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熊璩
一．从美国奥克拉荷马城联邦大厦爆炸案谈起
今年（1995）4月19日早晨九点，在市中心的联邦大楼正开始了一天的工作。楼下托儿所的小朋友们正在用早餐，突然，一个天崩地裂的大爆炸就发生在大楼前面，整个九层楼的前面三分之一都塌了下来，这猛烈的爆炸力震破了周围十几哩地的玻璃窗，炸死了168人，一人失踪。这一炸，也炸碎了许多家庭，更炸碎了千万人的心。一位女士悲伤的说：“我认识的每一个人都有一颗破碎的心。”人们在问：这是什么世界？这不是美国，这简直是贝鲁特。那一幅救火员抱着垂死婴儿的新闻照抓住了全美国人民的心。谁能狠得下这个心去谋杀无辜的婴孩呢？全美国人的心都感受到那种冰凉无助的感觉。
“美国不可能有这种丧心病狂的屠夫，这事一定是回教极端份子干的”。并有人绘声绘影的说，看见有阿拉伯模样的人逃离现场。当天晚上在收音机上，我听到有听众打电话给电台说，他实在不能再忍受阿拉伯狂热份子到处制造事端。这位听众朋友并义正词严的建议，美国应派两艘航空母舰去地中海。电台主持节目的人问他：派航空母舰去做什么？他说：去把这些阿拉伯人全解决掉。
两天之内，FBI（联邦调查局）勾画出了两位嫌犯的画像，是两个白种人。一天之内，他们逮到了第一个嫌犯麦克维（Tim McVeigh）。从这里找到了与美国最近的一些民兵组织挂钩的蛛丝马迹。从麦克维的背景更发现，这次事件竟然是针对两年前同一天，在德州瓦口镇（Waco）大卫教派总部被火焚的案子的一次报复行动。
这次的奥城爆炸只是一次孤立事件吗？或者冰涷三尺，非一日之寒，这只是冰山的顶尖而已？是的，这不是孤立事件，而是几年来美国意识形态冲突尖锐化的一个反应。这个理念的冲突与克林顿总统的政策有非常深刻的关系，它反映的问题是美国保守（conservative）与前进（liberal）两个势力的争执。其实不只是两个势力，它代表两个价值观念的冲突。其中的矛盾有政治的层面，有经济的层面，但最重要的，是价值层面的矛盾，是与人民的是非心有关的。它发生在一个多元性的民主社会，其意义是更为严肃，更为可虑的。
这篇文字就是要分析这个社会的失调现象，并进一步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它所反映的基本问题，从而研究我们如何才可以避免悲剧的重演。
二．美国社会近年内保守与前进运动的消长
- 一个社会心态的模式
在任何一个社会，我们大致都可以把组成份子的心态划分为六类：中间偏右、中间偏左、温和右、温和左、极右、极左（图一）。这比一般的二元分法要可靠得多。凡支持传统意识形态的为右，凡反对传统意识形态的为左。譬如以戈巴契夫时代的苏俄来说，支持社会主义和苏维埃路线的为右，支持改革的为左。同样的，在美国支持传统价值（如反堕胎）的是右派（保守派），支持前进政策的是左派。当然其左倾或右倾的程度有六种等次之别。
图一 社会心态的模式
极 温 中 中 温 极
和 间 间 和
偏 偏
左 左 左 右 右 右
中 间
一般来说，一个社会如果大多数的人都属中间四个类别，那个社会就是一个安定的社会。如果一个社会有相当的人数是在两个极端类别，它就会是一个不稳定的社会。当一边的利益或价值观受到另一边的威胁时（甚至只是想像中的威胁），它就有向极端移动的倾向。
参予政治选举的，要紧的是在把握住己方中间两类票源的前提下，尽量争取他方中间两类的选票。换言之，如果能把对手描述得越走极端、越偏激，获胜的希望就越大。
- 克林顿总统带来的前进之风
