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微言
李泽厚先生等人的研究，已雄辩而实证地得出结论，中国人从古到今，都是崇尚“实用理性”的（注1）。就是凡事都从最实用、最外层的部分着眼与着手。只要果子，不要树木；只要木材，不顾森林。一百多年来中国现代化的道路，更证实这个特性。
对于惯性地生存于实用主义之中的人，即使对基督教这样一个要把人从有限的今生提升到永恒，亦即是引导人从永恒来审视今生的信仰，也往往要问：这个信仰到底对个人（今生的）生存有何用？对于现在的社会有何用？
而薛华博士的《前车可鉴──西方思想文化的兴衰》（注2），则堪称是一本从基督信仰的视角，来透视历史进程背后的力量与法则的经典之作。这是一本深刻的“形而上”而非实用主义的的书，未必合中国人的胃口，却是国人必读之书。
以古罗马为历史借鉴
作者弗朗西斯．薛华，有当代卓越的基督教思想家、知识分子宣教士之称。他深入神学、哲学、历史、社会学、艺术等各个领域，向读者展现了2,000多年来基督教会的历程：基督教会在古罗马压制下的兴起，经历中古世纪，受世界文化侵蚀的变质与人本主义的兴起，以及信心归正（也即信仰复原、宗教改革）带来的深远后果，然后是启蒙运动与科学革命……一路下来，直讲到如今支离破碎的后现代文化，以及社会堕落和深层危机。揭示了整个历史进程背后，人本主义思想与神本主义思想给世界带来的完全不同的后果。
薛华强调，一切的关键在于，到底我们是要从源于文艺复兴的人本主义视角，还是要从本于圣经的信心归正的神本主义视角（注3）去审视一切。
薛华从古罗马历史开始，一直考察到当代社会──纷繁万象却又人心空虚、迷茫、浮躁、破碎。从历史经验教训中，他总结出，任何基础薄弱的文化或个体，只能在压力不太大的情况下站稳一时。就如古罗马人的小小拱桥，只允许人和马车经过。如果有当代的载重货车驶过，拱桥必会塌下。同样，文化和个人的生活及价值体系，如果不是建立在比他们有限的本身更为坚固的基础上，结果也会如此。
罗马的败亡就是如此。罗马人没有无限的上帝，因此他们在理智上没有稳固的立足点。结果，他们的价值体系便不足以承受个人生活和政治生活中的种种压力，罗马帝国日趋腐朽，自己走上了灭亡的道路。罗马的倒下，是因为没有强大的内在基础，那些野蛮民族的入侵，不过是促成它的崩溃而已。
罗马的基督徒却能抵抗罗马文化种种不良方面的影响，抵抗不同宗教混合的侵蚀，这说明了基督信仰的力量。这力量是扎根于一位无限的、同时却是有位格的上帝。圣经是上帝对人说的话，是人可以了解的，基督徒因而有着普遍而绝对的价值观，可以作为生活的根据。同时，因为人是按上帝的形象造的，基督徒找到了个人独特的尊严和价值的根据，有了清楚的方向和不可动摇的准则。
随着基督教成为罗马国教，受够了逼迫之苦的基督徒，松懈下来，结果陷入了圣经严严警诫的“与世俗联姻”的网罗。“新约所宣示的基督教本质，却渐渐被人曲解，加入了人本主义的成分：教会的权力逐渐超过圣经的教训，同时教会愈来愈强调人得救是在乎颂扬基督的功德，而非唯独倚赖基督的工作。这种人本主义的成分，在内容方面与文艺复兴时代的人本主义不同，但基本思想是相同的，就是将本来属上帝的都归之于人。由那时起至16世纪，基督教不断对这些曲解圣经的观点进行反驳及归正。”（引自《前车可鉴──西方思想文化的兴衰》。以下凡引文未加注者，均引自此书）。
不过，在漫长的中世纪，即使是一棵生病的大树，也强过荒漠。“虽然教会上层的人肮脏不堪，但教会也曾关注到高利贷所造成的不良后果……一个尽力控制贪婪和经济剥削的社会，和一个推崇少数经济操纵专家的政策的社会，到底是有分别的……中古时代所倡导的经济原则也不完全是消极的。中古教会高举诚实和尽心工作等美德……此外，当时的教会设立了很多医院和慈善机构……当时在意大利锡耶纳（Siena）设立的一所医院，至今仍保持正常工作。”
绝对不同的基础和立场
文艺复兴拒绝已经堕落的“教会”，也拒绝上帝──其实不是拒绝，而是本来就不认识，更放弃了认识真上帝的机会。其后果是：“如果人没有终极的意义，那么活在世上有什么用处呢？一切道德、价值和法律又有什么根据呢？如果人以个人的行为为本，而不以一个绝对为依据，我们又以什么作为衡量个人行为的标准呢？……从人的角度出发的文艺复兴的人本主义，和以后的人本主义，是不能找到赋予人生存和道德之意义的‘共相’或‘绝对’的。”
