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怡
敬畏感
在四川，当情感和内心的慌乱、灾难的尖锐性、馀震的回响，甚至悲伤和怜悯的高潮都开始沉淀时，一个更尖锐的问题，摆在每个人的面前∶媒体已在活著的众人面前记录了这场灾难，接下来，我们要如何在历史中记录这场灾难？我们又将如何惊魂未定地，向孩子们讲述这一切？
告诉他们，这是人类罪愆的报应？告诉他们天灾多为人祸？告诉他们这是绝对的偶然，人类的一切努力都可能在一个瞬间归零？或者说，人定胜天，我们最终会战胜大自然？还是告诉他们，其实爸爸妈妈和你一样无知，一样渴求答案，一样盼望奇迹。
专家说，这一次，可能是陆地上发生过的最大能量的地震。在这种灾难面前，每个人的价值观，每种文化的回答，每一种讲述灾难的方式，都面临著被颠覆、被修正的可能。我们怎麽去记录和讲述呢，连我们的语言都开始摇晃了。
每一个证据勘验的故事里，高超的法医都会这样说∶死人是会说话的，死者将告诉我们，他希望我们知道的事。当我看见瓦砾下孩子们尸体的照片，就不可抑制地想到了法医的信心。近九万名死亡和失踪的生命，在这个鼎盛的时代，以各种姿势一起横陈在古老的大地上，或躺卧，或蜷曲，或跪立；他们的面容或镇静、或哀伤，或惊恐。我们若不能听见他们在说什麽，我们如何记录，如何讲述？我们在死者面前，只是自言自语，只是一个劲地说自己的话。
如果5.12之後，何祚庥院士仍坚持认为，“人类无需敬畏大自然”，那这场地震对他而言，就没有意义。如果5.12之後，一位将军依然崇拜凯撒的名言，“我来了，我看见了，我征服了”，那麽数万遇难者对他而言，就白死了。如果5.12之後，成都还坚持要在彭州兴建80万吨乙烯工程，那这场8.0级的地震对成都而言，仍然显得太轻微。
一个公民僵硬的尸体，要一个国家学会敬畏生命；一张死去的脸，要生者学习敬畏人的灵魂；一个死在教学楼里的孩子，则叫我们敬畏民族的未来；一座被摧毁的城市，要我们重新敬畏脚下的大地，和头上的星空；一片劫後重生的灾区，是要我们学习敬畏心中的道德律┅┅
当灾难来自大地或天空时，人通常有两种相反的回应。一是怨恨，一是感恩。怨恨，是为我们失去的，如北川一震，毁去了一个县份超过650年的财政积累。但感恩，是为我们得到的。
在一场没有逻辑、不被理解、不可抗拒的灾难中，一部分同胞以承受苦难的方式告诉我们一件事，就像一个遇害者临死前拼命在地上划一个符号来告诉法医。那就是无论我们多麽强大，多麽发达，多麽骄傲，我们拥有的一切，都可能在瞬间消失，我们并不是我们所拥有这一切的主人。就像20世纪著名的教士卢云说的∶“生命是一份应当去感激的礼物，不是一份紧紧抓在手中的财产”。
原罪感
90年前，一位内地会的苏格兰传教士陶兰斯，来到这次大地震的主要灾区，也是今天硕果仅存的30万羌族聚居的茂县、汶川、理县、黑水及北川一带。他惊讶地发现，羌族在服饰、建筑、歌调、婚俗和献祭仪式上，都与被掳去巴比伦之前的，古代以色列民族非常接近。近年来，在川西北一带从事慈善工作的华人学者梁燕城博士，也曾论及羌族在生活形态上与中东族群的相似。
羌族的献祭，如旧约所记，是用没有凿过的石头筑坛，以全身完好、没有折断骨头的羔羊献祭。作为中国族裔的古老源头之一，羌人的献祭，不但饱含了对“天佑中华”的敬畏，也带有强烈的赎罪意识。他们称天为“灵父”，根据陶兰斯的记载，羌族祭司杀羊之後，将血洒在祭坛上，说“我们洒血是为著我们的罪”。
根据羌族的口传历史，他们的先祖也生了12个儿子。1925年，陶兰斯给一位羌族祭司读旧约中的《利未记》第16章，这位老人兴奋地跳起来说，这就是我们失传已久的圣书啊。
羔羊是无辜的。用羔羊献祭，表达的是人在造物主面前对自身罪过的承认，和对救赎的盼望。尽管陶兰斯的观点，在历史上有较大的争议性，但这次大地震降临到羌族聚居的地区，令我无法不想起羌族人的羔羊献祭，和他们心中某种古老的原罪感。这种因著对生命、对宇宙秩序的敬畏，所产生的谦卑和对人心中的罪性与黑暗（台湾学者张灏称之为幽黯意识）的体认，在中国的当代文化中，是一种非常稀罕的成分。到底是我们对不起这个地球，还是地球对不起我们？像一位诗人为受难孩子写的那样，“连地球也像一个知道闯了祸的孩子，和我们站在一起”，向死者默哀？
当敬畏感仅仅指向人类自身的性命时，灾难会带来一种对人的道德的圣化，连经历灾难也成为人类骄傲的本钱。在一些关於救灾抗震的报导里，已经可以看见，这种对经历苦难的圣化、对战胜灾难的骄傲，是怎样弥漫的。一方面，地震局反复强调说，这是无法预测的“不可抗力”；另一面，我们却依然大力宣扬著“抗震”、“抗灾”的英雄主义。当敬畏感不能与原罪感相调和时，真正的悲悯，和对人类种种缺陷的反思，就一天一天被高音喇叭吞没了。
其实古文中，一系列以“示”为偏旁的汉字，都残留著先人以羔羊献祭的谦恭敬畏。如“祥”字，“示”部表示献祭和敬拜，“羊”是人献上的祭物。我们的祖先曾经这样期盼一个和谐社会，当人献上羔羊为祭时，这就是“吉祥”。
在一切灾难劳苦中，我们的确需要被安慰，但我们更需要先知般惊声尖叫、甚至略显偏激的刺耳声音。不然，就像以色列的先知耶利米，在国破家亡的时候，他却这样抨击那些只说安慰话的假先知∶“他们轻轻忽忽地医治我百姓的损伤，说∶‘平安了！平安了！’其实没有平安。”
使命感
5月12日下午，大地震发生後仅两个小时，一位江苏的企业家陈游标，就亲率120多人的救灾队伍和60辆挖掘机、吊车等大型车辆，向著四川星夜兼程，几乎与政府的第一支救灾军队同时到达灾区。
这是中国史上一个具有象徵性的事件。显示出30年改革开放最伟大的成就，不是GDP，不是高楼与股市，而是民间社会的孵化器。个人与个人，因著营利的、非营利的、宗教的、文化的和政治的各种原因，结合成一个个社团，从而形成一个网状的、多元的民间社会。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治理”。在这样的社会里，政府的强制性管制，在人类共同体的“治理”中所占的比重是偏低的。而在一个相反的社会中，离开政府的管制，我们就没有其它理解“治理”的方式。
5.12之前，我们活在一个普遍缺乏使命感的时代。少数人自以为担负著天下的使命，一谈使命，就难免与对他人的支配联系起来。而多数人以极端的个人立场为支点，认为天下滔滔，和自己没有任何关系。其实这两种都是骄傲的版本，也是绝望的版本。
当我在5.12的下午，从高楼上走下来时，还不知道震中在哪里。我第一个反应是，上帝啊，我们要如何交账？当一个人死在你面前，不是死在别人面前时，他人固然无权对你说，这件事你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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