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的缺席──从留学生的杀人事件说起

尽管科学家一再提高音量，它还是无动于衷。于是科学家在笔记本上记录下他的观察：“从跳蚤身上除去它的腿，会导致听觉丧失。”

文╱杨天道

凋零难觅了

2004年7月，震惊一时的加拿大华裔女童张东岳绑架命案侦破，中国留学生陈敏被控一级谋杀罪名。2004年9月，因杀害韩国姐妹而遭终身监禁的美国普度大学留学生尹瞻，在身陷囹圄两年后自缢身亡，与同年6月涉嫌杀害女友的美国肯塔基大学留学生张栋的自杀方式如出一辙。2005年2月，残杀堂弟及女友的中国留学生吴佳鸿，在挪威奥斯陆被判处21年监禁。2005年3月，中国留学生杨楠，则因涉嫌谋杀加州房地产商锒铛入狱……

海外留学生杀人事件已经不再是新鲜的话题。留学生的悲剧，虽不足以宣布高等教育的失败，却证明满腹经纶和骄人学历，其实无力将丑陋与邪恶阻隔在人心之外。胸怀壮志、负笈海外的学子，何以一朝沦为凶残的人命案犯？这是人们在叹息之余不得其解的疑问。在物欲横流的社会里，什么样的知识，能为我们提供安身立命的方向？知识分子素来被称为国家的脊梁、民众的良心。这样的知识分子，现今还有吗？

中国大陆作家王朔，将他的一本随笔集，命名为《无知者无畏》。标题折射出这一代人的心态。无知不再催生恐惧，而变成当今年轻人的武器，无疑是可怖的现实。

其实，大多数人仍然向往知识，甚至慷慨解囊、为子女付出上万美金的学费，这还是因为相信学费有价，而前途无价，知识带来的是自由、自信、自我实现和人生的崭新风景。

继清华大学以百万年薪延聘教授之后，各大学院校纷起效尤，标示中国大陆也进入知识价码化的时代。但人们随即发现，学者易得，而大师难寻──知识爆炸的今日，专业人士多如过江之鲗，真正的知识分子却凋零难觅了。

哲学家罗素（Bertrand Russell），被公认为二十世纪的学术大师和思想巨擘。他的名言“美好的人生是为爱所激励、为知识所引导的人生”广为人知，他也承认支配自己人生的激情之一，便是对知识的追求。

但罗素的私德却让人甚为诟病，英国作家保罗．约翰逊（Paul Johnson，人称“道德侦探”），着《知识分子》一书，将罗素、卢梭、萨特等人的私生活，作为“文人无行”的证据，毫不客气地抖了个干净。

罗素曾戏谑说：“我从未称呼自己是知识分子，也没有人敢在我面前这样叫我。我认为知识分子可以定义为一个假装拥有更多智力的人，而我希望这定义并不适合我。”这一番玩世不恭的戏语，却无意中道出了真谛：知识与品格没有天然的姻缘。拥有甚至传授知识的人，也许从未成为真正的知识分子。

跳蚤的听力

到底知识分子是怎样的一群人？英国哲学家斯泰宾（L. Susan Stebbling），在《有效思维》（Thinking to Some Purposes）一书中主张，只要一个人清晰地思考，他便是知识分子。这定义与十二世纪“知识分子”一词诞生时的意义迂回相通：以思想和传授其思想为职业的人。

事实上，知识并不自动带来思考，正如知识的积累和琢磨，并不自动带来科学的发展。我们在上下求索知识的时候，也许错失了思考的深度。

一则故事说到科学家运用归纳式方法，来观察跳蚤的特性。他拔掉跳蚤的一条腿，然后命令跳蚤跳跃。跳蚤的反应令他满意。直到他拔去它的第六条也是最后一条腿，跳蚤才不再勉强活动。尽管科学家一再提高音量，它还是无动于衷。于是科学家在笔记本上记录下他的观察：“从跳蚤身上除去它的腿，会导致听觉丧失。”

