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婚姻──情牵四十二年

 

 

 

 

文/谭天钧

 

 

 

请你继续写吧

 

不久前的一天早晨,我把做好的早餐放在牧世的桌前时,他很欣赏地、笑咪咪地对我说:“我俩都已经接近人生的终点了,回顾一生,我们的婚姻生活是幸福的。”接着又说:“我们该写些自己的感受,来劝勉年轻人慎重对待婚姻。”

我很高兴,立刻拿了笔和纸来,对他说:“写作是你的责任呀!”

很快地,早餐用完时他已经写了好几页。题目就是“我们的婚姻”。

他写道:夫妻关系是神赐给人类的重大恩典之一。《创世记》记载,太初神创造天地,先把光带到世上,以后凡所造的动物植物,他都说“很好”,但造了亚当之后,神第一次说“不好”。不是因为造人不好,而是说“这人独居不好”。为了解决这问题,他造了夏娃。让她作男人的同伴,安慰丈夫,帮助丈夫,鼓励丈夫。在人世上,人有了爱的对象。

因此,教会对婚姻关系一向十分慎重。婚礼中有夫妻的誓约,不论贫穷富贵、健康衰弱,要终身相守。可惜教会中一些人受社会的影响,往往不把这样的誓约视为神圣。这是得罪神,使神伤心的一件事。

他又写道,维系美满婚姻关系有几大重要条件:

第一,有共同的信仰,产生相同的人生观。夫妻对人生要追求的目标应有共识,以后就不至于在重大的问题上对立起来。

第二,由于家庭背景和教育背景不同,夫妻二人可能在生活习惯方面有许多差异。好些习惯是幼时养成的,配偶之间非但要容忍这种差异,甚至要尊重这种差异。夫妇间的吵架往往是由于鸡毛蒜皮一类的小事引起,可是无论小事大事,若各自坚持自己的看法,夫妻感情就会受到损害。

第三,同为信徒的夫妻,若每天能分出一点时间一同查经祷告,这可帮助二人在灵性上长进。同时应提醒自己,这是神所配合的婚姻,是神圣的。夫妇二人既在神前誓约,二人成一体,所以在家庭中,丈夫或妻子若说“我”字,应该记得这个“我”,只是百分之五十的我。只有与对方一起说“我们”时,才显出是完全的我。

牧世写下这些后转头嘱咐我:“你继续写吧!”

我一生所作只是医生的工作,不会写作。生活在美国五十多年,写中文尽是白字或自造字。但为完成他的心愿,我现在就用医学报告的方式来完成吧!

 

 

资深的单身汉

 

1951、1952年,因中国政局的巨变,在美国的留学生和国内亲友家人断绝了消息。加上旅居海外所遭遇的各种问题,大家生活陷于窘境,精神上更是苦闷。纽约的一些热心基督徒,在这种环境中组织了一个团契,藉灵修、祷告、崇拜与服务,加强基督徒的团契生活,使同学们有勇气面对困难。

那时,这刚成立的纽约中国基督徒团契,邀我去领他们的查经班。我虽没有资格,既然被邀约,我就当去。当时有几位年长的弟兄觉得我骄傲,记得有人批评我“两眼长在头顶上”。其实他们不知道,一个单身女子多数是故意表现得严肃的。

以后几年,我继续留在他们当中,一起事奉神。团契中有一位网球好手,带我去看他打网球,也教我打。他那耐心教导的态度令我十分欣赏。他是位资深的单身汉了,围绕在他身旁的女孩子有好几位。他都没有动静,好像他很慎重地在选终身伴侣。

我们来往期间,他常说到他父亲,不大有别的话题。他说他父亲是位虔诚的基督徒,爱主、爱教会、爱同胞、爱国家。我深受感动,有这样的父亲,儿子亦该可靠。

 

 

送给谁的玫瑰花

 

