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伟国
最近应朋友之邀赴夏威夷休养了几天，听说著名的历史人物张学良夫妇在夏威夷定居。他虽然很少参加社交活动，但每个星期天都坚持去教堂礼拜。朋友见我对这位历史人物感兴趣，就自告奋勇，为我与教堂的程牧师联系，安排我在一个星期天早上到教堂去见张先生。
张老先生夫妇每个星期天都到教堂礼拜
星期天早上九点之前，和朋友一起来到夏威夷第一华人基督教公理会。在约定的时间之前，张学良先生夫妇已经到了教堂。他坐着轮椅，戴一顶黑色绒帽，夫人赵一荻紧挨身后。轮椅背上的氧气瓶清晰可见，两位护士就坐在边上的长椅上。一位教友介绍，张老先生夫妇每个星期天基本都是八点五十分左右，即该教堂中文礼拜开始前的十分钟准时来到，并且几乎总是固定在那个位置_较靠前的右边走廊上。
我和朋友选择了张老先生夫妇背后不远的座位坐下，虽然在唱诗、谢祷等需要起立的礼拜程序中，张老先生夫妇已经无能为力了 只能继续坐在轮椅上表示自己的心意，但他们的虔诚的仪态却是无可挑剔的。他们像其他教友一样“肃静敬拜”、“赞美敬拜”、“感谢敬拜”、“聆听敬拜”，一样的奉献，一样的领圣餐……
礼拜结束后，由一位教友介绍我上前与张学良打招呼，他也热情的摘下只罩住头顶的黑绒线帽与我握手。当我问候他的身体状况时，他以手指指着自己的耳朵比划着，边上的护士小姐介绍，他已无法听清楚别人说话。
但他为什么不戴助听器？如果听不到牧师的讲道，他这样来教堂岂不……他到底如何与别人交流呢？牧师对我说，他虽然失聪，可能听不到或听不清牧师讲道，但他到教堂主要是来表示自己对主的敬拜！护士小姐则告诉我，平时他还能听得到（懂）太太的讲话，主要是按照多年的习惯听她的音频，或者干脆看她的口形。这不免使我联想到，毛泽东在晚年也只有张玉凤才听得懂他的话；邓小平晚年也只有他的小女儿才具备这种功能。
据知情者介绍，张学良夫妇开始只是到夏威夷探亲，后来发觉这里的气候环境对俩人的身体健康非常有帮助，才决定卖掉了台湾的房产到此地定居。今年六月初张学良过生日的时候，有中共背景的张学良故旧阎宝航的女儿、原中共统战部长阎明复的姐姐阎明光，以及一些“东北乡亲”的代表专程前来夏威夷祝寿。消息人士透露，北京当局非常热切的盼望张学良能够叶落归根，曾派人转告张学良，他沈阳故居“元帅府”已经修缮一新，只等他回去，就立即将产权证书交还给他。也有的人士甚至推测，今年夏天去北京参加中共组织的抗战胜利座谈会，而心脏病突发去世的张学良的五弟张学森，实际就是为张学良回大陆去探路的。但是对此传闻张本人现在的公开表示是：因为太太的身体健康状况无法离开夏威夷，所以没有回大陆的计划。
稍后，我和朋友与张学良夫妇一同到教堂外面的花园中拍照留念。据这个教会的教友介绍，张学良初来的时候，许多人慕名而来，尤其是夏威夷的中国留学生和出国访问路过此地的国内游客；一时间忙得这对老人应接不暇，最多的时候常有百多人来与他们夫妇照相留念，简直就把张学良夫妇当作明星了。这对慈祥的老人也多能坦然处之，对于合影的请求几乎是有求必应，现在逐渐恢复正常了。
宋美龄引领张学良信基督教
张学良去年刚到这个教会的时候，曾对广大教友、学生和关心他命运的人，作过一次见证。他说道，“在国内不幸的动乱时代，我从事内战不知多少，杀人如麻。”“我曾是一个放荡的人……大家对我有种种说法，我实在不敢当。我这个人是没有用的人，像我这样出身行伍、一生在军队里混的人，能做一个基督徒，不是靠我自己，完全出于主的恩典。”
最近，在95年11月19日星期天，张学良又再次作了见证。早上九点之前，夏威夷第一华人基督教公理会（The First Chinese Church of Christ in Hawaii）教堂，已挤满了教友和闻讯赶来的各界人士，在约定的时间张学良先生与夫人来到了教堂。