70年代末期、80年代初期，美国曾有过一次保守主义（右派）运动。这运动是由法威尔牧师（Jerry Falwell）和一些亲共和党的人士推动的，他们唤醒了美国的“道德大众”（Moral Majority）来抗争前进的社会趋势，这给雷根总统上台造了股声势。
自1992年克林顿总统上台之后，他强烈的进步主义思想给美国社会带来了相当大的改变，也造成了美国社会许多动荡的种因。本文将取其大者加以阐述：
- 接纳同性恋者
美国自詹森总统时代民权运动以来，“性习”（sexual preference）是公民的神圣权利之一，无论是雇用或是升迁，对同性恋者不可以有差别待遇。这种立法是民主制度容忍异己的当然措施。对许多人来说，这种容忍是对传统价值观念的一个严重挑战，试想有谁愿意一个同性恋者作他孩子的夏令营辅导？
美国军队一向坚决反对容纳同性恋者。军中同袍，日夜相厮，同性恋会造成很大的困扰。克氏当选后所作的第一件事就是解除这种“歧视”，经过几次施以压力，遭受军方很大的反弹，最后决定以“不讲，不问”（don’t tell, don’t ask）的荒谬办法来解决争议。
这件事，加上克氏本人逃避兵役、反战、吸毒（没有“吸”下去）的历史，引起了右派人士与军队极大的反感。传统价值遭到威胁，佛罗里达州竟发生现役军人殴打同性恋同僚致死的案件，就是那种愤怒情绪的极端发泄。
- 堕胎与联邦补助
美国最高法院在1973年做了一个历史性的裁决，就是所谓“罗对卫”（Roe vs. Wade）对堕胎政策的裁决。这个判例限制了州政府反堕胎的立法，也确定了堕胎合法化的基础，尤其是怀孕的前三个月。
克林顿总统上台后，推翻了前任不给予联邦补助的政策。贫穷人到堕胎中心动手术可以不付费用，青少年不但可以受到免费的待遇，而且可以不通知家长，这都是前进的民主运动容忍异己的另一个表现。它尊重妇女的个人意愿，并且是用纳税人的钱来支持她们的选择。
可是事情没有那么简单，这是一个极具爆炸性的问题。许多保守的美国人和宗教团体视堕胎为谋杀未生婴儿，尤其是第二期（四到六个月）的胎儿，五官俱备，已经到了有脱离母体而生存的可能。谋杀这些毫无抵抗力的生命，而且是用纳税人的钱来执行，并且受惠者往往是一些不负责任的妇女，是许多人在道德上不能接受的。用这样的方法来保持“生活品质”，这代价是不是付得太大了？这样的“容忍”政策直接威胁了保守人士的大是大非之心，引起了多次有组织的示威，杯葛堕胎中心，尖锐了两派的冲突。几次发生极端份子枪杀堕胎医生的事件，而且这些杀手都是从无犯罪前科的人。他们并坦承行凶，毫无悔态，甘愿受死，可见其心中的绝决。
- 大政府
前进的民主党，一向积极支持用联邦预算来补助贫穷人，这就造成了联邦社会福利的庞大支出。自克氏上台后，为了维持这庞大的支出，做出加税的决定。不但如此，克氏自竞选期间就不断鼓吹全民健康保险，以提高穷人的福利水平。
但是这种慷慨的福利政策也有它负面的影响，一方面政府必需维持庞大的执行与监督机构，因为这些不是营利性的团体，所以多半是效率非常低的衙门。另一方面，它养成了穷人依赖的习惯，未婚妈妈在家里多生孩子所得到的津贴远超过去工作与学习所得的报酬。美国因为社会福利与医疗保险的开支日益增高，联邦赤字不断上升，税额也日益增高。
美国有所谓“纳税人自由日”，这是全国纳税人平均所需付税的指标。从每年的元月一日课起，平均一个纳税人要工作到何时才可以把一年的税金付清，这一天就是纳税人的自由日。近年来，这个日子都是在五月，而且一年比一年延后。
面对可能的“全民健康保险”，这个大政府将更形庞大，辛苦挣来的钱更多用来付税，而且联邦赤字还在不断增加，这给社会付税的中坚份子带来了很大的威胁与不满。
- 平等权益法案（Affirmative Action）