1959年团契的夏令会,我们都去参加。我被分派与那年的讲员Mrs. Jane Haile 同房间。开会的第一天清晨,有大把玫瑰花送到我们的房间,上面写着:From Moses Hsu (许牧世)。他是那年的主席。我当时的反应是,这花是主席送给讲员的。Mrs. Haile 捧着花很高兴,几分钟后,她回来把花递给我说:“这花一定是 Moses 送你的!”但我还是没有去查问,那花是他送给讲员还是给我的。

夏令会完后的第二天,我在病房上班,突然他打电话找我。坐在身边的护士听我讲电话的声音,问我:“Is this your boy friend(这是你的男朋友吗)?”这时我知道,不必问玫瑰花是要送给谁的了。

 

 

没到口的蛋糕

 

团契的人很快看出我们有了感情。他的好友们却都不同意,对他说:“你娶这样能干的妻子,这辈子都要自己铺床了。”这类的话全没改变他的心。

那年八月,一天礼拜完后,我们这对已经到了中年的恋人,手牵手向河边走去。在一棵树下,他跪了下来,诚恳地向我求婚。我的眼睛充满快乐的眼泪,很容易地就回答了“Yes(好)”。

他拿出戒指──后来知道他将自身所有财产的六分之五,买了一个小银白戒指,上面还有几粒碎钻。他把这戒指戴在我左手的无名指上,我们同心在神的面前许愿:愿我俩的婚姻蒙神祝福,荣耀他的名。

既是神所安排,我们就不浪费宝贵的时光,快快决定好日子,于那年10月10日,在麦迪逊大道的长老教会举行婚礼。当天有医院同事、教会同工以及朋友们五百多位。按那时穷学生的招待,每位客人我们只花了一点五美元的茶点费。

婚礼当晚,还是新娘在家招待新郎的单身朋友及家人。我为了要给他们留下好印象,紧张忙碌地做了几个好菜,用了小厨房里的新烤箱,竟连自己的眉毛都烧了。

第二天去度蜜月,慌忙中忘了带新郎的最爱──一块特意留下的蛋糕。牧世喜爱甜食是有名的,在婚礼上迎宾客与人握手时,他迫不及待地赶去拿了一块结婚蛋糕,刚放在口边,就被他的好友看到,一把夺下。

这块准备带去蜜月的蛋糕,摆在厨房台上,等我们回来时已硬得像块石头。我一手将它丢在垃圾中,他却立刻伸手捡回来,希望能咬一口他平生最爱吃的甜品,且是他自己的结婚蛋糕!

 

 

一颗很“大”的心

 

我觉得牧世的灵命在他从事翻译基督教历代名著的那十年(1951-1961)突飞猛进。那三十二部名著集成接近尾声时,NCC (美国基督教协进会)属下的机构主持人波文克博士(Dr. H. Bovenkerk),向牧世征询意见,看他可否去香港服务。当时我们初生的女儿还在襁褓,我对此事仍然是赞成和鼓励。

一天,波博士打电话到我医院办公室,说NCC要取消资送牧世到远东的计划。我大吃一惊。波博士说,NCC的医药顾问检查了牧世的身体,发现他患严重的心脏病,NCC从来不遣送健康不佳的宣教士去国外工作,因医药保险无法负担。

波博士在电话上的声音是非常抱歉和失望的,我却十分安定。牧世的心脏有问题,早在我们初认识时我就发现了。那时我见他球打到高峰时,就上气不接下气。身为医生的我就建议他去照X光。结果出来的报告是“A big heart”。我当时还以为是我那医生朋友在开我玩笑,等自己去看X光片,才知他的心脏果真异于常人,显然有心脏病,而他自己一点也不察觉。然而我对他的感情非但没减少,反而加增。

我告诉波博士:“我丈夫一心想回远东,他认为中国的文字宣教工作,不能长久由西方的宣教士肩负。他若决心要去,谁都无法取消他的计划。”波博士说:“我们若不负责他的生活费,他在国外怎么生活呢?”我回答:“我是他的妻子,难道我不能资助他成行?”

停了好些时,波博士没有出声,后来他好像是在流泪,很感动地说:“你是他的妻子,你都能放心他的健康,且愿出资支持他,难道我们不敢担当一些责任吗?好吧,今天一言为定!”

