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走边唱

 

我对日本有很强的报复心理,总是找机会捉弄日本人,在课堂上常常抓住老师的话发难,竭尽讽刺控告之能事,把日本老师气得发抖而博得同学们的欢声,称赞我为中国人“报了仇”。

 

 

 

文/黎 明

 

 

 

 一幕幕惨景

 

我出生于上海市郊的一个普通家庭中。当时人们在“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人定胜天”的口号声中,试图通过奋斗建立起一个具有良好的道德风尚的社会,迎来国家繁荣富强的新时代。但是现实与理想相违,呈现出的是一个充满了纷争、悲伤、动荡、失落的社会。为了摆脱艰苦的环境,有美好的前程,对社会也有一份应尽的贡献,我不受世风的影响,如饥似渴地投入学习,终于考入了一所电气自动化的专业学校。经过四年紧张的学习,毕业后分配在一家大公司。这在当时是十分令人羡慕的工作,我自己也十分庆幸自己的运气。

我所从事的是劳动安全技术管理工作,管理公司所属的近百家企业,数万名产业工人。当时我虽仅十九岁,但因岗位的关系,成了那些年长的基层企业干部的“上司”,每每布置工作、现场检查,总要接受他们的礼仪接待。这在心理上可以满足自己虚浮的荣誉感。但是这种工作与生活并不能给我带来心灵上的满足与平安,因为我的工作内容之一是--工厂工伤事故、人身伤害的调查处理。我所在公司的下属企业都是机器制造工厂,职业危险较大,时常会发生人身伤害事故。有些人在顷刻之间就被夺取了生命,也有的人在长期恶劣的工作环境中,患上职业病而过早地去世。

面对一幕幕惨景,死者家属的悲声,我心中良心的亏欠感油然而生。然而自己所能做的,除了给其家属多给些生活上的抚慰之外,什么也无可挽回。我们在管理上也想了各种各样的办法,为此我还业余地攻读了五年的工业管理专业,试图用各种科学方法预防事故的发生。我的毕业论文虽被评为优等,但用在现实的工作中,却并不能起到期待的效果。因为事故的大多数是产生于人为的忽视,如为多得奖金、不顾身体、违章蛮干、对危险的信号存侥幸心理等等。所以用科学的方法来改进管理、改善机器等条件,虽可以产生一些效果,但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人的因素所带来的不安全。我们的工作如同救火,今天这个工厂机器压死人,明天那个工厂出什么问题,整天提心吊胆,心里默念不要出什么事,年节假日也放心不下那些加班的工人们。

 

 

东西南北风

 

工作上遇到的问题,促使我开始思索生命的现象、人生的意义、生命的起源、人生的价值等等问题。为什么这些工人为了几元钱奖金竟不顾自己的安全,引起了我深深的思考。当时,正值80年代中叶,中国掀起一股思想解放的热潮,出现了“反思的一代”,人们从“伤痕文学、寻根热”中呼吁人性的归回。同时,西方世界一些思想学说的书籍也被大量出版。对于这一切,我如鱼得水,从文学、戏剧、哲学、音乐等方面来探索西方文明的奥秘,从名人传记中寻找人生得胜的秘诀和力量。但这些所谓人间圣人并不能给人多大的启迪,因为这些人对于自己的人生也并不满足。贝多芬在临死前,捏紧两拳哀叹:“难道我就写了这些作品就离去吗?”;一代枭雄拿破仑在他的流放地叹息自己无法再东山再起,夺回荣耀的权势;而一时被青年人极为推崇的存在主义哲学,宣扬每个人是一个孤岛,四周都是水,我们每一个人有自己的痛苦,彼此无法联系,生与死都是烦恼,无法解脱。这种虚空的哲学,毒害了许多人。人们以自杀、吸毒、狂热的娱乐来寻求解脱。连存在主义哲学家--尼采本人也在发狂中凄惨地死去。