詹森总统在1964年7月2日签署了一项历史性的“公民权利”法案，这是詹氏“大社会”政府的一件大事。这个法案也是今天的“平等权益法案”的基础。这个行动的原意是在消除对少数民族与妇女的职业歧视，它包括“求职”（recruiting）、“就业”（retention）和“升迁”（promotion）三项，政府要求各机构与公司都要设立促进平等权益行动的计划。
许多机构与公司为了配合此行动，有所谓“特别待遇”（Preferential treatment）的措施和保障名额的规定。克氏上台后对此行动更是雷厉风行，联邦政府任用了许多妇女和少数民族。
这样的保护政策在30年前的确是很有必要。到了今天，这种歧视情形是否还很普遍？这是一个问题。特别这几年到处都在紧缩（downsizing）的情况下，僧多粥少，问题就出现了。许多白种男人感觉到他们受到反歧视，受到不平等的待遇，他们本是支持联邦税收的中坚，但在就业和升迁上竟受到差别待遇，从而感到生计受到威胁而产生愤怒之情，这就是所谓“愤怒的白种男人”（angry white male）的称号的来源。“我无法解释，为什么有钱黑人的儿子有保障名额而穷苦白人汽车工人的儿子却不得其门而入？”许多人会这样问。
其实这个“平等权益法案”基本上与美国的立国精神是有所抵触的。立国时有两个基本信念：一是人人平等，一是照表现给报酬，不应有因性别、宗教、种族或特权而接受差别待遇。最近华尔街日报与NBC广播公司共同做的民意调查显示，三分之二的美国人反对“平等权益法案”，其中白种男人的百分之81，白种妇女的百分之77到79，以及少数民族的百分之50都反对。
这行动的另一个弊端是，许多人反而对所任用的黑人与妇女另眼相看，认为他们都是不够格的。例如维吉尼亚州的瑞奇蒙市规定，百分之三十的标要交给少数民族（黑人）的投标者。黑人民权机构NAACP宣称：“如果废止平等权益法案，我们就一无所有，又回到老朋友俱乐部的黑暗时期了。”可见两边成见之深。
这个争论在加州尤其热烈。今年六月一日加州州长已正式签署取消该平等权益法案。《洛杉矶时报》曾作了一个调查，发现百分之73的人都赞成废止。这问题非常棘手，将会使美国两极化倾向加深，这事实上牵涉到“是可忍，孰不可忍”的利益之争。
- 枪枝管制
自开国以来，人民拥枪自卫和组织民兵的权利是美国宪法所赋予，明载在第二修正条款上。它的用意就是在防止联邦政府过度坐大，威胁到地方权益的一个制衡。
克氏当政的这几年，地方民兵组织如雨后春笋般的建立起来。据估计，全国共有大约十万人的各式民兵组织，分布在30多州。它们多半都设立在偏远的乡下，其中百分之二十五与白色种族优越份子有直接关系。这种成长代表对克氏的不信任，它与“愤怒的白种男人”一样，不是一个单纯的社会现象，都是对政府失去信心、而产生的极端化的表现。
这个对枪枝管制的恐惧，因为几件事的发生而更形恶化，其中一件是1993年在爱达荷州发生的伟佛（Randy Weaver）事件。联邦探员为了搜捕非法拥枪的分离份子伟佛，包围了他的住所，不幸的是，当他太太和14岁的儿子想逃离现场的时候，竟被联邦探员枪杀。其中第二件是前面提到1992年德州的瓦口镇事件。这场冲突和一场大火等于给极端份子一个明证：联邦政府正在消灭一切拥枪份子。
这些多半是美国乡下的民情，在这同时，大城市中的枪击事件，日趋严重。青少年带枪上学，持枪抢劫，甚至用的是冲锋枪，已成了社会治安很大的隐忧。国会在过去两年分别通过了两个管枪法案，一是1993年的布瑞狄法案（Brady Bill），规定了购枪者必须等待几天，以冷却情绪；另一个是1994年通过的攻击性武器管制法案。这两个法案的通过被有心人士视为政府干涉拥枪权利的措施。不但如此，有些极端份子并认为，美国联邦政府正与联合国同谋，要全面攻占美国，成立“新世界秩序”，把这些右派爱国份子送入集中营。