 

 

我们会认识吗?

 

牧世离开我去香港的时候,我们的女儿才四个月大。我白天托保姆照看她,自己在医院上班,晚上赶回家,日夜忙碌,只有恳求天父保守我遥远的爱人和宝贝小女。我知道这是我当付的代价。

我亦担心牧世的生活起居。他在香港,不会说广东话,住在青年会的一间小睡房。白天出去工作,晚上不易找到合适的餐馆。一个人叫两个菜太多,只好吃一个菜了,甚至餐餐如此吧。

他晚饭之后去哪里呢?只有单独在街上走走看看了。我知道,当大店关门,他还会溜去小的商店看,买双鞋子或衣服什么的给妻子寄去──这是他唯一的消遣。而今夜他是否回到小房间,给妻子写封长信才上床睡觉呢?我常常这样想。

牧世从香港又到了台湾,再回香港,前后十年。当时我俩结婚十二年,十年是分离的。其中除了我几次向医院请长假,带女儿陪他住过半年以外,其余都是我在纽约、香港、台湾作短期的停留。小女儿曾问我,为什么我们常常去飞机场。

有一天,小女儿给爸爸写了一封信,那信深深触动了他的内心,使他结束了香港的事工。信中她问爸爸,将来天堂相见,我们会认识吗?

以后的一切安排,都在神的旨意中。牧世返回纽约仅半个月,美国圣经公会就找到他,邀他担任翻译《现代中文译本》圣经的职务。对此,牧世说:我以往十年时间从事基督教历代名著集成的编译,另十年在辅侨、文艺出版社和台湾文宣工场。这些经历,无非是神在锻炼我,使我以后肩负更艰辛的译经工作。

 

 

你的就是我的

 

我们的婚姻幸福是双方的贡献。我们都看重婚姻。圣经说“二人成为一体”,那就是合而为一,没有你的、我的,没有我比你强、你比我好。

在我选择婚姻对象的时候,曾经找过夏令会的女传道Mrs. Haile请教。她同我祷告后,坦白地问我:“Moses面对你时,会不会有inferior complex(自卑感)?”因那时我已是正式医生,他还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书。我的回答是“没有。”

果然,后来我因在白血球症等方面的成就,被人称为癌症专家,牧世有机会跟着我去世界各地开会演讲。他坐在台下,以我为荣。而当他在各教会讲道,我坐台下,为听不懂华语的会众译为英语,同样心存感恩。

有朋友打电话问我关于圣经的问题,我若答不出来,就把电话交给丈夫。他讲道后常有人问问题,我就在后面等。有一次等了好久,我慢慢走到前面去,原来他在解答一些关于癌症方面的问题,大家看见我都笑了。

我们身上各带零钱小袋。他会定时交给我空钱袋,像到加油站一样说:“Please fill it up(请装满)。”我高兴地装满以后还给他,他收起来,笑咪咪地对我说谢谢。

 

 

他有你的血了!

 

像一般的夫妻,我们也有不同的个性和家庭背景。

我从小嘴就很尖,被家人认为能干,记得我买东西,一定死命向店主讲价。没想到这是丈夫最不能忍受的坏习惯。我们初到台湾,坐三轮车,下车时问车夫多少钱。回答说三块。丈夫笑咪咪对车夫说:“唔,五块钱好吗?”这是他的习惯,好习惯!(另有一次,三轮车送我们到教会门口,故意敲竹杠要多钱,我丈夫却告诉车夫:“你做得不对。”)

冬天,他最享受的是坐或躺在火炉边看柴火燃烧。有时很久很久。我真是觉得惊奇,就问他:“明天的讲章预备好了没有?”他照常幽默地回答:“没有,因为看着你忙忙碌碌地走上走下使我发昏。”他还邀我停下,坐在他身边一同看柴烧,那美丽的火焰不停地变化,真是好看。他说,这就是他的“灵感”呢!

