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与信仰的恩仇 

在1633年6月21日，伽利略当庭跪下忏悔。

 

 

文/安彦魁

 

 

阅读查尔斯·赫梅尔的《自伽利略之后》一书，会发现宗教与科学的恩仇加剧，教会一度成为“反科学”的代名词。回顾历史，伽利略事件是“宗教与科学”绕不开的议题，也是分析宗教与科学（或说科学与信仰）之关系的关键所在。

 

 

历史的债务

 

1564年2月，伽利略出生在意大利佛罗伦萨一个贵族家庭。他自幼才艺甚佳，17岁进入比萨大学，之后又在那里教数学。在此期间，他写了一篇《论运动》的文章，否定了亚里士多德速度法则——所谓大小金属球抛落实验，乃后来作家据此添加细节而成。

但他在比萨任教期间，潜在的危机已经出现，“他对学院机构直言无讳的批评，为自己树立了许多敌人。”之后，他参与的5次论战，使败给他的人耿耿于怀又积怨在心。

伽利略虽坚信地球绕着太阳转动，但他从未公开承认哥白尼主义。直到1609年，借着望远镜的发明，天体观测的结果，他将哥白尼的学说明明白白地呈现出来，摧毁了亚里士多德主义的宇宙观。

然而，反对者 “为了持守他们的传统与著作”，又“出于对伽氏优厚薪俸与大公器重之妒忌”，形成了“一道反对他的坚固战线”。 且故意“将攻击带入宫廷圈子里，使伽氏的科学发现变成宗教问题……有意地将科学问题卷入神学”， 甚至有多米尼克会修士抨击“地动说是一种几近于异端邪说之物，并给所有的数学家加上了‘魔鬼代言人’的污名。”

1624-1630年，伽利略发表了惊世之作《两大世界体系之对话》，之后敌人指控该书有哥白尼特色。如此，罗马宗教裁判所正式传讯。在1633年6月21日，伽利略当庭跪下忏悔。

伽利略的案件，从此成为宗教迫害科学的案例，也成为教会几百年来的历史债务。必须承认说，这是教会历史上的奇耻大辱，也的确是宗教法庭上的冤假错案。冤案又不仅针对科学家个人，且针对整个转型时代的科学革命。

但我们也需发现，这不是教会固有的常态，也不是教会的信仰宣言。把偶发事件当作标识性事件，造成对基督教信仰的误解；这不仅是教会的亏损，也是那作为判断者的个人和群体的亏损。

 

 

科学家的信仰

 

追讨教会的学者们，似乎故意忽视或者否认，受迫害的科学家同时具有基督徒的身份。比如，大家熟悉的哥白尼，不但是基督徒，且在科学与信仰之间有很好的平衡。“在他作为教士的40年岁月中，哥氏以过人之委身与勇气，忠心耿耿地服务于他的教会。与此同时他又致力研究‘一位至善有序之工匠为我们建立’的世界。”

哥白尼论到伽利略的信仰，认为他“既是科学家先驱，也是身体力行的基督徒”。面对无辜遭受审判，“这是令他伤心的一件事。可是他并未因此疏远教会。他时常祷告，并请朋友为他代祷……作为天主教徒及科学家，他的是非观非常清晰。即使教会对他置之不理，但他只责怪几个‘头脑糊涂’的人而已。”

自然主义者或无神论者，常以科学的名义，推广其无神论的世界观。在他们的认识里，“伽利略很可能是一个骨子里的无神论者或不可知论者；但若要对历史忠心的话，我们应对伽利略自称是真正的基督信徒采取严肃的态度”；或者他们认为，“伽利略的宗教论调为权宜性质而已，为要应付教会权威的指责。但若要理解伽利略的行动，就不能不正视他的声称；他是一位基督徒，以宗教和科学作为两种平等的依皈。”

《科学的灵魂》一书的作者兰西·佩尔斯说：“反宗教的论调往往夸大教会对科学的敌对。”他们故意忽略科学与信仰之间的互动，“基督教文明以清楚明确的方式孕育了实验科学的本身”。尽管“实验方法的成功远超预料，但运用这方法的信念却应归功于基督徒有关上帝的本质的观念。对一位有理性的上帝的信念引致对一个可理解和有秩序的宇宙的信念。”

若你要研究科学，怎么知道你的研究会有结果？怎么知道这个宇宙是有规律的？除非相信宇宙来自上帝的创造，且借着受造物彰显其智慧和真理。

 

 

冲突的实质

 

在笔者看来，伽利略事件是科学之间的冲突，也是神学之间的冲突，更是教会内部宗教改革与反改革的冲突。

伽利略在《运动论》中，一开始针对的就不是教会，而是针对具有垄断地位的科学——亚里士多德主义。而冲突的演变，是由于那些学术界的对手，受名利欲望和妒忌情结所驱使，进一步地上纲上线。那种情形，很像中国“文革”时期，将学术界的争论，演变为政治界的斗争。

里程博士论伽利略事件，“是一个正确科学与错误神学之间的冲突”，可谓一语中的。怀特也说：“这是一场科学与教条主义的神学之间的斗争。”