我进而转向宗教,想从中国的传统文化及儒教、道家、佛学等方面找到一丝人生的哲理。发现它们都没有解释人的起源、生命的永恒性问题。那时,我每到一个地方是逢庙必修,遇观必进,但发现不少人并无敬拜之心,而是在谈条件,我供你、拜你,你一定祝福我。如不答应,就说明你这个菩萨不灵,我再也不来拜你了。

 

 

下放到工厂

 

有一位同事从国外探亲,回上海带回一本圣经。我马上向他借来读了几段,但是,它全然不同我的理性。我与其他千千万万的那个时代青年一样,陷入了信仰的危机。心灵焦虑、饥渴的我们,时常举行沙龙,探讨人生,寻求真正的道路和理想。大家各述其见,往往争得面红耳赤,你说你有理,我说我有理,到头来大家都无理。我深感世上任何人,思想家也好,哲学家也好,终究受到他所处的环境、时代背景、家庭、教育、宗教等等的局限,不可能创立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来指导人类与社会的进程。就像被誉为导师的马克思,他似乎是站在先知的立场上预示社会发展的进程。他的理论代表了一部分的理想,但他忽视了人类罪的本质,人根本不可能靠自己来建立理想国。历史的事实也正在证明了这一点……宗教、哲学,这个“主义”,那个“理论”,如同一个自由市场,各种各样的商品摆在我们那里,真假莫辨,优劣难识。

1989年下半年,我被某领导以“劳动锻炼”为由下放至一家企业的车间一线去工作,从事十分重的体力劳动,还受到人们的嘲讽。有些朋友也渐渐地离开了我。在岗位上要装配压缩机,100多斤的机器双手搬来搬去。一天下来,身体如同散了架似的。当时也有一些人十分同情我的境遇,为我说情。但我的情况非但没有改善,反而变本加厉,给我定了强劳力、熟练工一样的定额,完不成就扣工资。有时一个月下来,七折八扣,收入还不够生活费。但面对这一切,我并无消沈。孟子的话启发我,“天之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现在想来,真是要感谢上帝使我有这段特别的经历,让我亲身接触了社会中最普通的人,与他们共同生活,工作,了解到他们的所思所望,也使我存谦卑之心对待人。同时这次下放,还促使我重新思考信仰的问题,成为我人生之旅的一大转折点。

 

 

留学去日本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成千上万人通过各种途径如潮水般涌出国门,我也有幸成为其中之一。怀着学习先进的知识,了解国外的心态,我东渡扶桑。这个受中国的传统文化影响深远的国家,靠着近代的改革,创造了经济奇迹。但我在日本生活了一段时期后,发现那里的社会并不如我原先想像的那么美好。在发达繁华的背后,人犹如经济的动物,挣钱的机器,起早摸黑。那里的人常会讲到一个英语词汇“stress(压力)”。连小学生也不堪重荷,报上常载学校的自杀事件。我当时做邮递工作,每天清晨都会遇到酩酊大醉的男女们摇摇晃晃走在路边,满嘴污言秽语。也有横卧在电梯里、屋檐下的民工。我颇感失望。

不久,我被朋友邀请到那里一所华人的基督教会参加聚会。那天牧师在台上讲道,用了圣经中神起初创造天地、用泥土造人等话。我好生纳闷:科学都发展到这个时代了,还在讲这样荒唐之事,而且是在一个经济发达、科学昌明的国家里。人的逻辑思维到哪里去了?进化论又到哪里去了?而圣经上记载的耶稣行的那些神迹奇事,比如使瘫子行走,盲人复明,平静风和浪,叫死人复活等等,怎么可能呢?要信这些事实在太难了。我长期以来形成了不轻易相信任何东西的心理,决不盲从于任何人或学说。

