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海有岸(丈夫篇)

当我真的感到自身能力有限、自我救赎无望和世间学问无奈时,我的冥顽不化突然如雪崩一般的坍塌。

 

 

 

文/周立

 

 

 

人生大书

 

我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度过童年时代的。文革后的社会,由绝对的崇拜,到绝对的怀疑甚至虚无。这样的精神信仰,这样的社会文化氛围,对年少的我,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比如,我那五次被打为右倾分子,但心地仍很单纯,也一向没有哲学思维的父亲,却在平反后,和别人聊天时说出了一句话:“凡事不可不信,也不可全信。”

可能受当时浓厚的“家国天下”宏大关怀的气氛影响,自小我就对“世界从何而来,要向何处而去”、“人类由何而来,要向何处而去”的终极关怀和人生话题感兴趣,也一直苦恼这一问题上的各说各话,没有答案。

在成长过程中,伴随受教育程度的提高,我有心借助知识和经历,深入认识这些问题。我开始翻读各样的书籍,以寻求答案。20岁时,我甚至立下一生的志愿,要穷究世间一切的真理,写成一部人生大书,给出这一问题的终极答案,使得后来者不需要再在痛苦中摸索。

 

 

我要自由

 

我致力于从前人智慧中寻找答案,就大量购买和阅读宇宙、人生的著作,包括中外文学著作,孔子、老子、庄子的书籍,甚至易经八卦等。但都没能找到满意解释。

我24岁在天津读研究生的时候,在书摊上买到一本圣经的新约,饶有兴致地从头翻到末尾,感到其中有完全不同于自己已有知识体系的生活逻辑和生命哲学。但《启示录》的最后结语,却让沉迷于靠一己之力穷究真理的我,不能接受——

《启示录》22章18-19节说:“我向一切听见这书上预言的做见证,若有人在这预言上加添什么,神必将写在这书上的灾祸加在他身上;这书上的预言,若有人删去什么,神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树和圣城,删去他的分。”

当时的我,年少气盛,认为一切知识都是可以为我所用的,当然也可以自由解释甚至怀疑的。要知道,马克思的座右铭就是“怀疑一切”!既然圣经不让我发挥自己的自由意志,那我就索性不接受。

就这样,我拒绝了神的第一次叩门。

 

 

沉迷佛经

 

当时最合我胃口的,是佛教和气功。20世纪90年代初的中国社会,风行各类如孔夫子所言的“怪力乱神”之说。我也找来《金刚经》、《般若菠萝蜜多心经》、《楞严经》、《楞伽经》、《阿弥陀经》、《圆觉经》、《六祖坛经》,以及诸多解经的书籍,每日颂读,并配合各种各样的气功修炼。

我坚信佛教所言的“人人皆有佛性,世人都是地上的佛,通过修炼,也可达到涅盘境界”。于是,配合气功修炼,我每日如痴如醉地读经、修炼、悟道。为了修炼,我还曾有过15天辟谷(类似禁食)的经历。

但是,佛教信仰和我个人行为之间的偏离,却让我越来越陷入困境。在婚姻家庭关系上,我更面临了巨大的困扰。

25岁时,我在广州一间大学当老师,并结婚生子。但佛教使我相信,夫妻、父子、亲朋等一切关系,不过是因缘和合而已。因缘乃是人生八苦的根源。夫妻一场,不过是六道轮回中的一场因缘际会而已。

只有超脱六道轮回,才能脱离因缘,证得菩提真道。因此,我不仅故意忽略夫妻感情的培养和家庭的建设,反而以克制欲念、不造新业、了却因缘为目标。对于幼年的孩子,也疏于照顾与管教。

妻子对我十分失望与不满,但我一直不以为然,还利用自己的佛学知识和辩才,向她宣扬,这一切只是因缘未尽而已。她辩不过我,独自气闷,甚至起念自杀。

更深刻的矛盾是,我信奉佛教,是为了寻求佛法,切实修行,解决自幼存在脑中的问题。但当我力图依照佛法,通过修行做到“六根清净”、“五蕴皆空”的时候,我发现自己无论如何努力,在现实生活中根本无法做到。

