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第一年

 

 

 

文/高鲁冀

 

 

 

自一九八０年四月十八日离国，踏上美国这块土地，转眼已十八年了。但刚来美国的情景，仍历历在目。虽然来美六年后，才经过大苦难，找到了主。但初来第一年的情景，愿意写出来，与大家分享。

 

 

自由国度失去自由

 

我届四十才出国，在此之前，不知外国何样。投奔的是卅多年来未曾谋面的姨父母。俩老已退休，只是姨母为了我，还坚持上班。他们住在芝加哥郊区，我刚到时，一切新鲜。时差原因，夜不能寐，终夜看电视，失望得很，因为看不到任何色情画面。姨夫订了许多杂志，看完就丢，看得我心疼，太浪费了！这些杂志如《时代周刊》、《国家地理杂志》等，都是严肃刊物，我只会看图，并不识字。

学了十二年俄文，毕业后，文革开始俄文被束之高阁。再想用时，连字母都忘了。不会讲一句完整的英文，但俩老执意要我继续念书，他们连络了他们的母校，威俄明大学，叫我去念研究院，他们每年供我六千元。英语从ABC开始，来美后几天姨妈开始教我，每天住在空荡荡的大房子里，念着天书一般的英文，姨妈回家还要考我，四十岁的大男人，被像儿童似的管教，什么滋味！

每天对着老俩，一句中文也不能讲，到哪儿都要开车，最近的小商店走都得走一个小时。像是一只小鸟，突然被装进笼子里。不懂英语，看不懂任何英文报刊，看不懂电视，又没有中文书看。整天闷在屋子里，吃饭时还被姨父喝叱“吃饭不要出声”。姨父有一份航空版的中央日报，成为我唯一的精神食粮，三个月闷下来，我要发疯了。

偶然机会，带我去中国人的派对，但他们只讲英语，我好不难过。有时带我去商店，我想买什么东西，一个小钱都要找俩老要，自尊心大受打击。

也有得着。初来时，芝加哥还冷，早上起来，姨父问我，“晚上冷不冷？”“呀，冻死我了！”次日又问，“晚上冷不冷？”“冷得睡不着。”姨父奇怪了“什么，四条毯子还冷？走，看看你是怎么睡的。”我们走到床前，我揭开床罩说：“我就睡在这下面。”姨父看了，呵呵大笑，笑得流出了眼泪，说，“怪不得冷。”原来四条毯子外加被单，像旅馆一样，紧紧地绷在床上，上面再加一个厚厚的床罩。睡觉时，按说应当拿掉床罩，钻到毯子底下，我却睡在毯子上，床罩之下。姨父评论说“所以要留学嘛。”

安静的小镇，邻居绝不互相来往，更不要说互相串门了。但走在路上，遇见了，总是彼此问安或微笑，不像在中国，绷着脸，绝不互相招呼的。

 

 

应征编辑飞到西岸

 

有时闷得不行了，就瞎打电话。有些朋友给了某某人的电话，有的是我的朋友的电话。那时候真的不懂，不知道在别人家里，不能随便打电话的，一定要问过人家。有一次打电话给某人，其实并不认识他，他提起来西岸有一家科技杂志，要一个中文编缉。我是学工程的，又会写作，得过全国奖，他们满意，叫我先寄资料，又马上回了电话，叫我飞过去，我迫不及待地答应了。虽然，只是临时工，月薪区区三百大洋。

有人去机场接我，直接拉到某人家里，我也不辨东西南北。到了，没有客套，马上分派工作，改什么稿子，画什么图。主人是一对亲共的台湾留学生，其他则是大陆来的访问学者。大家各干各的，没有吃饭这一说，饿了，打开冰箱找到什么就吃。到了晚上一时，还没有人睡觉。我实在困得不行了，大约两三点钟，女主人带我到一个房间，指着地下说，你是客人，睡这儿吧。大约一个星期，昏天昏地。刚到的头两天，我心中十分惊恐，不知落入了什么“特殊集团”。后来男主人带我看清华校友会的旗子，及北京清华校长的赠品，我才塌下心来。

后来，女主人带我到斯坦福大学附近租了房子，我便安顿下来。有大陆留学生教我们如何去逛汽车房拍买，开始他们开了车带我去，后来给我买了辆自行车，我自己也有了脚，可以到处去了。