当时我想这些友善的基督徒,倒是可以和他们来往、交流,对于圣经这部对西方文明产生重大影响的著作,研究了解一下也未尝不可。于是我参加了教会的查经班,不少与我有同样心态的留学生也来参加。这种活动形式上有点像文革时代的政治学习,但本质上有明显的差别:那些参加聚会的人都有繁忙的工作和学习、沉重的生活负担,他们来,完全自愿而来,并不是要做做样子给什么人看。他们是那样严肃认真地看待神与生命的问题,并且努力地将圣经上的教导与生活的实践相结合,这就使我有些意外了。在他们身上有一种力量使他们内心充满喜乐和生活的信心,这使我十分羡慕。而且教会中,敬老爱幼,善待每一位信徒与朋友,无论是牧师,还是执事、长老到普通会众,都相敬如宾,给人家一样的温暖,这与外面那世态炎凉的社会有极大的反差。

 

 

碰上了敲诈

 

教会不仅照顾信徒与慕道友,还积极关心社会上的事,如救灾捐款,开展义卖,参与各种公益活动,还专门设立了电话热线,免费提供各种谘询,为留学生排忧解难。我刚到日本就碰到了极大的危机,我的担保人的妻子是一个上海人,她瞒着丈夫,利用我定期更新签证需要他们出具证明,向我敲诈。我和她周旋,讨价还价,但这个女人硬了心,没有半点的让步。没有办法,为了保住签证,我只好借钱给了她20万日元。谁知半年一过,又到了签证期,她主动来找我,如法炮制,提出“一手给钱,一手给资料”,这次我又想了许多办法,如换保人,找日本朋友与她谈等,均无济于事。

后来我将自己的难处告诉了教会,大家极为重视,为我祷告。牧师亲自打电话给她,耐心规劝,晓之以理。三天后她将材料寄给了我,并怪我不该托牧师找她,事情都可以商量的。后来再无发生此类事情。后来从她丈夫那里得知,她倒不是怕牧师,而是惧怕神会惩罚她。这件事我很感动,也给了我很大的启发。说明无论何等人尽管口头上否认有神,但他的良心、恻隐之心,证明了他内心深处还是相信有。所以我就想换一个角度来探讨基督教信仰,我读了圣经和近百本有关的读物,参加各种聚会,与基督徒们一起讨论,有时为了弄清一个问题往往要谈到深夜一二点。感谢上帝他开启了我的心门,将我心上阻碍信仰的结一一地解开了。神藉着圣经将他的创造、救赎对历史进程的预言,呈现在我眼前,使我豁然开朗。

认识到自己所学的知识是何等的片面,我所敬仰的这些圣人贤士,与那位降世为人的主耶稣相比就显得渺小了。那些宗教、学说、哲学、理论与神的道根本无法相比。人的智慧、能力与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相比,更是太微不足道了。著名的哲学家康德曾说“人类一定要向更高的善前进,但不得不承认这种至高之善,在人类历史清楚显明的就是那位拿撒勒人耶稣。”这位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东方人藉着宗教找路,找到一半死在路上;西方人藉着哲学找理,找到一半也死了。这些人都埋在故里,而耶稣三天后从死里复活,他有真正的生命。

 

 

几分酱油钱

 

他的真光照到我,我便彻底地醒悟过来,看到了自己以往的污秽。我四五岁时已知道想方设法地搞钱,悄悄地从父母的皮夹里抽一毛两毛拿出去花。我会把家里的酒瓶子、破铁锅等拿到镇上去卖钱。为家里买酱油时,我让店里少卖些,扣下几分钱留着自己用,而酱油呢,我就往里面掺些水,外面看不出来。十来岁就跟大人学会了抽烟、喝酒,怕被人发现,就在无人的野地抽,把烟卷藏在树洞里,每天经过就拿出来抽上一支。有时没有钱,就卷茶叶沬子抽。在学校里我曾画漫画讽刺自己不喜欢的老师。当领导号召“反潮流”时,我积极响应,为老师罗列“罪行”,贴了八张大字报批判老师,因而取得了学校红卫兵组织的职务。这些事,至今想来还隐隐作痛。后来,走上工作岗位后,这种好斗的本性还时常暴露出来,只是存畏惧之心,不敢轻犯而已。