我在医学院读书的时候信主,从一个很保守的教会出来,常常觉得自己比别人“圣洁”,比别人好。丈夫的性格正相反,尊重别人,只看对方的好处。我们新婚的那段时期,常为此争论,直到我懂得圣经的教导“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高,倒要谦恭自守”为止。

我在医院工作常是早出晚归的。一次到家已过九点,丈夫将煮好的饭菜热乎乎地摆在桌上。我脾气与别人不同,别人心情不好就吃不下东西,我心烦时吃得又多又快。丈夫一看就知情形不妙,没敢问我,在厨房静静地走了两圈,等我吃完才轻声问:“Is it that bad(糟透了吗)?”我便把生气的事一古脑儿吐出来。他安慰的双手放在我肩上说:“吃亏事小,生气事大。为什么不宁愿受冤枉呢?为什么不甘心吃点亏呢?”他知道圣经的话,亦能行得出。我知道,却不一定做得到。

夫妻俩的个性不同是很普遍的。布道家葛培理曾说:“If both are the same, maybe one is not necessary.”(如果都相同,就不需两要个人了。)1992年,他需要动大手术,我不愿他接受别人的血,就将自己500CC 的血输给他。有趣的是向来他都是被人称道的gentleman(绅士),无论到哪里,他对人总是客气周到。手术后的一天晚上在病房,护士以为他睡着了,将他面前的电视拿走。他突然大喊“Don’t touch it(别碰它)!”我和女儿面面相觑,觉得奇怪极了。后来女儿恍然大悟,转向我:“He’s got your blood(他身上有你的血了)!”

丈夫常说,他管大事,我管小事。大事是如联合国是否接纳某个国家,小事是家里的柴米油盐、申报所得税和投资等等。1997年他送我的生日礼物是本圣经,上面写着《箴言》31章29节“才德的女子很多,唯独你超过一切。”他真是深深珍爱我!

 

 

最后的圣诞礼物

 

牧世在1968年做了第一次心脏大手术,因为医生说他若不动手术,就不能去远东工作。那次手术九死一生。后来身上装了Pace Maker(起搏器)。1988到1992那几年,大小手术竟动了十二次,次次如行过死荫幽谷。每过一年,我就衷心感谢天父。

近几年来,他更是病痛缠身,白天、晚上我是他随身医生加特别护士。他还说:“我怎么每天吃一个苹果,还是不能叫医生离开我呢?”(有一句美国谚语:An apple a day, keep doctors away即,一天一个苹果,医生远离我。)。他又戏笑我说:“你这个人真会揩上帝的油,希西家王向神要求延长寿命十五年,你比他还贪心啊!”

我喜欢用正三角形来形容我们的婚姻关系。神是三角形的顶点,我们是底边的两个点。我跟神的关系拉近,我和丈夫的关系也更接近。现在,神接走了我的丈夫,我应当无语。然而我倍觉孤单,不受安慰。有时甚至想,如果我们的感情差一点倒好了。

生离死别,癌症病房里最是多见。我曾用各样的话安慰别人,却安慰不了我自己。这“失肢”之痛(phantom pain),无以表述。

去年丈夫给我的圣诞礼物,又是一本皮面精装的圣经,大字体的《现代中文译本》。翻开封面,几行端正的字,竟成了遗嘱:

给我挚亲爱的贤妻,神藉着这本圣经把我们结合在一起,四十年以上的夫妻关系,叫我们的灵命不断长进,更靠近主,乐意为主所用。

我生平对教会的一点点贡献,要不是你多方面的鼓励支持,是无法达成的。

但愿这本书作为你一生的导路慈光,在你感觉孤单无助的时候,书中的话将安慰你,扶助你,叫你知道,主就是你最可靠的同伴。

 

       深深爱你的丈夫,

       许牧世

                       2001年圣诞节

我如今写下我的婚姻故事,甚愿《海外校园》的年轻读者从中得劝勉、激励,牧世的心愿得以完成。

 

作者是世界著名的癌症专家,原纽约康乃尔大学医学院教授,斯朗凯特宁癌症中心主任医师兼药物发展部副主任,现已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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