这些看似无稽的传言和偶发事件，在一些别有用心的煽动家手中正成了犀利的武器，制造人们的惶恐，鼓动人心走向极端。
今年四月盖洛普举行了一项民意测验，39%的美国人认为联邦政府对个人的权利和自由造成直接的威胁。《美国新闻与世界报导》也发现，有58%的人认为，在联邦当政的人与他们大不相同。这些都是社会的警号。
- 1994年选举大地震
克氏的前进政策和他的（缺乏）政绩，早已引起许多批评。在1994年竞选时，许多民主党人要与他划清界限，不欢迎他来助选。但是11月初的期中选举，其结果还是大大出人意料，共和党人不但取得了参议院的多数，它更控制了多数的州长席位。更出人意料的是，共和党竟然取得了众议院的多数控制权，这是40年来第一次共和党在参众两院都是多数党。其中美国白种男人在投票率和投票对象都有显著一面倒的倾向，一位参议员甚至宣布脱离民主党，参加共和党的阵营。这次选举是美国选民对克氏执政二年的一个公开信息：“我们不满意你的左派激进政策。”
新的众议院议长金瑞契（Newt Gingrich）提出了一个“与美国人民立约”（Contract with America）的口号，决定大力推动改革。这是美国保守运动重整的高峰。这变化也造成了左派人士的忧虑，他们害怕克氏会为了政治前途而向中间靠拢，损害了民主党的传统路线，以致余波荡漾，至今还有反“立约”的示威，到处抗议。这个社会出现了两极化的倾向。
- 社会冲突的尖锐化
今年四月奥克拉荷马城的爆炸暴露了许多意识形态上的矛盾，而由于这一事件，其矛盾更可能尖锐化。克氏批评这次爆炸是由于一批煽动份子鼓吹造成。民主党的杰克森牧师在二周后一次反对“与美国人民立约”的游行中，在旧金山讲话，把“立约”与大爆炸案作因果的相联。专栏作家罗文（Carl Rowen）更把爆炸案的凶嫌与反对“平等权益行动”的人加上等号：“反对平等任用行动的那些愤怒的白种男人，也就是炸掉大楼的那批人！”
另外，一位苏利雅修女提议：“要订一个屠杀白人的特别周”。一位克拉玛（Larry Kramer）也呼吁组织一个同性恋者的恐布组织。这都是左派份子的煽动性言论。
另一方面，民兵领袖之一，克恩奇（Mark Koernke）在短波电台上指控这次爆炸案是联邦政府为消灭拥枪份子而做的苦肉计。另一位对话秀主持人，水门案的主角利迪（G. Gorden Liddy）在电台上呼吁大家起来干掉联邦探员：“不要打头部，因为不容易打中，要枪击他们的腹部。”
这些对话充满了仇恨，充满了激愤，几乎到了白热化的地步。被这种破坏性情绪湮埋下的人，是很难与之理喻的。
三．历史的教训
为什么一个习于容忍的多元化社会且为民主国家典范的美国，竟会有这么多暴戾之气、这么多误导的狂热？这几乎是与美国传统上和平、尊重、信赖和宽容的清教徒精神恰恰相反。它代表的反倒是西部开荒时期的牛仔精神，枪快者有理。
一方面当然与克林顿激进思想和政策有关，但更重要的，许多人对这个社会失去了信心，失去了责任感。这是激进的政策带来的？还是在“人吃人”的物质文明下的绝望？我不能确定。但有一点可以确定：这样的真空状态往往是煽动家活动的温床。
其实这种失去理性的群众反应在历史上前车可鉴。今年是二次大战胜利50周年纪念。想当年纳粹德国，希特勒可以煽动整个德国民族去从事侵略战争，尤其可怕的是，他可以支使德国人去杀戮六百万手无寸铁的犹太人，这是因为这些人无知吗？或是缺乏同情心吗？都不是，是因为他们被催眠，相信犹太人个个都像莎士比亚戏剧中那威尼斯的恶商，德国人相信条顿民族的优秀。