来自上海的程牧师介绍，早在两个月前，张学良就向他提出，要求在感恩节礼拜中为教友们作一次见证，介绍自己信仰基督教的经过。现年94岁的张学良，在旁人的搀扶下走上讲台，十几分钟的见证讲话，虽然是坐着，但声音洪亮，中气十足，但毕竟是上了年纪，他的讲话时间一长，便显得过于重复和逻辑不够，后来就播放了他事前准备的一个录音带，尽管如此，他的见证获得了在座三百多位教友和各界人士深深的敬意。
在见证中，张学良回顾年轻时，在奉天常到基督教青年会去打球，有时也去那里听演讲，结识不少基督徒。当时他很敬仰南开学校的校长张伯苓先生和上海青年会的总干事余日章先生，尤其是奉天基督教青年会的总干事美国人普莱特先生，给了他很深的影响，无形中使他对基督教有了好感。
在西安事变后失去自由的岁月中，从浙江、江西、湖南到贵州，他都一直在研究明史。到了台湾后，国民党政府情报局派去的负责人是佛教徒，与张学良谈佛教，并安排见了新竹的几位佛教法师，又买了许多佛教书籍进行研究；搬迁到台湾的高雄要塞后，有一天蒋夫人宋美龄女士来访，问张学良看些什么书，张学良告诉他正在研究佛学。蒋夫人就说，“汉卿，你又走错了路，你也许认为我信基督教很愚蠢，但是世界各国许多有名的伟大人物都是基督徒，难道他们都是很愚蠢的人吗？”而后蒋夫人就请从美国卸任回国的董显光大使，帮助张学良认识基督教。董显光夫人是非常虔诚的基督徒，送了一本《马丁路得传》，张学良读后很受感动。以后，董先生和张学良就拿蒋夫人送给张学良的一本英文书《相逢在骷髅地》（They Met at Calvary）作为课本，张学良还将这本书翻译成了中文。（编注：香港基督教文艺出版社出版）
张学良搬到台北以后，蒋夫人又派人陪他去士林凯歌堂做礼拜、听道，并于1964年受洗。在那里认识了周联华牧师，周牧师就帮助张学良读经和研究神学。张学良还在周牧师的建议下，申请了美国美南浸信会的神学课程，每次寄来的功课由周牧师译成中文，录在录音带上，张学良听了之后，用中文回答问题，由周牧师译成英文再寄回神学院，读了十几年才拿到毕业证书。
张学良说，“上帝给我所安排的实在非常奇妙，他先使我跟基督徒接触，又叫他的仆人和使女来带领我，又给我安静的环境和很长的时间去研究神学，然后给我安排到夏威夷来。”他的见证嬴得热烈鼓掌。
张学良太太赵一荻的见证
去年二月20日，张学良的夫人赵一荻也在这个教会作过一次见证，讲到过去一年她经常生病、摔倒了好几次，很久没有证道也没有见证，亏欠了上帝的恩典。
她谈到自己信上帝而得以戒烟的经历：“我过去由于抽香烟的缘故，每天总是生病，我家里人和亲戚朋友都劝我不要抽烟，我自己也知道我将来一定会得肺癌而死，可就是戒不掉。戒烟是要自己下决心，别人是不能帮助你的，我没有办法就祷告上帝说：主啊，在人不能，在你凡事都能，求主帮助我，使我能戒除抽烟的嗜好。我祷告了很长时间。有一天在朋友家里吃饭，饭后我坐在客厅里，正巧给我治病的大夫就坐在我旁边，他对我说：你这样的抽烟，我恐怕没有什么药可以给你治了。我听了也不在乎，可是回家后想想这句话不大好听，他所谓没有药可以医治，那就是说你在等死吧。我思考了半天，想这是上帝藉他的口给我讲话了，因为别人对我说，我都不会听，上帝对我说话我就一定会听。啊！真奇怪，第二天早晨我起来就不要抽烟了，从此以后，对香烟的味道也不要闻了。烟，我是戒掉了，但我仍咳嗽生病。没有办法，到医院去查了好几次也查不出什么病。后来去住院，有一天我丈夫来看我，在通道里遇见给我治病的胸腔科主任，他就问我的病怎么样？大夫说，有点问题。他就建议说，你们为什么不打开胸腔看看呢？大夫说，我们在没有确诊病人的病情时是不能打开胸腔的，为了检查打开胸腔是不可以的，但你既然肯这样做，你可以去找那位主治大夫和胸腔外科大夫。后来他们谈过之后说：若是早期肺癌，等到萤光屏上显出来，那恐怕就太晚了，你若愿意开刀，就得早开。所以接下来两天后，他们就给我开刀了。开刀后发现是恶性毒瘤，所以医生立即就切除了一叶右肺。真是神的恩典，这么严重的病，我住院两星期就回家了，真是感谢主，使我的肺癌得到医治。上帝这样爱我、医治我，能使我起死回生，使我能再活在世上，我应该做什么呢？我应该为祂传福音做见证，述说上帝的大光、大爱和祂的大能。”