宗教改革（注3）则是完全坚持圣经观点，视所有人在上帝面前都犯了罪，帝王、后妃、农民、教授，无一例外。这与文艺复兴的人本主义相反。人本主义对人的问题，只究其然而不究其所以然。但圣经就不同了，人藉圣经可以一清二楚地看到自己既高贵又卑污的模样。
历史学家布克哈特于1860年，揭示欧洲南部文艺复兴和北部宗教改革的主要分别。两者都提倡自由，但南部流于放肆，而北部则无此现象。原因是根据文艺复兴的人本君主同权。这种制度，有意对君主制度进行约束，使君主权力不能超越法定的许可。法国大革命企图重演英国的革命，却没有根据宗教改革的精神，而以伏尔泰的人本主义启蒙运动为基础──伏尔泰本是借鉴英国经验，却是典型的要果子不要果树，要自由不要上帝─主义，人无法给人生各个殊相赋予意义，同时在道德范畴中也无法得到“绝对”；北部则不同，宗教改革中的人，在自由中抓住了绝对价值。
宗教改革使圣经高举，不单成为道德的基础，更成为法律的基础。改教家如布塞珥和加尔文的宪法思想后来都有成果。长老会治会制度的宪政模式，也成为政治规限原则的样板。民主政治的宗教改革精神，在卢塞福的著作《法律是王》中表露无遗。因为政治权力是操纵在法治的政府手中，而不是由人专横独断，而法律的最后权威是圣经，并不是人，所以可以有自由而不混乱。
文艺复兴的人本主义思想，与宗教改革是背道而驰的。启蒙运动和宗教改革有着绝对不同的基础、立场和姿态，最后更产生了绝对不同的结果。
1688年，英国进行了一次不流血的改革。改革后的国会，事实上是与─结果导致了一场血腥惨剧。
宗教改革者对人并不抱任何幻想。既然人是堕落的，都是不折不扣的罪人，那么，人就需要别人监察和制衡。特别是那些掌握权力的人，更需这样。宗教改革的国家，都有自己的一套监察和制衡权力的办法。奉行宗教改革的国家，社会的“治乱”问题，都有解决的方法。“由于人本主义者无法提供‘绝对’，因此个人的道德和政治生活往往武断而又反复无常。”而奉行宗教改革的地区，人权就有比较坚实的根基。
现代科学的真正源头
现代科学不是来自于伊斯兰文明圈，也不是来自于儒家文明圈、印度教或世界上其他的地方。“文艺复兴和希腊文化传统，与当时科学的觉醒是有关系的，但据此而推断说，单凭希腊传统便足够引起科学革命，是与事实不符的。”真正促成科学革命的是基督教。
在科学界很受尊重的怀特海和奥本海默，二人都不是基督徒，但都是大师级的人物，他俩都承认基督教是近代科学之母。基督教持定“创造宇宙的上帝在圣经中启示他自己是怎样的上帝，因此便足够成为科学研究宇宙的基础……如果一架飞机要飞行，它的构造必须符合宇宙规律……”
近代科学的拓荒者，包括培根、哥白尼、开普勒、伽利略、牛顿、麦克斯韦、法拉第等等，多是基督徒（注4）。“即使那些非信徒，也都是在由基督教产生的思想形态之下生活。特别有一个信念更影响了这群科学家：上帝是创造者和定律的赐予者，人可以从创造之物中发现上帝已经将定律融在其中。”
可惜的是，“后来，基督教基础失去了，但某种传统和冲击力已经发动了，人类对科技的实用需求及对国家的控制，使科学继续向前迈进，但科学的重点却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了重要的转变。”
目前，日渐脱离基督信仰的科学与高技术，已经成了一把悬在人类头上的可怕的两刃利剑。想想一些威力巨大的科学技术，掌握在不敬畏上帝的人手中，其中隐藏着何等的危机！
人本主义带来巨大灾难
当人脱离万有的本源、自己的创造者与救赎主，而高扬人本主义，就已经落在《罗马书》第一章所说的境况里：“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
而结局，便是永恒的痛苦。只要看一下20世纪各种人本主义大试验的高峰带来的灾难就知道了：
在政治领域，德国法西斯与苏俄革命，从左右两个极端展开，都以极残酷的方式，摧残了数以千万计人的生命；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也是人本主义狂妄的登峰造极的表达。
在科学技术领域，是开始失控的原子弹与生物武器。
在哲学上，无论是尼采的“超人”，还是叔本华的悲观哲学，都已预言了时代的悲剧；在康德的时代，这位在理性研究顶峰的人，却无法解决个体（殊相）和意义与价值的对立问题。单以人为出发点，本体世界和现象世界是没有办法统一的。存在主义者的名言，“存在就是虚无”，与“他人就是地狱”，等于宣告了人本主义必然落到圣经宣告的“任凭”处境。