小的例子更是所在多有：从伊朗柯梅尼的什叶派教徒到60年代中的梅森（Charles Manson）教徒，甚至今天日本的真理教徒等等，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真空的内心，加上偏激的理想，可以经过野心家的煽动而点起燎原的大火。尤其如果这种催眠的动力是仇恨，是恐惧，那它的后果将不堪设想。这种走火入魔的热情可以吞噬理智、良知，也可以毁灭一个时代。
《新闻与世界报导》周刊的作家利奥（John Leo）在今年五月一期的专栏中报导了他两年前的一个经验。在一次全国电视转播的讨论会中，题目是“强暴问题”，主持人把研讨会的讲员（Penal members）和观众分坐两边，一边是男的，一边是女的。这种有意的安排就是要对参加者暗示：强暴是两性的问题，而不是一个社会问题。他们把女性都圈在受害者的一边，把男性都圈在侵害者的一边。事实上，大约百分之99.99的男性和百分之百的女性在这件事上都站在同一边。这种操纵民意的二分法倾向，在社会里划分界限，扩大矛盾，煽动情绪，是古今中外别有用心者常用的手段，也是人类很容易掉入的陷阱。南斯拉夫的内战，我们天天在电视上看到残杀无辜的悲剧。这没有别的原因，是便宜的二分法带来的结果。当“波士尼亚人都是可恶的”时候，残杀起来就容易下手多了。
四．人类社会的真“安全活塞”
在人们惊魂甫定，正怀疑美国社会不再是一个安全的避风港时，我们应当回头问一下，到底什么才是维系社会安全的保障？从今年四月大爆炸事件，我们了解了社会的公理和良心并不建立在法律之上。美式足球明星辛普森（O.J. Simpson）的杀人案充分暴露了美国法律制度的缺点。法律的公理是用钱买来的！事实上，法律越繁复，犯罪的人也就越多。真正的安定应是社会人的公德心、责任感和彼此的信赖。在一个多元性的社会，这种共通的价值是很难实现，也更不可能制度化的。人类历史屡屡证实，当人类仅仅依靠自己的理想而生活时，永远会有利益或价值的冲突，甚至可能带来毁灭性的结果。
一个社会真正的安全活塞是它的文化和道德的约束力。它所依据的必需是一种不变的真理，一个绝对的、超现实（世俗）的价值观，是不受潮流影响的意识形态。在中国，它曾经是孔孟先贤，可惜的是它也带来了乡愿道德。这个永恒的真理必需不仅是一个维系社会生存的一种互助的生物表现，它应当是有强烈的生命力，是非世俗化、非利己性的。
我们认为，在这一个物质挂帅的社会，除非基督教那种热爱上帝、热爱生命和爱人如己的情操得到尊重，除非基督徒那种“自以为亏欠”“不要以恶报恶”的价值观能深入人心，否则这个社会就会继续徘徊在“人吃人”和“盲目的狂热”之间。
人类的深处都渴望有坚定的信仰（faith）和信念（conviction），这个信念必然是超越种族、背景和政治立场的。容忍的基础必需是建立在这种信仰之上，除非人类有共同的是非之感，否则容忍不过是一个懦弱的表现，是缺乏道德勇气的藉口。
在奥城爆炸后的第一个周日，许多人到市中心的礼拜堂听道，他们心中愤怒、彷徨、悲哀。牧师站起来说：“我们要存饶恕的心来生活，不要让仇恨腐蚀了你的心。”这句话，这个思想就是人类的希望！当人类能在有选择时选择原谅，这才是强者之心，这显示了他对上帝的尊敬，也对人类本身的脆弱性，有了基本的认识。这样的人生观不会带人走极端，也不会被人带入极端，它也代表一种“能力”，是超越仇恨与愤怒的“能力”，这是从上帝来的。
注：Affirmation Action世界日报译为“平等权益法案”，笔者认为用“平等任用法案”较好。
作者是美国伊利诺州立大学数学博士，现于加州北部Hewlett-Packard Laboratories从事电脑系统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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