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从佛洛伊德和鲁益师的不同观点谈苦难与死亡/熊璩

 

 

 

 

文╱熊璩

 

 

 

造化弄人

 

中华民族是一个饱经苦难的民族,人们总是默默地承受着命运的摆布,用宿命观来安慰自己。若是命途多舛,或是受人欺负,那是命不好。既然造化弄人,天意如此,也就只好忍受了。

古希腊人却不是这样。希腊神话中有许多悲剧英雄,他们受尽迫害与屈辱,却还保持着不屈不挠的英雄气慨。对古希腊人而言,苦难是人生必经之途,无损于人的尊严,因而很少去怨天尤人。例如苏格拉底和季诺(Zeno,斯多亚派创始人),都能够忠于自己的理念去生活,并且能勇敢地面对死亡。

可见,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文化,面对苦难和死亡的态度,会大不相同。信仰不同、世界观不同,那么对苦难和死亡的看法就更大相径庭了。

 

 

佛洛伊德的见解

 

佛洛伊德(1856~1939,奥地利心理分析学家)虽然名满天下,但他的人生却是坎坷的。三岁时,他最亲的保姆被解雇了,幼小的心灵受到了很大创伤。从上小学,到大学,到教职,终其一生,他本人和他的家庭,都深受欧洲排犹气焰的伤害,处处受到同侪的排斥。不只是在纳粹影响下的维也纳,甚至老年逃到英国,还是受到岐视。岐视带来极大的痛苦,但也坚定了他独立判断的倾向。

不仅如此,在最后十六年中,他受尽了上颚癌的折磨。他最疼爱的女儿和孙子的早逝,更使他痛不欲生。在《战争与死亡的思索》(1914)中他写道:“如果你想忍受生活,那就请你为死亡作预备。”他了解精神病学上的常识:一个人如果要过一个充实的人生,一定要解决生死的问题。否则,人会花费许多的精力去否认死亡,要不然就为死亡的问题所困。

佛氏就是一个深深为死亡问题所困扰的人,他一生都活在忧郁症的阴影下。他对死亡有着超乎寻常的莫名恐惧,常常梦见死亡,而且对之充满各种迷信。

人类所遭遇的痛苦,有些是自然力带来的,像地震,洪水,火灾。他认为上帝(如果存在的话),并没有像一个慈爱的父亲,去照顾那些善良、无辜的人;有些痛苦,则是他人加给的,例如好人往往吃亏,坏人往往得势,这才是最大的痛苦。因而,他的结论是:人生难熬,我们经常活在焦虑的期待中。

在1928年《一个宗教经验》一文中,他控诉上帝容许恐怖事件发生,他要上帝对此负责。在另外一封信中,他表现出自己的愤怒和反叛:“我对上帝毫无惧怕,如果我与他面对面,我对他的控诉将远比他对我的控诉要多。”

他坎坷的遭遇确实值得同情,但是,恰是他的无神论的立场,使得他无处投诉。他在《幻想的将来》(1927)中,对那些持无神论观点的人说:“他们必须向自己承认,自己是完全无助的……他们没有求告的对象……在命运的面前,只有无言的无奈。”他不知道怎样安慰受苦中的人们,只能鼓励他们无奈地认命。

佛氏是个执着的叛逆者。他一生对撒但似乎有着特别的兴趣。他最常引用的书,就是歌德的《浮士德》。他在自己选择安乐死的那天,读的是巴尔札克的《致命的皮肤》。这两个故事的主角都是科学家,因为没有受到重视,缺乏成功,而考虑自杀。两个人都分别走上与撒但立约,出卖灵魂,换取成功的道路。

佛氏在大学时代已经被他基督徒的教授所折服,但是为了获得同侪的接纳,他却坚持了无神论的世界观。他是否也抱着与撒但立约的心情,后人无从得知。但是据哈佛大学的Nicholi教授猜测,佛氏对撒但这样热衷,或许因为撒但代表典型的叛徒,永远不愿向权威低头。如果按着佛氏的理论,上帝是父亲形像正面的投射,那么,撒但就是父亲形像负面的投射了(注一)。