到了日本,因当年残酷的侵华战争,我对日本有很强的报复心理,总是找机会捉弄日本人,在课堂上常常抓住老师的话发难,竭尽讽刺控告之能事。把老师气得发抖而博得同学们的欢声,称赞我为中国人“报了仇”,给了我“绍兴师爷”、“博士”等等的称呼。虽然做这事一时痛快,但心里时有良心责备。我也做过一些好事,帮助过一些人,我一直努力做得不与世俗相合,但无力能胜,内心挣扎得很痛苦,知道善但做不出来,知道恶却无力抵挡。

感谢上帝,他使我看到自己罪恶、污秽的过去,藉圣经告诉我们“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的。”罪使我们的灵魂在世上永远无法安宁,除非有一天来到神面前,接受他的拯救。

回顾我过去追求人生的路,就像用竹梯去登摩天大楼,怕是爬不到一半,就坠地死了。世上的教育、宗教、哲学等就如同这竹梯,藉着它永远无法到达理想的境界。唯有主耶稣,只有他能给我真正的翅膀,让我在真理的天空中翱翔。

我从此改变了,我渐渐地去除了身上的罪与不良嗜好。我向学校里得罪过的老师真诚地道歉,在课堂上用练习演讲的机会,传扬主名,见证主在我身上的工作。老师们十分惊奇我的改变。后来学校里来了一批韩国学生,他们中一些是基督徒,来日本宣教,但不太有效果,我的见证使他们大受感动,也增强了他们勇敢传福音的信心,我与他们一起祷告,彼此勉励,在同学间消除因民族的传统、历史上的恩怨而造成的隔膜,建立真诚的友谊,也吸引了来自各国的同学接受救恩。

 

 

回国还心债

 

两年的留学生活很快要过去,我提前一个月辞掉工作,利用有限的时间,大量地阅读、做笔记、复制布道及神学讲座的录音,并带领查经班,在各教会做见证。后来我申请当地圣经神学院,未能获得日本有关部门批准,我毅然买了船票,准备回国。当时许多人劝我留下来,即使成为“黑户口”,也可以挣些钱后再说。但我不为所动,踏上了归途。也没有带什么家用电器之类,唯一的是那架双卡收录机,还是人送我的。其它都是经过挑选的各类书籍。回忆这两年的留学生涯,最大的收获是认识上帝,得到他所赐的新生命。神在学业上也赐给我能力,使我没有语言基础却以较好成绩取得了日语一级能力的考核。同学们感叹我学习的时间那么少,年龄又比他们大,每次考试却比他们好,实在是精力过人。我却知道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是他所赐的聪明与才智。

回国后,我去了原来的单位,向领导提出我过去曾将一些公物,如磁带、胶卷之类占为己有,应该加倍赔偿。接待我的领导十分诧异,说这些都是低值消耗品,而且你出国时都经过反覆审查,证明没有什么问题,所以根本不需要这样做,也没有先例。我和他谈自己的信仰,谈在神与人面前的责任,并强要他们收下一千元就走了。几天后他们给我回信,表示理解和谢意,告之这笔钱已汇入“机电工人帮团基金”,并附来了收据。

后来我又想起曾在一家工厂为自己读书报过2000元钱。虽有审批手续,但毕竟不太好。我于是就去了该厂,承认了自己做法错误,并加四倍归还,还向他们作了见证。此事震动了厂里的有关部门,大家感叹上帝改变人心的能力。一位财务科的女会计说,基督徒真是诚实、有勇气,为这么件事还亲自来一趟。还有前面我谈到的那位担保人的上海妻子,她后来卷了她丈夫的财产不告而别,偷偷回国了。我当时搜集了一些证据,并有她在电话中敲诈我的对话录音。本想狠狠地整她一下,至少使她名誉扫地。但主的话语感动我不应计算他人的恶,我就给她去了信,寄给她一些福音小册子,劝她悔改,且与日本丈夫处理好纠纷。

 

 

