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庄国欧
一
也许，在今天谈论爱情已经成为一种奢侈，一种时空错乱。从来没有一个时代像我们这个时代，对爱情那么缺乏信任、缺乏尊重、缺乏敬意。我们的时代是怀疑的时代、消沉的时代、混乱的时代、堕落的时代。被称为“后现代”的这个时代，离开一切真实美好的东西已经十分遥远。正如一位美国诗人所哀叹的那样：“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活着，却已丧失了生命？”我们是否还能满有信心地谈论爱情？
爱情原本是人的特权，是如同我们的呼吸一样真实的东西。而今天我们不止一次地听见人们哀叹人丧失了爱的能力。我们在喧嚣的人世艰难地寻找，真实的爱渺无踪影。在今天，爱是交换，金钱、地位和美色的交换；爱是生物本能，是可以教授的艺术和技巧。这一切并且有着充足的理由为之辩护。
我们这个难堪的境地是我们自己的创造。当高傲的人向上帝背过脸去，倔强地按照自己的方式去认识、解释、改变这个世界，他们有了很多自豪的发现。马克思发现了人的社会关系建筑在经济基础之上，弗洛依德发现了性力是人类行为的动力。这些从人的立场对人类社会所作的解释被视为真理本身，对人的局限性的揭示却成为人的目的和行为的指针。在这样的思想下，一切人类关系成为交换，本能的冲动被张扬，人的局限被作为人的特权高高举起。当这些思想被奉为圭臬指导我们的行为，真实的爱情离我们远去，成为遥远的、古典的风景。
必须回到神！回到神的绝对命令：“你们要彼此相爱！”回到神我们才有丰富美好的生命。
二
文学是灵魂的风景，爱情是文学亘古不变的主题。我们不妨从文学作品里考查一下爱情的踪迹。
中国正统的文学作品中，对于爱情主题，较少严肃的描写和深入的探讨。《红楼梦》是一个异数。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是中国文学作品中最动人的篇章。如红学家蒋和森所指出，在中国文学史上，“还没有一个作家，能够像曹雪芹这样地懂得中国女性的灵魂，并且能够这样深刻地发掘她们的美丽、诗情、希望和痛苦。”传统的中国文学作品对爱情的表现，更多地反映了我们民族性中肤浅、势利的一面。《西厢记》、《牡丹亭》等等把爱情建筑在“夫贵妻荣”思想基础和生活追求上，所谓“她有德言工貌，小生有温良恭俭”、“六宫宣有你朝拜，五花告封你非分外”等等。
同这类作品中的爱情相比，宝黛爱情无疑更加圣洁、崇高、超越。对于宝黛爱情，评论家们有过各样的评说。蒋和森的评论是最具洞察力的，他这样写到，“在那个墨墨如漆的历史长夜里，一个少女除了从自身引出爱情的火光，来照亮她的人生之外，她能够更多地想到和做到什么呢？”是的，在没有更光明的大爱真光照亮我们的人生之前，爱情是我们平庸生活中所有的、唯一的、短暂的光亮。而这个“从自身引出”的火光，又能够燃烧多久呢？二百年后的我们，已经走出了那“墨墨如漆的历史长夜”了吗？
宝黛爱情的悲剧结局是不可避免的。蒋和森认为“这不可改变的悲剧的根源，总是由于在十八世纪的中国土地上，找不到一块可以容纳林黛玉和贾宝玉生活道路的国土。这必须是一块对于人类的灵智和感情、对于人类的价值和尊严受到充分尊敬的国土，必须是一块可以让正当的自由和合理的生活要求得到伸展的国土。总之，必须是一块与既存制度、道德观念等等大相违背的国土。 是的，这样的国土，距离林黛玉所生活的时代太远了，她不仅不能用脚步走到，而且也不能用头脑想到。”两三百年过去了，我们到达了那块国土吗？还是离它越来越远了呢？这块评论家以诗情和洞察所呼唤的国土，这块生长真正的爱情的国土在今天离我们依旧遥远，且越来越远。必须有这样一块国土，那里爱情必须是非功利的，纯洁的，甘美的，持久的。爱情将不是一闪即逝的火光，而是源远流长、永不枯竭的大河。我们必须找到爱的源头。
三
爱的源头来自上帝，我们无须掩盖人类自己的局限以及我们的匮乏，必须承认，我们在爱情发生的时候短暂超越了我们平庸的生活，但生活往往迅速地吞噬了我们、窒息我们的爱情。我们变得庸俗，我们想要超越生活却又力不从心。爱情实在是我们平庸生活中的短暂的亮光。
如何使爱长久？必须把“从自身引出的”爱的亮光汇入那彻照今古的上帝爱的大光。把稍纵即逝的火花汇入永远不竭的光河。
我们已经习惯于这样的话：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这当然不只是出于偏激的话，这是对我们人的爱一个忠实的概括。这是我们人世可悲叹的真实，也反映了我们人的认识的最真实的局限。像井底之蛙，我们固执地自豪坚守着我们的视野所及，而嗤笑那未见的广阔的天空。
在我们的兄弟之爱、父母之爱、自爱以及情爱之外，还有更长阔高深的上帝的爱。这个爱是无条件的爱，依人的观点来说无缘无故的爱。因为这个爱，人类来到世界；因为这个爱，耶稣在十字架上卑微地死去；因为这个爱，生命将最终战胜死亡。我们若能同祂同一，我们就有了祂的爱的能力；在上帝里面的彼此相爱，使短暂的人的爱情成为持久而荣耀的风景。
在东岸巴尔的摩一座教堂的墙上，从1692年起，刻有这样的一句话：“不要伪装感情，也不要对爱情心存讥讽，因为在生活的贫瘠和幻灭面前，爱如青草划尽还生，坚韧而持久。”对于今天的我们，这句话仍然没有过时。
作者来自南京，现为美国南加州大学（USC）比较文学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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