她在见证中经常用“我们”这个复数，而且当时张学良也在场，所以有人认为可以把这个见证视为张学良夫妇共同的见证。她提到，“我们感谢上帝的恩典，是祂拯救了我们。我们过去也是不信上帝的人，沉沦在罪中。过去我们曾经富有过，也贫穷过，我们没有尽心尽力爱上帝，但是上帝还是不丢弃我们，因为上帝就是爱。神以祂无限的大爱，在过去几十年中看顾我们，帮助我们，把一切丰丰富富赐给我们，并且为我们安排一切，使我们能一步步的接近祂，信祂，悔改，成为祂的儿女，使我们成为祂有用的器皿，完成祂要我们到世界上来所该做的事情。这件事耶稣升天前已告诉门徒，就是传福音给万民听。”
继而她以基督徒的立场对一些腐败的社会现象提出了批评，“以前有许多先知对百姓讲了上帝要他们讲的话，实在是正义和真理。但当时的百姓还是吃喝玩乐，沉沦在罪中，不喜欢听神的话，而且把先知们杀害了。但是先知们并不害怕，还是把上帝的话传讲给他们。现在的基督徒很少有人敢这样传讲神的话，任凭传播的媒体、报纸、杂志播出许多奸淫偷盗的节目和黄色黑色的文章来毒害青年一代，不顾对世界、对社会、对年轻一代的影响。我们基督徒要有勇气去讲正义的话，把耶稣基督的福音传出去，使世人知道人应该怎么去活。”
教会的程牧师送给我张太太写的四本传道的小册子《好消息》、《真自由》、《大使命》和《新生命》，我请他们夫妇俩分别在《新生命》这本小书上为我签名。张学良在签字前拿着我给他的圆珠笔先问：“就写在这里吗？”发音清晰有力，出乎我的意外。我在小册子的扉页上指给他位置后，他连续写了两遍发觉圆珠笔写不出字，当他准备再写的时候，我递上另一支墨水笔并向他道歉，他仿佛什么也不在乎（其实他可能根本就没听见我表示抱歉的话），自管自的签字，那字的点划非常清楚规范，架构也十分端正，而且我注意到他写得时候一手托着这本107页的巴掌大的小册子，一手竟然是悬肘握笔，足见他的书法已经练就了相当深厚的功底，多少也反映了他良好的健康状况。护士在一边以稍带埋怨口吻怪我事前没有准备较硬一些的垫板，如果准备得好，张老先生的字一定会写得更好。
张老先生显然已经没有办法正常谈话了，我就在请他太太赵一荻签字的时候，与她闲聊了几句。我问她身后的氧气瓶是备用的还是已经用得不能离开了？她指着自己的鼻子上的插管说平时一直要用的。张学良现在已经94周岁，按照中国人算虚岁的习惯，他已经95岁了。赵一荻才70多岁，尽管赵谈话时思路、口齿还非常清楚，但身体的健康状况明显的远不及张。
教会的教友介绍，赵一荻是一位很爱主的姐妹，在台北的时候，她也经常参加查经班和祷告会，并经常在各地证道或作见证，此外她还着有许多福音小册子（前面提到的四本小册子便是其中的一部分，署名赵多加），播撒爱的种子。
张学良夫妇在台北的牧师周联华介绍，赵一荻取名“多加”是纪念她得救后，有新生命的意思。在信主后，她不但有规律地礼拜上帝，读经，祈祷，更积极的参加了国外神学院的延伸制（函授），经过数年后，也毕业并获得证书。周牧师称赵一荻一有机会就向人作见证，并在自己家中开始了家庭礼拜，因为她珍惜每一次传道的机会，在见证前都准备好稿子，底稿写得工整、清楚，随时都可以付印，态度非常严肃认真，她把证道的讲稿汇集起来，出版这样的册子，体现了她的努力和奉献。
作者原为上海《世界经济导报》驻北京记者站主任，现住旧金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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