到银行存了钱，是人陪着我去的，取钱怎么办？一位留学生教我，只说一个“开拾”（cash）。到超级市场买东西，不用讲话，看什么东西合适，往车上装，到付款处付钱就行了。我自己开伙，居然“独立”了。

一次遇到李政道博士，在国内时，他的大名如雷灌耳，没想到在美国轻易就见到了他，他还与我谈话。我说我年纪大了，记忆不好，原是学俄语的，学不好英文等等。他说，“你有N个理由学不好英语，有N加上一个理由必须学好。”原来N加一是大于N的（N+1>N）这么简单的道理，我怎么就不懂呢？

又有一次，斯坦福两位名教授遇到了我，非要到我住的地方看看，幸好有一位中国女士当翻译。他们到了我的住处，我请他们吃午饭，他们也就欣然接受。记得有我头一天烙的花生酱的饼，他们直说好吃。谈了很多，全忘记了，只记得年轻的教授问我，“你从中国到了美国是不是好像从地球到了月球一样？”实际上，如果他到了中国，这个问题我也可以反问他的。我送给他们从中国带来的石刻拓片，他们同声拒绝“NO！”中国女士解释，美国人不随便接受人家的礼物，尤其这么贵重的东西。

那时我还召了一个房客，是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的钟家庆，我和他亲如手足，他人真好。他曾说，他可以跟任何人和睦相处。他吃很多苦，也很谦虚，老说自己不行。多年后，他回国了，突然去逝。我从报上才知道，他原是一位很有成就的数学家，可惜英年早逝。我现在想，如果我当时是基督徒，一定要带他信主，他也一定会信，因为他极有爱心。可惜！

还有一个人于长城，对我帮助很大，他是杂志社的顾问。我为杂志社大约服务了八个月，杂志社拖欠了我四个月工资，于先生往往自掏腰包。他总是鼓励我，扶持我，支持我。他自己也有办不完的事。直到后来他死了，在他的追思礼拜上，我才知道他是个基督徒，回来后，我连夜写了一篇长文悼念他，并Fax到菲律宾商报。过了两个月，收到寄来的商报，说我的文章令全体员工十分感动，刊登在第一版。于长城原为商报社长，曾被台湾绑架，经国际记者协会营救出狱。他是一个好人，他更是一个义人。

 

 

中国城内暂时安身

 

那时在杂志社，早上去成人学校念英文，下午工作（一个人），晚上或念书或与同学们有活动，但好景不长，一月三百元欠薪不付，我只好另谋出路。

我写信给一家中文周报社长，他居然从旧金山驱车到柏洛阿图市看我，并请我给他们工作。我搬到了旧金山中国城，住在男青年会宿舍，一边念英文，一边打工，最忙时打三份工，生活很紧张。

第一次过感恩节，因为是为报社工作，被邀至不同的单位吃火鸡大餐。火鸡真难吃，毫无味道，肉像木头渣子，后来看见火鸡就怕。但是第一次接触了基督教文化，知道了感恩节的由来。

圣诞节又到了，到处响着好听的圣诞歌曲，街上有穿着红衣服的人摇着铃铛，后来才知道，那是救世军募捐的。圣诞夜我没有地方去，一人走到一家通宵电影院，坐了整整一个晚上，演的什么，我完全看不懂，但我没有选择。如回斗室，我会发疯，只能坐在电影院里等候天亮，过了我来美后的第一个圣诞节

过了不久，突然间，三项工作全丢掉了，蜗居在百老汇大街脱衣舞场楼上四十美元一个月的小房间，何去何从？似乎走投无路了。姨父、母叫我回芝加哥去念英文，又教我开车，开始了海外生活中另一页。

圣经上说：“祂知道我所行的路。”（《约伯记》廿三章十节）作为一个信徒，神看顾我们的每一个脚步，不管我们走的是崎岖是平坦，是坎坷是顺利，衪都看顾我们。然而我相信，我还没找到神以前，祂已经找到了我，到新大陆，是祂的带领。

 

编注：高鲁冀在海外第一年之后的生涯，可谓高低起伏，多灾多难。他1986年“遭致命打击，却未致命”，并在当年感恩节受洗成为基督徒，后来成为中国古董书画鉴赏专家，报刊专栏作家和大学讲师。他的经历详见本刊出版的丛书《相遇在永恒》和《心灵之旅》简体字小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