 

 

鲁益师的见解

 

鲁益师(1898~1963,生于爱尔兰,牛津及剑桥大学教授),也是一个饱经忧患的人。他九岁丧母,给他打击至大。将近五十年以后,在写自传时,他伤痛犹新:随着母亲的去世,“一切的快乐都从我生命中消失了”。

他还回忆道,孩童与成人,对悲伤的反应非常不同,孩童会变得孤独,无助,与周围的人疏远。的确,他与父亲的关系逐渐疏远,兄弟两人相依为命。

母亲去世后,父亲把他送到寄读学校。他碰到一位苛刻无情的老师,他感到无助,受到拒绝,幼小的心灵受尽了折磨。后来,他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亲身经历了战场的无情。他眼睁睁看见被炸烂的躯体,好像被踩扁的甲虫,还在地上蠕动。他目睹亲密战友的死亡,自己也负了伤。在医院养伤时,他非常孤单、沮丧,常常作噩梦,无法安眠。

在牛津执教的日子当然有苦有乐。或许是因为他的基督教信仰,或许是同侪妒忌他的成就,他居然一直没有获得讲座的席位。直到将近五十五岁,才获得剑桥的中世纪与文艺复兴的讲座教授席位(Chair Professor)。

鲁氏一生最大的痛苦,就是在六十二岁时失去爱妻乔伊(Joy Davidman)。经过了一年半快乐的婚姻时光,这个打击叫他无法接受。他心中绞痛,失魂落魄,无法与人交谈,所有自我解嘲的能力都丧失了。

他不但每天活在悲痛中,更是每天都意识到自己活在悲痛中。他被巨大的空虚感所震慑、所瘫痪。他形容说:“好像那条腿一再地被砍断,那第一刀不断地刺进胸膛……那只啄食(火神)普罗米修士肝脏的老鹰,每次都下嘴在一块颤抖的新肉上”(注二)。

他不断地呼喊着:“上帝,你在哪里?”他觉得当他最需要上帝的时候,当绝望的时候,那扇门却当着他的面关闭了,而且是从里面上了锁。所留下的只是可怕的寂静。而且,徘徊越久,寂静就越排山倒海。

为什么在顺境时上帝这样可及,但在逆境中他反而不见踪影了呢?有一位好心的朋友提醒他,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受难时,也是这样呼喊:“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鲁氏却很直爽地问:“难道这就会使人更容易明白么?”

他体会出,此时最大的危险,倒不是对上帝的存在失去信心,而是对他的属性产生怀疑。无法想像,一个全能又全爱的上帝,竟能容许无意义的苦难临到世人。他虽没有失去对上帝的信心,但痛苦中,他充满了强烈的情绪。他后来承认,这疯子般的情绪,妨碍了他接纳任何安慰。

逐渐地,阳光回到了他的心灵。虽然上帝并没有解答他一切问题,但是他感受到,一种亲切在安静地注视他,好像在告诉他:“平安吧,孩子,你还不能了解。”他开始意识到自己的困难,是没有把焦点放在上帝身上,而是自己身上。上帝并没有利用苦难试验他的信心,因为上帝了解他,不了解他的是他自己。

因为妻子乔伊的死亡,鲁氏历尽了愤恨、孤单、惧怕和惶惶不可终日的悲痛过程。但最后他说:“为死亡悲痛的过程,是经历爱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对于死亡,鲁氏认为这不是创造的原意,乃是人类堕落的后果。他进一步说,死亡虽然是我们的敌人,它也是上帝用来拯救人类的手段。它是撒但的武器,也是上帝的武器。它是我们最大的耻辱,也是我们唯一的希望。

