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雨峰
1990年我曾到美国东北部的康州做访问学者。在那里，我大大地开阔了眼界，以亲身经历更真切地了解了另一种社会。更重要的是，我在访学期间认识了许多基督徒，和他们一道学习《圣经》，有机会探查我在中国大陆所难以接触到的另一种精神世界，另一种人的心灵。
只是神话
我们的查经聚会在一家美国浸信会教堂的底楼举行。带领我们查经的人，是早几年从北京移居美国的工程师和统先生，对中国学生所遇到的困难和疑问都有较好的准备。尽管如此，我也从来没有认真考虑过要不要信主的问题，因为我那时候还是一个顽固的唯物主义者。我那个经过多年唯物主义理论训练的头脑，早已被一个严格的逻辑系统所填满，没有为任何超自然的事物留下一丝一毫的余地。在我当时的心目中，《圣经》里的故事从头到尾都和中国的古书诸如《山海经》、《封神榜》、《西游记》一样，全都是古时候的人在无法理解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情况下想象出来的。在今天科技昌明的时代，还有这么多人相信神、天堂、地狱、灵魂、来生、童女感孕、死人复活、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海面行走、击石成泉、分海成路、摸一摸就可使瞎眼复明等等神话，这是我无法理解的。
一种力量
我更不能理解的是，世界上竟有那么多成就卓著的文学家、科学家、政治家、军事家、医生、教授、工程师、企业家，都是虔诚的基督徒。单就我的母亲来说，她也是受过很好现代教育的知识妇女，可她却宁愿自己受尽磨难，也决不肯背弃自己的信仰。这都说明，基督教信仰有着一种强大的力量。
我试着去理解这一力量之所在，却一再使我感到失望。我跟着他们读《圣经》，听他们讲解，心中充满了疑问。每当我提出问题，他们总说“这是神的奥密”“这是神的主权”或者“这是神的作为”。我感到这样的回答不能叫人信服，觉得他们用“神”作挡箭牌，拒绝探讨任何疑问，似乎有敷衍塘塞的嫌疑。后来，我也就不再多提问题了，只是抱着观察了解的心情作一个“旁观者”。有时候，我甚至觉得这种查经学习和“政治学习”没什么两样，同样都是一个人讲大家听；同样要把所学的内容当成绝对真理，理解的要相信，不理解的也要相信；同样不能认真深入地探讨真实的疑问。之所以有这样的感受，一方面是由于自己顽固地拒绝神，不允许任何超验的观念进入自己的意识之中，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查经学习只是就事论事地读《圣经》中的故事，没有提供更多辅助材料，帮助像我这样的无神论者建立关于神的意识。对于一位利用业余时间传道的信徒来说，要做到这一点确实有困难。就是专职的教牧人员，也很难对付像我这样顽固不化的唯物主义者。因为，我们惯于依靠自己的逻辑推理能力去认识事物，而不懂得用心灵去感知神的存在。
加强认识
当然，参加查经班的经历也不能说对我的思想意识一点影响都没有。恰恰相反，经过近十个月与华人基督徒的密切交往，我的心情已经在不知不觉之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首先，我了解到绝大多数的人都相信某种形式的神灵世界存在于我们的感觉之外。我在一个华人教授的家里遇到一位已经退休的生物学教授，是一位热心的基督徒。我便趁机请教他，现代生物科学如此发达，人类几乎已经可以解释所有生物生成和进化的秘密了，一个生物学教授怎么还可以相信上帝呢？他的回答是我完全没有料想到的。他说现代生物科学知识只能加强而不能削弱对上帝的信仰。他说科学越发达，我们对生物生长、繁衍的秘密了解得越多，就越清楚地知道没有上帝的创造，一切生命产生和生存的可能性是没有的。他的回答，对我来说简直是当头一棒，使我一时不知怎样对付了。后来，我才逐渐了解到，不但那位教授一个人有那样的看法，事实上西方生物学界持强硬达尔文主义立场的生物学家已经越来越少。
都靠信仰