现在回想起来,佛教要人成佛,必要空掉一切身体、精神感知的欲望与意念,这几乎就是叫人拔着自己的头发升天。而在当时,我就是处于这样的生活状态:每天读经的时候,获得许多思维上的乐趣,而回到现实世界,马上陷入言行相悖、身口不一的虚伪。所以每天早上出门的时候,我是一身轻松。晚上回到家时,却感到一身罪孽,因为一日之中,每件事,每个行为举止,都使我陷入不断的自我争战中。

试问,谁能做到“诸念不起”呢?谁能靠自己的力量去克服“贪嗔痴慢疑”呢?仅就“贪”一字而言,见到美丽的姑娘,哪个男人不想多看两眼?见到漂亮的衣服,哪个女人不想拥有呢?见到好吃的东西,谁又不想多吃两口呢?……

实际上,这还只是来自我们感觉世界的“贪念”。而当人打坐、修行时,还会遇到诸多超感官境界以及超能力的诱惑。每一种境界和能力,都能赋予人超过常人的感知能力,使人产生执着。若人不能自控地追求此能力,便会“走火入魔”。“修行”层次越高,诱惑越大,实际上,几乎没有人靠自己的努力战胜过。

每天与身体本能作战,其可笑与可悲之处,可想而知。所以,当我每日晚上按照孔老夫子的要求,去“吾日三省吾身”的时候,就无比痛苦。于是,只好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游离在思维与修行的乐趣,以及现实生活的虚伪与痛苦之中。

 

 

崩溃边缘

 

信奉佛教,我不仅陷入现实生活的困境,也没有得到“世界与人生”的令人满意的答案。因为对于宇宙与人的来源、去向,佛教只是付之于“空”、“无”,甚至“不可说不可说”等说辞。

其实,就其起源说,佛教是彻底的无神论。佛的本意不过是“觉者”,即“觉悟的人”。在“诸法无我、诸行无常”的释迦牟尼的原始教义下,弃绝任何的崇拜与偶像,甚至认为连文字都会歪曲其意(即“不立文字”)。

后来的佛像及其祭拜,先是由希腊人,后是由亚洲人如中国人、东南亚人等,相继塑造出来的。神佛鬼魔的数目渐渐增多,漫天神佛,最终变成了多佛多菩萨、多神多鬼的彻底的多神教。

且不谈佛教后期的诸般人为因素的演化,回到佛教的起源本身,既然佛只是个“觉悟的人”,是以有限的生命与智慧,去求索无限,去理解时空之外的万有起源,岂不是蚍蜉撼大树?怎么可能解决宇宙、人生的来龙去脉这样的宏大问题?

而我却深陷其中。那求索不得的苦恼,自然就一直伴随着我。

这样的烦乱状态,一直维持到我30岁。当时,我和妻子已经闹过好几次离婚,家庭的小船,接近颠覆。

30岁时,我在上海完成博士学业,到北京做博士后。那是2000年的年底,我的一位博士后同事,一直劝说我信主。而我却回答:“基督教就是台上的法轮功,法轮功就是台下的基督教。”

可就在那一段时期,我走到了人的尽头:在学业上,由于已经完成了所有的学位,丧失了目标;在婚姻上,也经过了多年折磨,解脱无门;在研究上,面临新的领域和方法的转型。

而且,一直受经济学训练,试图以理性思维去解释一切问题的我,竟然发现经济学这门精致的学问,已经钻入了类似于我佛学经历的死胡同──精巧理论模型的数理推导,与现实生活的严重脱节,且无视这种脱节,表现出整体性的傲慢。