他说,耶稣基督为人类的苦难和死亡,而哀叹、流泪,表明了他对这种灾难的厌恶不亚于我们。他的受死,是表明人类历史以外的力量,进入了历史,干预了死亡和邪恶的势力。耶稣经过了死亡,也战胜了死亡的辖制,为人类提供了再生的盼望,提供了能与上帝相交的可能。

因此,鲁氏能够平静地面对自己的死亡,不但毫无遗憾,而且充满着欢愉和期待。他非常同意摩西对有限人生的体会:“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诗篇》90:12)他曾在一封信里写到:“如果我们真正相信我们所说的,如果我们真以为家乡是在人生的彼岸,而生命又是一个寻根的过程,那么我们怎能不盼望它的来到呢?”

 

 

苦难与邪恶的来源

 

好人不一定就有好报,这件事虽然圣经上讲得很清楚,佛氏总以为这是上帝的错。他并且以为基督教发明魔鬼撒但的观念来替上帝开脱,把一切的邪恶都推到撒但的身上。因为撒但也是上帝造的,所以邪恶是上帝引进来的,他应当负责。

鲁氏却不曾这样想。他认为,第一,这个世界是暂时受到那恶者(撒但)的控制。第二,人类的苦难有五分之四以上是人类自取的,或是彼此相加的,人类不能推卸责任。第三,撒但是堕落后的天使,虽然原本是上帝所造的,但我们不能就如此认为,上帝是邪恶的来源。

鲁氏认为关键在自由意志,只有较高等的存在才有自由意志。但是在尊重这个存在的同时,上帝也冒了一定的风险,因为有自由意志就有可能选择堕落。

有人会问,难道上帝不能预先知道后果吗?他当然知道,但他还是认为这个险是值得冒的。没有自由意志,选择善恶就没有意义;没有自由意志,爱与牺牲就没有什么价值,真实对等的关系就不存在。

 

 

怎可轻易诘苍天?

 

这使笔者想到,九一一发生以后,在追思礼拜上,葛培理牧师说,邪恶不是从上帝来的,在基督教的观念中,邪恶的来源是一个奥秘。人类如果傲慢到,以为人类可以用理性解释一切奥秘,这种想法未免太过天真。再追问下去,我们“公正”的观念是从哪里来的?我们“公正”的尺度,又是绝对公正可靠吗?我们判断的时候,往往并没有掌握全面的资讯。我们的智慧又有限,我们怎能轻易地责问苍天呢?

这就是《约伯记》(38-42章)中,上帝与约伯的对话。从这段对话里,人们不但可以认识了人类的渺小,更看见了上帝对人类主权与抉择的尊重。但是,人总以为自己可以比上帝做得更好,就像一个属下,还没有对公司业务全盘了解,就认为上司做得不对。其实为了商业伦理,上司有许多资讯是不能公开的。这种自以为是的心态,其实就是人类最大的困难。我们是应该感谢上帝的大度,还是嘲笑人类的愚蠢呢?

《约伯记》可能没有完全解决“公正”的问题。《诗篇》73篇描述作者,因世道不公(坏人享平安,好人遭患难)而愤慨:“我见恶人和狂傲人享平安,就心怀不平。”但他终于体会:“等我进了神的圣所,思想他们的结局,你实在把他们安在滑地,使他们掉在沉沦之中。他们转眼之间,成了何等的荒凉,他们被惊恐灭尽了。人睡醒了怎样看梦,主啊,你醒了,也必照样轻看他们的影像。”

诗人这是说,第一,作恶的人外面风光,内心可能充满惊恐、不安,并不好受。第二,不是不报,是时候未到。第三,人生不仅有此岸,还有彼岸,不可仅看此岸。第四,如果好人一律得好报,坏人一律得坏报,那做好事就没有什么可贵,因为不过是有利可图罢了。

诗人的总结是:“神实在恩待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诗篇》中常劝人,不要因他人作恶心怀不平,因为只有清心的人才能够认识造他的主,也唯有清心的人才能够看见,自己也是残缺的。他可以“俯首甘为孺子牛”,也能坦然地“冷对千夫指”,能够谦和,不会“横眉”地自以为是(以上皆取自鲁迅诗句)。

 

 

苦难可是必要的?