其次，我认识到现代科学也好，哲学也好，都无法证明上帝存在，也无法证明上帝不存在。基督徒认识上帝靠的是信仰，我们这些无神论者不认识上帝，其实也靠的是信仰。认真想一想就明白，任何一部哲学著作中都无法拿出令人信服的证据说，物质世界确实是无始无终的，万事万物都是物质自身演化出来的结果。相信物质世界无始无终要靠信仰，相信无生命的物质世界中可以自动演化出多姿多彩的生命现象来，也同样要靠信仰。如此看来，从一个唯物主义者到一个有神论者的转变也并非绝然不可能。
深受感动
最后，基督徒待人处事的态度深深地感动了我，使我产生了要像他们那样对待生活、对待他人的愿望。我觉得只有那样，才更加符合我对人生的理想。一般来讲，我所遇到的基督徒都对人坦诚、热情，做事认真，不会弄虚做假。灵命造就好一点的基督徒，更能够把世间的名利、地位、声望、权威、财富都淡然处之，不以为念，而一心一意追求一种高尚纯正的属灵生活，力求效法耶稣基督，执着地遵循上帝的诫命，坚定地走一条正直公义的人生道路。这样的人，才是真正的民族脊梁，社会柱石。相比之下，中国大陆社会上人欲横流，精神衰败，人们相互欺诈，相互猜忌，为了一点点可怜的经济利益，或者名利、地位、头衔和权力，成天勾心斗角，暗中较劲，背后下手，什么卑劣的手段都用得出来。特别是一些有权有势的人，在公开场合不断用美丽动人的“大道理”教训人，私下里却假公济私，贪污挥霍，把国家财产往私人腰包里装。在他们的带动下，整个社会风气日益败坏，社会治安每况愈下。无神论思想把中国人传统敬天畏命的观念破除了，使得不法之徒更加肆无忌惮。毛泽东说他自己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正是在他的这种“大无畏的唯物主义精神”感召下，当代中国大陆才出现了成千上万无法无天，乐于斗天斗地斗人的人。当他们每天无休无止地纠缠在一起，互相争斗的时候，这个社会还能有安宁、祥和、秩序和纪律吗？在当前这样一个世风日下的时代里，基督徒的人生态度和我所耳闻眼见的表现，似乎给我带来了新的希望。
三种路向
我于91年10月回国。那时，我虽然还没有皈依主耶稣，但我的心境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自从1989年“六四”以来，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大多数逐步弃绝了意识形态教条，开始了新的思想探索，一直在酝酿着一场深刻的精神风暴。人们的追求基本上寻着三个路向发展：其一是回归中国文化，挖掘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学说中仍然具有生命力的要素，并与现代西方的民主思想相结合，试图走出一条民族化的文化复兴之路。高层领导人中间也有人暗中为这一发展势头鼓劲。我相信儒家学说中有许多东西蕴含着永恒的哲理，是中华民族的宝贵遗产。但是，儒家学说的精神力量似乎不足以解除当前中国人的精神危机，因而还不能完全令我满意。
其二是继续循着西方人文主义的路向发展，寄希望于中国政治和经济体制的全面现代化（或者西方化），即建立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党派自由、舆论自由，实行普选的民主政体和以人文主义为主导的文化教育体系。我本人虽然赞成经济上的自由竞争，政治上的民主选举，但对于全盘西化仍有保留。特别是西方世俗文化已经走入一个低迷衰朽的死胡同，政治经济体制方面也存在许多难以修复的缺陷。另外，中国的文化传统也不允许照抄照搬西方的观念意识和文化形态。所以，中国只能走中国自己的路。
其三是仍然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想，但要建立民主政治，走中欧，北欧式的所谓“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道路。然而，无论从中欧、北欧国家的历史和现实看，还是从中国目前的具体条件看，这条路都不像一条能够解除中国大陆所面临的社会危机的通衢大道。别的不说，单就中国高达十二亿之众的人口而言，中欧和北欧国家的经验就无济于事，更何况这些国家本身也正面临着很多无法克服的难题。
无本之木