其实，每个人都在不自觉地诠释知识。我们使用的诠释框架虽非显而易见，却是心照不宣的。无怪乎有人断言，全部的人类知识，都是个人化的知识，并不能完全客观、彻底证伪。

于是产生了现代人的挫折和沮丧：我们积聚了琳琅满目的事实和数据，却找不到一个信实的诠释标准。

今天我们承认，科学可以发现事实和推动技术的进步，却不足以建立最重要的人类生活的价值观念；我们可以将人送上太空，却无法阻止年轻人举枪射向无辜的同学。圣经《传道书》中说：“多有智慧，就多有愁烦；加增知识的，就加增忧伤。”（《传道书》1：18）当我们夸耀的仅仅是知识的累加，它势必将我们约束。

但知识不仅是关乎事实，更是关乎事实之间的真正关系。知识分子的主要任务，是创建知识之上的秩序，确定知识之间的关联。知识分子不是装配工，而是思想者。现代人虽然活在资讯超载的恐惧中，但科学家提醒我们，人类尚未使用到大脑功能的百分之二。我们的生命不复真实和新鲜，并非因为得不到全部的答案，而是我们不再有好奇心和勇气去追问：我们是谁，人生最高的价值是什么？在这扰攘的世界里，我们应当做什么，可以盼望什么？

望断天涯路

基督教信仰便是持续一生之久的追寻和提问。信仰之旅上的人，纵然有望断天涯路的艰辛，但仍可以寻找，因为上帝是真实的。

如果相信上帝，我们便不可能满足于没有生气的信仰和不容争议的习惯，反而要准备着我们的思考方式乃至人生方向一次次地从根基动摇。正如丹尼尔．米革里欧（Daniel L. Migliore）所说，“基督教信仰必定提出问题，发出动议，与照单全收的倾向争战，持续地质疑关于上帝、我们自身和世界的未经检验的假定。”

基督教信仰提出问题，寻求知识，不仅是因为上帝永远超出我们的意念，并且因为信仰所面对的世界，始终与它挑战对峙，而无法被忽略不计。因此基督教信仰造就思考的群体，推动基督徒质疑权威、财富、文化、群体等等一切。

圣经中随处可见对于知识的强调。在旧约中，上帝责备祂的百姓“有智慧行恶，没有知识行善”（《耶利米书》4：22），宣布以色列民“因无知识而灭亡”（《何西阿书》4：6）。

上帝对祭司的警告是：“你弃掉知识，我也必弃掉你。”（《何西阿书》4：6）今日的基督徒人人都是祭司，拥有追求知识的使命。在圣经的思想中，知识是引导我们进入与上帝的全新关系的通道。并且，圣经向我们要求的，不仅是理解，也是顺服──除非我们竭力做良善的人，否则学习良善的知识和谈论善行便毫无意义。

信仰的知识如是，普遍的知识亦然。知识的庄严责任，即是根据我们所有的知识来行事为人，将我们的知识转化为合宜的行动。人性的破裂扭曲之处，在于我们对知识的渴望，与我们隐藏真理的欲望同样强烈。在此基督徒同知识分子一样──宣称知道的，也必须做出来与活出来。

由此不难理解，为何在圣经中，耶稣和保罗都曾经严厉指责那些自以为有知识的人。因为知识仿佛双刃的利剑，也可以被运用于邪恶的目的。圣经提醒我们，惟有爱可以化解知识潜在的危险，规范我们求知的欲望和动机。

没有爱，知识便是虚空，求知也成了徒劳。在爱心之外的知识，就像没有爱情的婚姻一样毫无价值。用保罗的话说，这样的知识“算不得什么”（《哥林多前书》13：2）。

真正的知识分子，应对他人始终怀有爱，不会停止接纳、鼓励、造就别人。被称为“最后一个教父”的圣伯尔拿（St. Bernard of Clairvaux）说的好：“有人为了知识的缘故而求知，那是好奇；有人想为人所知而求知，那是虚荣；有人为了出售知识而求知，那是卑鄙。但也有人寻求知识是为了启迪他人，那是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