 

苦难本身并不是问题,问题是有没有意义。受苦中的人可能很难同意,苦难是有意义的。但是连小学生都承认,良药苦口,甚至做功课不看电视有时都是合理的。古圣人说:“天之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这就是勉励受苦的人说,不久就有大任了,这个苦是值得的。

苦难能帮助我们成长,使我们能更珍惜所拥有的,能更体会他人的痛苦。苦难甚至能更刺激人的潜能,发出明亮的光辉(如,海伦.凯勒、杏林子)。

圣经上也不乏这样的例子。受苦,特别是为主受苦,似乎是基督徒的徽章,自古皆然:“一面被毁谤,遭患难,成了戏景,叫众人观看,一面陪伴那些受这样苦难的人。”(《希伯来书》10:33)

更不可思议的是,圣经上竟然形容那些受到逼迫的门徒,“心里欢喜,因被算是配为这名受辱”(《使徒行传》5:41)。并且说:“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诅。”(《罗马书》12:14)可见,在上帝的心目中,受苦是有意义的。

不但如此,在上帝永恒的计划中,连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时候,“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上帝对人类的拯救,也是透过他自己的受苦与牺牲完成的。他也利用人以为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清心相信的人。可见,苦难在上帝的心意中更是有着极崇高的地位。

对受苦的人,上帝的无言并不表示他不了解,也不表示他不关心,他或许有一个更大的目的。就如当年约瑟被哥哥们卖到埃及为奴一样,他后来说:“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创世记》50:20)。只有清心的人才能聆听到上帝微小的声音,在苦难中体会到“神所赐超过人能了解的平安”(《腓立比书》4:7修正译法),成为塑造品格的力量。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苦难都能找到正面的意义的。就算它对别人有意义,但是对当事人而言合理吗?公平吗?笔者大学时代读到陀斯妥也夫斯基的小说,讲到土耳其士兵把婴孩用力摔在石头上,以致那婴儿惨死,这幕景色至今犹新。请问,这合理吗?必要吗?婴儿的父母能够找到任何的意义吗?

在人类的悲喜剧中,充满了荒谬的现象。我们可以像鲁迅或其笔下的小人物,把一切不幸都归诸吃人的礼教,或是无情的命运。我们也可以像希腊神话中的西西弗斯,不屈服地,不断地,也毫无意义地,把不断滚落的石头再推向山顶。

我们更可以像那些信心的勇士,知道荒谬不是故事的结尾,后面还有一位有情的上帝。他们知道人生有涯,他们不咒诅黑暗,更能够超越伤痕,超越烙印。人生的可贵,不就在于用生命战胜死亡,用爱心胜过仇恨,在黑暗中唱出夜莺之歌吗?

最近读到台湾美丽岛事件中人物林义雄之女林奂均的故事(注三),她经过长期仇恨的煎熬,后来皈依基督。靠着上帝的力量,她终于能够从心底饶恕那杀了她家人和要杀她的凶手。这是生命吞灭死亡,爱心战胜仇恨的活生生见证。实愿在这个戾气充塞的社会里,能见到更多的爱心,和更多的宽容忍耐。

佛氏认为一切科学之外的知识都是幻想,鲁氏认为人生中最重要的真理都在上帝里面。你认为,当面临人生苦难的问题时,谁的世界观更能鼓励你有勇气生存?谁的信仰更能带来人类的和平相处呢?

 

注:

  1. Nicholi, Armand M., Jr., “The Question of God, C. S. Lewis and Sigmund Freud Debate God, Sex, and the Meaning of Life”, The Free Press, 2002.
  2. 鲁益师:“A Grief Observed”, London & Boston: Faber and Faber, 1961.
  3. 郑一青:〈在人生转弯处微笑〉,《天下杂志》287期,2003年11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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