我逐渐认识到，如果没有一个超乎于人间万象之外的，比人类本身更伟大的力量和智慧之源，但凭人类自身的能力和才智，似乎很难把中国人和全人类从当前的重重危机中解救出来。我自己和许多同代人一样，对未来社会曾经抱着极为虔敬的憧憬。我们曾热切地盼望，通过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地上的天堂”总有一天会成为现实。我们所没有想到的是，要在地上建立“天堂”，就像在地上建立任何东西一样，必须先打下一块坚实的地基。然而，历史的事实说明，在地上建立“天堂”的基础是根本不存在的。
人们背离了上帝的意志，不顺服在上帝的权能之下，却企图取代上帝的地位，要依靠人的智慧施行公义，建立“地上的天堂”。其结果，只能是适得其反。因为“爱是从上帝来的”（约14：7），“上帝就是爱”（约14：16）。上帝是爱的源头，离开了上帝，爱便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必然不能持久不变。再加上罪的污染，贪欲的辖制，人的爱就很容易被毒化，从而变成恨的根由。回顾“十年文革”和其他许多政治运动中发生的那一幕又一幕的悲喜剧，谁能想像得到：为美丽动人的“童话”所陶醉的人们，竟然会做出那么多荒谬绝伦的蠢事，给他人和自己制造那么多的苦难和伤痛。
不能自救
对自己原来所持的主义信条的反省，使我认识到人类有寻求上帝的迫切需要。人类不能够自救，必须仰赖上帝的超然智慧和能力，才能够真正得到拯救。自此，我开始自觉地寻求上帝，从唯物主义的无神论者向一个有神论者转变。
另一方面，中国大陆社会上无处不在的贪污腐败风气，也让我开始对人的罪性有了较为真切的了悟。为什么自称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人，一旦手中有权，就会和历朝历代的贪官污吏一样营私舞弊、贪赃枉法呢？难道他们对自己的理想不忠实，从一开始就打算说假话骗人吗？那么，为什么过去在孔孟之道的严格教训下成长起来的文人学士，一旦考中进士，做了一方“父母官”，就不免要出现“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结果呢？是他们对儒教口是心非吗？我们这些普通百姓，虽然对贪污腐败的官场风气深恶痛绝，但是如果我们自己也突然一朝权在手，又有几个人可以保证做到出污泥而不染呢？其实并非人们起意要用美丽的言词欺骗他人，而是人们常常有善良的愿望，却很难有实践出来的能力。正如保罗所说的：“我所愿意的，我并不作；我所恨恶的，我倒去作”（罗7：14～25）。因为，“世上没有不犯罪的人”（王上8：46）。中共领导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意愿，古代的儒生也有遵行“仁义”之道的意愿，然而他们都无法超越那个“取死的肉体”，因而一有外界的诱因，就会贪得无厌。
神迹奇事
在回国后的三年里，我不断阅读《圣经》，并参考许多别的书籍，力求认识上帝。我的唯物主义无神论立场逐渐动摇，感到自己越来越能接受上帝的存在了。
当然，认识到上帝的存在，承认上帝的大能，并不能叫人自动地成为基督徒。从相信上帝到接受主耶稣所传的福音之间，还有一段很长的距离。那么，我为什么会接受主耶稣做我自己生命之主呢？
其实，对我来说，相信童女感孕生子等神迹奇事是很困难的。当我逐渐认识了上帝的大能之后，这些都变得真实可信了。为什么呢？因为我慢慢地了解了人的有限、人的知识的不完备和上帝主权的无限。用人有限的知识（如科学常识）来推测上帝的作为自然无法接受神迹奇事。只要我们相信上帝是全知全能的，我们就会比较容易相信神迹奇事了。
不过，仅仅接受神迹奇事，童女生子，死而复活等是上帝的作为，也还不能使人成为一个基督徒。换句话说，耶稣的言行虽然从不可信变得可信了，但仍然无法在他和我之间建立生命的联系。
孔子/耶稣