在人本主义者“一切都是相对”的口号下，现代人在心灵绝望的碎片中，步入了后现代虚幻的“新纪元”。人本主义的理想在各个领域的全面大崩溃，从高举人本的理性，到不得不崇尚非理性主义，到各种颓废主义、犬儒主义，在当代社会的大流行、大回复，犹如当年腐败的罗马帝国──历史又似曾相识，“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传道书》1：9）
自我中心，碎片化生存，吸毒，酗酒，杂交和同性恋，各种形式的纵欲，崇尚改头换面的东方佛教，印度教等虚幻的神秘主义──“现代的悲观主义和割裂的风气，在地理上，从欧陆吹到英国，再转经大西洋吹到美国去；从知识分子透过大众传媒，传给每一个人……
“当代人为规避理性，跳进非理性的境界里以求好过，结果不单丧失了人性、道德规范和确定事物的能力，而且使自己生活在亦真亦幻的世界里……哲学上重要的观念，愈来愈不以正规哲学的形式表达，而以绘画、音乐、小说、诗歌、戏剧和电影取代。”
然而，站在基督徒的立场上，人不是机缘的产物，人是按上帝的形象造成的。人的价值和道德的价值是肯定的，是有规范的，足以辨别虚幻，人之为人是可以理喻的。这是崇奉人本主义的现代人所不明白的。
宪政民主与多元主义
背离上帝之道的相对主义的道德观，必然导致的另一结果，就是无论是否拥有宪政民主，都会变质，或直接导致大众的命运由完全不可靠的少数精英控制（当然宪政民主仍是很重要和必不可少的。而且宪政民主的核心观念：保障人权与权力制衡，都只能来自基督信仰）。
这种精英控制在太平时期看不出什么大危机，尤其是在宪政民主政体下，总还是尽可能满足公众利益的。但在危机来临时，比如说，能源或者淡水、土地资源即将耗尽，那么，在任意的相对主义价值观念下，那些“价值小”而弱势的人群，将首当其冲成为牺牲品。“不得享受人的待遇”，今天可能只是针对未出生的婴孩，更大的危机来临时，就可能是针对老年人、残疾人、患绝症的人，直到其他更多的弱势群体。
现代人赖以维系社会文明的人本的多元自由主义，在反对同样人本的极权专制主义的时候，是显得很有价值和说服力的。然而归根结底，却可以发现，自由主义与极权主义，表面花开两朵，一为毒花，一为香花，实际却是同一条根上发出来的，就是那条高抬受造的人以拒绝造物的上帝的毒根。
一再重复的历史教训是：唯独上帝是绝对者，只要人试图把自己当作上帝，标榜多元与自由，最终都要失去真正的自由，从而也不可能有真正的多元，反倒因自说自话、自顾不暇、没有定见、没有依靠，而陷入混乱空虚。
上帝才是真理和良善的本体，是一切法则（包括自然科学法则和道德法则、属灵法则）的制定者，上帝之外没有真理、法则和良善。上帝是创造者，也是标准的衡量者。试图以别的作衡量，即是罪与堕落的总根源，最终势必又落到“空虚混沌、渊面黑暗”（《创世记》1：2）之境。
“人本是伟大的，但同时也是残酷和支离破碎的，因为人叛逆上帝。”
信仰的归正，给社会带来的，是“自由而不混乱”。若人人都同意圣经中的“绝对”，那么人人都有自由。人获得真正的内在价值时，自由就在其中。没有这些因素，自由就会导致混乱和紧随其后的独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洛桑学院（Lausanne Academy）神学教授维内（Alexandre Vinet, 1797-1847）说：“基督教是人类自由不朽的种子。”
注：
- 李泽厚《实用理性与乐感文化》。
- 《前车可鉴──西方思想文化的兴衰》，（美）弗兰西斯．薛华（Francis A. Schaeffer）着，华夏出版社出版。
- 目前较通用的“宗教改革”一词，在马丁．路德和加尔文等人的原文里，强调的都是“信心的归正”、“正信的复原”，指的是恢复对三位一体上帝的正确信心。基督徒相信，一切问题与苦难，都是由于对上帝的信心出现了混乱和偏差；而不信上帝，是众罪与一切苦难之源。“宗教改革”的译法，实际上已沾了人本主义的色彩，容易误导人，以为和其他人本宗教一样，基督教也是可以“改革”的，或者由人去改变的。所以笔者愿以“信心归正”的译法，代替“宗教改革”。
- 《自伽利略之后──圣经与科学之纠葛》，查尔斯．赫梅尔着，宁夏人民出版社2008年1月第1版。
作者来自云南，现住北京，现从事环境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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