辞职不后悔

 

回国之初,我在一家外资公司处理对日本贸易商务。尽管老板对人很苛刻,但我总是尽心尽力地完成每一件工作。后来他知道了我的信仰,特意在办公室里放了一尊偶像,天天烧香。后来又买来一条龙,大大的张牙舞爪地,放在桌上。他有时出言轻谩神,让我做欺诈的事。在这样的工作环境中我心中没有平安,不顾他的婉留,毅然辞去了这工作,并将客户送的个人礼品全部给了他。按他的请求留下了工作建议书,劝他善待员工,平等待人,遵守法律。后来一位工作人员告诉我,我的建议书起了很大作用,老板对雇员态度好了许多,并加了工资,买了保险。

离开那家公司后,我一位在保险公司的朋友热心地推荐我做业务员,我也通过了第一关的考试。但去报到的前夕,我受神的带领,去外地参加一个教会的特别聚会。在这个以圣经《启示录》18:4“我的民哪,你们要从那城出来”为主题的聚会上,我做了自己信主的见证。因为神的激励,圣灵的感动,我立志奉献自己,做传道人。回家后,我婉言谢绝了那份业务员的工作。这几年中我去了全国的一些地方,东西南北,在各处各方传扬主名。在城市、农村、医院、工厂、旅途中,把救恩的信息告诉众人。在一个十分偏僻的农村,那里只母子两人是基督徒。一天这位母亲突然被主接去了。那时我正好在他们邻村,也去送别这位老人。在葬礼上我受圣灵的感动,向众人讲解了圣经中《哥林多前书》及《帖撒罗尼迦前书》关于复活的真理,圣灵大大地感动众人,他们纷纷表示也要信耶稣,使自己有今生和永世的盼望。我随身带去的百余份福音单张也被一抢而光。

 

 

缠绕在心头

 

上海市卢湾区某弄内住着一个退休教师,身患重病,我知道了他的地址,虽是素不相识,还是去了他那里,把福音带去,并送去一盒布道会的录音带。他听后老泪纵横,说:“我过去是在教会学校读的书,也听过福音,但总是不能相信,自高自大,认为不需要。真想不到在我的垂暮之年,神还是如此恩待我,让我听到他的声音。”他悔改信了主,还写信给国外的亲属劝他们务必要信主爱主。

在从杭州回上海的旅游列车上,有一大批春游的大学生正好与我在同一车厢内。他们看到我看的书,又小又厚,上面画了许多不同色彩的横线(这是我为记住一些章节而画),十分惊奇。我告诉他们这是圣经,是全世界销量最大、被翻译成最多文字、对世界影响最大的一本书,可惜现在许多人自以为博览群书,但这本恰恰是最有价值的书却不去好好读。我的话引起他们极大的兴趣,纷纷传阅我的圣经,表示以后要好好地细读。后来他们一致要求我将主要的经节读给他们听,我就将圣经中我划出的内容大声朗读,当我读到最后两个字“阿们”时,他们也高声以“阿们”相应,列车也即时到了终点站,大家愉快地分手。我祷告神与他们同在,指引他们未来的道路。

新年前,我用贺年的机会,向我母校的老师及各地的同学、朋友们发出一封信,告诉他们神的救恩,告知他们认识真理,接受救恩的途径,以及购买圣经的地点等。我的信念是多多地传,广泛地撒种,随时随地,边走边唱。虽然不一定立时看到效果,甚至有人会抵触、反感、拒绝,但神的一二句话也许会缠绕在他心头,使他某一天终会接受。

回头这几年,我也经历了一些患难,苦楚,也有软弱、跌倒、亏欠主的时候。但这位全能的神保守了我,使我脱离各种险境。“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虽然我知道这不是一条充满鲜花的道路,而是一条布满荆棘的旅程,我也不知道明天将如何,但我坚信主必指引我,开始我的新生命之旅。

 

 

作者现居上海。

发表回复

您的电子邮箱地址不会被公开。 必填项已用*标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