有精力都倾注在艺术建筑上，甚至将其视为自我崇拜和自我救赎的象征。正如他的妻子责备他的那样，“你把自己放在了祭坛上！”
孤独的反叛者
事实也的确如此。经过战争和集中营的创伤，他极度渴求心灵的自由和认同感。在艺术创作的同时，他经常需要用妓女、毒品和色情电影来自我疗愈。尽管他深爱他的妻子，但在抵达美国的第一天，他便去找了妓女，以此来暂时安抚内心的空虚。他的生活被一种无止境的痛苦和躁动所主宰，无处安放内心，几乎每一天都在挣扎中度过。那些短暂的愉悦，也许能够让他暂时忘却生活中的压迫和痛苦。然而，这种方式只会留下更深的虚无感。
艺术并不是最终的解药，但他却固执地认为，理想与艺术是他唯一可以抓住的救命稻草，他甚至把所有希望都倾注其上。电影中的建筑作品不仅是他的职业成就，更是他内心世界的具象化。他对建筑材料和空间的设计甚是严苛，这种完美主义和对艺术的极致追求，反映出他在寻找自我认同和意义过程中的挣扎。在那个物质并不丰富的年代，托特宁愿牺牲自己的薪水和家庭的生活开支，也要完成建筑项目，他已经将艺术和建筑看作救赎的途径。他可能认为，通过创造出一个伟大的建筑，便能够获得内心的平静、弥补过往的伤痛，或者恢复某种意义上的自我认同——尤其对一个二战后的犹太人来说。
但可悲的是，托特的这种“粗野派”的反叛力量，在油滑和精明的富商面前，更确切说是在文化和权力的双重压迫下，显得毫无作用。他不得不在资本、名誉和权力面前低头，他的棱角也变得越来越模糊。不仅如此，他的肉体和精神都被摧残。正如电影里描绘的那样，他被“强奸了”。这不仅是字面意义上的性暴力，更是社会对个体的彻底征服。他的反抗并没有改变社会的格局，他的挣扎也显得如此徒劳。在孤独的反叛中，他未能找到自己的位置，未能找到一条出路。建筑艺术、性、毒品，都未能给他带来灵魂的平静。最终，他更深地陷入到无尽的循环与绝望中。
同样可悲的是，那个看起来傲慢和凌驾于一切之上的富商，也陷于痛苦和无法自拔中。虽然他看起来很富有，可以通过金钱和权力掌控一切，但他那脆弱的嫉妒心（嫉妒建筑师的才华和他妻子的高学历）扭曲了他的心理，最终只能通过对别人施加性暴力，来展现他的控制欲和存在感。这实在是件讽刺和可悲的事。
救赎的力量
存在主义曾告诉我们，个体可以凭借自己的力量努力争取自由——这是一种救赎的途径，哪怕在无意义中，仍旧可以创造出意义。但托特的故事却道出了另一种悲剧。他努力争取的所谓“自由”，无论是艺术、肉欲，还是毒品，都未曾给他带来心灵的安慰，反而成为他痛苦的根源。真正的自由具有超越自我痛苦的力量。存在主义的自我救赎最终在托特身上沦为一种未曾兑现的空想。
而今天，科技日新月异，特别是人工智能迅猛发展，这种新的技术好似当时的粗野派，如同反抗传统美学那样，正在给人提供一种新的幻觉或答案——它能为人类带来一种超越困境的救赎。电影中的托特已经见证了一个充满冷漠、机械化、资本化的世界，如今AI的兴起，好似在这个冰冷的世界中新增了另一种虚假的希望。人类是否真的可以找到出路？
电影的男主无法回到那个曾经带给他伤痛记忆的欧洲，同时也无法让他在所谓的“自由国度”找到立足之处，最后他们回到了以色列，一个重新复国的国家，甚至他还被授予奖项。当然这是电影，但现实往往是另一种结果。托特作为个体，象征着绝大多数人的现况。
托特的失败也许在某种层面告诉我们，自我救赎并非单靠个人的挣扎与反抗。它也许需要一种超越自我的外在力量——信仰。而这种力量，在托特的世界里，始终未曾出现，也未曾在加缪和萨特笔下的人物中出现。
但是当我们打开那本古老的圣经，却发现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救赎的力量无数次出现在那些平凡而又不起眼的人身上——放羊的牧童大卫，狱中的约瑟，被挖双眼的参孙，不孕的哈拿，钉在十字架上的强盗，等等。他们并未拼命挣扎，只是单单祈求和信靠；他们并未苦于所得不到的，而是安然当下的现状；他们也并未执着于己意，而是顺服听命。
人类的苦难没有终结，正像文学从来不会找不到素材一样。它虽然苦涩，却是一剂良药。存在主义从苦难中来，同样也会从苦难中消失，它只不过是人类历史中的一个过客，一位暂时充当小丑角色的存在，直到苦难把人类带回到真正的主人面前。
（本文首发《海外校园》17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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