我一直在把耶稣的言行和孔子的言行作比较，觉得他们二人的教导有许多相似之处。耶稣讲爱人如己，孔子也讲仁爱；耶稣讲：“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太7：12），孔子也讲“己所不欲，勿施予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耶稣教导人们不要心怀仇恨，不要动怒，孔子也讲遵行“恕道”；耶稣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太5：10），孔子的继承人孟子也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饿其体肤，困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既然他们在道德教训上不分高下，那么做为一个中国人，我们为何不服膺于孔孟门下，却去跟从犹太人耶稣呢？
有位名叫蔡仁厚的台湾学者，在一篇文章中把孔子和耶稣作了比较之后宣称，中国人有了孔子就不再需要耶稣（《新儒家的精神方向》，台湾学生书局，1982年，第65至90页）。从民族感情来讲，他的意见对中国人很有感召力。但是，回顾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的中国历史，叫人无法不怀疑孔孟的“道德自足主义”是否真的具有拯救世人的能力。唐宋以降，历代皇朝都用儒家学说治理天下。其间虽然不乏浩气长存的忠臣烈士，但在总体上，却始终无法改变世道人心日趋败坏的大势。历史事实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无论是儒家学说还是任何主义，都无法改变人们的心灵，更无法给人一个永恒的盼望。
耶稣基督却改变人们的心灵，给人一个属灵的生命，从而成为不同于旧我的“新人”，并且还能得到一个获得更新更美的永恒生命的盼望。孔子对中国人的生活状况做出过伟大的贡献，凡是炎黄子孙，都会对他抱着崇高的敬意。而耶稣基督却不仅仅为犹太一国一族而降世为人，他到世上来是要救万族万民，他是全人类的救主。孔子只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道德家，只是一个伟人而已。而耶稣基督却是上帝的儿子，即是人又是神。在他的面前，一切伟大的思想家，道德家都成了小学生，犹如太阳下面点燃的一只蜡烛，顿然失去了一切的光辉。诚然，孔子有很好的教训，正如印度的释迦牟尼，阿拉伯的先知穆罕默德，希腊的大哲学家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等，都有过非常好的道德教训。如果耶稣仅仅是另一位伟大的道德家，那么我们真的不再需要他。
穿上新衣
我接受耶稣基督作我的生命之主，并不是因为他的道德教训比孔子的更高明，而是因为他是全知全能，自有永有的上帝的儿子。他是人，因为他经历过人世间的一切苦难，深知人性的软弱；他又是神，因为他是上帝的儿子。在至善至美的上帝面前，一切人间的道理，一切人的智慧，一切人的道德教训，都只不过是“污秽的衣服”（赛64：6）。人，包括一切伟大的思想家，道德家，圣人，贤者，佛祖，菩萨，天师，真人，革命导师，政党领袖，都不能作自己和他人生命之主，只有上帝和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才有这样的主权。那位台湾东海大学的蔡教授主张以孔子为“主”，以耶稣为“宾”，因为他把耶稣当成了和孔子一样的道德家。如果真是那样的话，他那个“宾”也完全是多余的。
然而，《圣经》的真理却明白告诉我们，耶稣是神，是永生上帝的爱子。他和孔子的关系与他和我们的关系一样，是神和人的关系。当我们“穿上新衣”，归入基督之后，任何属于人的道理都像换下来的旧衣服一样，可以把它洗净，晒干，并收藏起来留作纪念，或者摆在博物馆的橱窗里展览。谁愿意放着新衣服不穿，却要穿着旧衣服上大街呢？
太阳已经升起来了，我们还需要点燃蜡烛吗？
作者来自甘肃省，在国内获教育学博士，现于加拿大进修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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