当时，天主教神学可以说是“教条主义神学”。伽利略说：“如果按照教会传统所惯用的释经原则来解释圣经，而不是按照天特会议逐言释经的原则，那么，新宇宙论即与圣经的教训相符。”1613年，在《给卡斯特里的信》中，伽利略表达了他的信仰：“上帝赐给了我们两本书，一为圣经，一为自然……两者均来自上帝的道，前者是圣灵启示之言语，后者则是对神圣秩序的观察所得。”

这不正是宗教改革时期的信仰吗？伽利略区分了“普通启示”和“特殊启示”，找到了科学在神学或信仰系统之中的位置。查尔斯·赫梅尔在此评论：“伽利略阐述这些原则……不独在科学史上，而且在罗马天主教的神学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

以上资料显示，伽利略事件冲突的实质，是宗教改革和天主教反改革的冲突。而宗教改革和科学革命是同一路径的孪生关系。那反对宗教改革的人，也必然要反对科学革命。宗教改革运动的发生，激起天特会议的反改教运动，导致在“17世纪初产生了一股定罪意识形态的浪潮。”伽利略的科学突破，使没有安全感的天主教，警觉为“新教改革的威胁”。

或可这样说，这些科学家是被当做宗教改革家而受害的。当伽利略说到释经原则，他已不再是以科学家的身份说话，而是神学性宗教改革的参与——正因如此，天主教更加地忌讳他，要置他于死地，看他“比路德和加尔文更为恶劣”。

但这种观点，马上遭到《基督教世界——科学与神学论战史》作者怀特的反对，他说新教和天主教一样，都曾经攻击哥白尼的“日心说”。《科学的灵魂》的作者兰西则回应说：“宗教改革家大部分都忽略了哥白尼的争议，除却马丁·路德的桌边谈话录，和加尔文的一篇讲道词以外，并无对此争议的记载。而且连这些谈话对象的记录也被怀疑……”也就是说，怀特所采用的资料，有历史学家认为这并不是真实的记录。说哥白尼主义威胁了教会，不过是“将现代的烦恼写在中古历史中”。 即或宗教改革家曾反对哥白尼，也是人之常情。他们不是在反对知识或反对科学，而是在“反映他们时代普遍被接纳的基要思想”。

如此，审查过去的历史，切忌简单粗暴，“宗教和科学之间掺杂着其他因素……有时候表面上的宗教与科学的争论，可能是由这二者之外的诸如政治、形而上学和伦理学等方面的因素引起的，而并非纯粹是宗教观点与科学观点的争论”。

 

 

潜藏的“教廷因素”

 

从教会的立场来看，伽利略事件乃是一个相当的亏损；给人以口舌和话柄攻击，一笔抹煞了中世纪对科学的孕育。而吊诡的是，教会成了科学的敌人，恰恰由于过分维护亚里士多德主义的科学。这同样在警示我们，过分为科学背书，也可能会随现时科学的过时而被弃。

教会需要反省，我们所信、所持守的是什么？神学的本位是什么？圣经的权威究竟体现在哪些方面？当时教会的错误，就是将所理解的科学观，置于权威的地位，以致否认了真正的科学。

圣经是关于耶稣基督的见证，是上帝将自己的属性和旨意启示出来的一本救恩之书；但圣经并不是科学教科书。

对于科学，我们需透视其背后的神学预设，又要承认和尊重其专业范围的独立性。教会之所以成为科学的敌人，是由于过度扩张的教权侵占了科学的领域。

天主教看重教廷的权威，而其屡屡失脚，皆因不肯放下这个沉重的包袱。宗教改革中“唯独圣经”的主张，强化圣经的权威，并不是压制科学的阻力，而恰恰是针对那压制了科学的臃肿教权，进行回归的运动。因此，宗教改革和科学革命是同一路径的孪生关系。

 

 

摆正两者的位置

 

宗教与科学（或说科学与信仰），其价值无可否认，关键是如何摆对两者位置。从神学层面，基督徒要好好发挥理性，却不可成为理性主义者。应用于科学则是，要好好地研究科学，却不可成为科学主义者。科学主义者，对科学抱天真的幻想，甚至把科学当作上帝，倡导“科学救国”的神话，却不知道，科学根本无法解决罪和死的问题。

科学主义的背后，是一种否认上帝的自然主义。所谓以科学反对宗教——不过是以自然主义反对超自然主义，或以无神论的立场反对有神论。“广义的说，我们这时代的冲突是有神论与自然主义的对立。有神论的信仰认为有一位超越的上帝创造了宇宙；自然主义相信大自然的成因就足以解释各样事物的存在。”

事实上，真正的科学乃是根植于基督教信仰的基础。不仅由于知识“在一个不可证明的信托框架（信仰结构）之内进行”，而且，很多基督徒科学家都留下了美好的见证。连批评者怀特也说：“最深邃的宗教思想越来越倾向于与科学和平相处，而不是交战。”不过，他讲的是以科学为主，我们所讲的却是以神学为根。

 

作者现居四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