比如,经济学在并不确知人性究竟为何的情况下,下了一个“理性经济人”以及“人的自利性”的判断。由此,摒绝了对真、爱、美、善、信等真实社会状况的感知,沉迷于逻辑推演的自娱自乐(虽然后来有经济学家如贝克尔等,将人类的这些非理性行为纳入经济分析范围,却荒诞地给出一个前提,就是人出于自利,才去求真、爱、美、善、信等。这前提与真、爱、美、善、信等的涵义和行为特征,根本是截然相反的)。

 

 

如是解脱

 

“人的尽头,就是神的开始。”当我真的感到自身能力有限、自我救赎无望和世间学问无奈时,我的冥顽不化突然如雪崩一般的坍塌。

在2001年元旦的前后,北京的海淀教会举办婚姻家庭讲座。一直苦于婚姻家庭问题的我,有了去那里寻求答案的想法:至少,我可以为解决问题,找一个参照系吧?

于是,我开始在周末去教会听讲座。几周下来,我意识到,自己真的是有罪(sin)的。我开始理解和接受,婚姻并非因缘际会。婚姻是神的配合,人不可分开(《马太福音》19章;《马可福音》10章)。而且,万事万物都有神的美意,所以神所配的是最好的。恋爱结婚,不仅是“找一个合适的人”,自己更要“做一个合适的人”……

新的婚姻家庭观念,立即给我的家庭带来了转机。我按这新的原则稍做努力,就给全家带来喜乐与幸福。

伴随婚姻家庭的死结逐渐解开,原来我不愿承认的圣经真理,现在接受了。多年来寻求的“世界从何而来,要向何处而去”、“人类由何而来,要向何处而去”等问题,圣经中从《创世记》,到《启示录》,也给了我完满的解释。

父亲留给我的人生难题,也有了答案──“世间事物,的确是不可不信,亦不可全信。惟有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是值得全然信靠的”。

我发宏愿要写的人生大书,实际上神早已写下,存在几千年了。这几千年来,这本书经过了亿万人的检验。我再也不需要依靠一己之力,去摸索什么人生大书了;再也不用苦读修行,自己拔自己的头发升天了。因为我知道了,人生苦难的解脱,不在于什么悟道与修行,乃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以弗所书》2:8)。

多年的重担骤然放下,多年罪恶的缠累突然松绑,多年的问题豁然开朗,多年家庭亲友关系失调重新理顺,这些使我产生了很强的“归属主耶稣、成为基督子民”的想法。

于是,在大年初五的晚上,我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渴望,放下了多年的自负与骄傲,打电话给那位博士后朋友,说我要决志信主,请你带我做决志祷告。

我的朋友觉得非常惊讶:你这样悖逆的人,竟然会要求信主了?主恩真是奇妙!

于是,我们马上到办公室见面。他带我做完决志祷告后,很兴奋地说:“真没想到,你能这么快信主!一人重生得救,天上的天使都欢呼!……”

 

 

有恃无恐

 

多年来,我依靠自己。信主之后,我意识到那种生活,是无序的、主观的、以自我为中心的,因此是自私的。我转向了依靠神,生活变得有序、喜乐。

我郑重向妻子道歉,求得了妻子的原谅。妻子也因我的转变,更坚定了对主的信心。我们在2001年先后受洗归主。

圣经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马太福音》11:28)

要知道,属世的担子是沉重的,是劳苦的,是没有指望的;而属神的担子是轻省的,是“有信有望有爱”的。这是我30多年来经历的切身感受。只有在主里,才会有真平安。

而多年来在追求真理上的徘徊与摸索,更使我意识到:“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使徒行传》4:12)

是啊,儒家、佛家、道家、现代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等等,都是人间学问,其创立者与我们一样,都是血肉之躯。他们只是在试图认识和理解神的创造,他们并不是创造者本身。他们的“语录”,只是以人的有限理性做出探索之后的现世劝勉,并不是绝对真理。

我们若真的信这些(就像我过去一样),不是太悖谬了吗?

 

 

作者来自北京,现在洛杉矶作访问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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