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问者：《海外校园》杂志
受访者：王克强牧师
【编者按】
托尔斯泰曾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道出了人生的艰辛。无论我们身份、地位、背景有何差异，都会经历那些令人悲伤、束手无策的时刻。尤其当生命遭遇生离死别，心底的那份疼痛和牵挂，更是令人难忍！
华人文化中，普遍视死亡为一种忌讳，孔子以“未知生，焉知死”的表述，解构了人们对死亡的意义的探寻。而对于基督的跟随者来说，面对那些挣扎在生死线上的生命，如何真实、有温度地关怀Ta们（而不只是提供符合“信仰正确”的标准答案），其实也有很多值得反思、探索的空间。
这篇专访，带您走近王牧师的故事，聆听他是如何透过实际的牧养和关怀，陪伴负伤者走完最后的旅程……
Q：王牧师，很高兴您接受我们的专访。是什么样的呼召，使您愿意服事临终者？
A：感觉没有呼召，只有际遇。如果被上帝拣选，那一生都是呼召，而际遇就是上帝所安排的，万事互相效力，我就在其中得益处。
1999年我从Fuller神学院毕业，先后在两间华人教会牧会。2016年，我修完了教牧博士班的课程，论文一直没有开始，学校下最后通牒——如果论文无法完成，我过去修完的课程将逾时作废。2018我辞了牧职，全时间写论文，题目是“释放讲道中的戏剧元素”。2019年11月下旬通过论文答辩，指导教授说，“这应该是你最好的感恩节礼物吧！”
趁着寒假，我回台湾看父母，回大陆看岳母。2020年初从上海飞回西雅图，刚进家门就看到新闻，全美第一例新冠病毒携带者，比我早几天到西雅图，已经在一所养老院传开了。于是我在家自主隔离，联络有在聘牧的华人教会，但多数教会告知：“连聚会都停止了，我们暂时不会聘牧。”于是我一边开出租车，一边继续找教会。那时疫情刚刚开始，很多司机都暂时在家，我的生意反而特别好。
原先以为疫情大概几个月就过去了，就跟我太太商量在这一段时间可以学点什么，结果在网上看到了院牧（chaplain）的课程，上了一个学分，疫情更严峻，这时太太工作的公立学校部门，因为疫情打算撤除，太太可能失去工作，于是我选择到外州用有偿实习的方式，完成了剩下的院牧课程。这段时间，我爱上了院牧的工作。自己后来分析，可能是牧会将近20年产生了职业倦怠，院牧与病人的关系是短暂而深入的，这跟牧师与会众的关系几乎相反，许多病人的人生故事与领悟让我着迷，从此走上不归路。
Q：对于临终关怀，可能很多人对此比较陌生。可否介绍一下临终关怀的发展历史、背景和现状？
A：我最头痛的就是历史，读神学院时，“教会历史”是我唯一一堂课比希伯来文分数还要低的。
不从历史谈临终关怀（hospice care），但愿意跟大家从英文的字根，趣味地联想一下。“hos-”打头的，多数是与接待行为有关的字，比如“家”house、home、“主人”host、“医院”hospital，甚至于“旅馆”hotel也是从这个字演变来的。讲到这里，英文好又爱较真儿的要问，那 hostile 也是 hos 打头的，为什么是“敌意”呢？没错，一个陌生人出现在你的家门口，可能是客人，也可能是敌人。
早期hospice像是一个收容所、或是临时招待所，是由当时的修士为朝圣者提供遮风避雨或暂时休息的地方。身体好的旅客休息一下就可以继续上路了，但生病的人要久住，而重病濒死者，进来就出不去了。
临终病人，是指病人的预期寿命在6个月之内。美国规定，如果要得到临终照护，病人与家属必须放弃积极治疗。放弃治疗，不是让病人不要活了，而是因为病人的预期生命很短，让病人在死以前，有更好的生命质量，能够更有尊严、更舒适地过每一天。放弃治疗所放弃的是因为积极治疗而必须承受的痛苦。我记得在疫情期间，加护病房，甚至于一般病房，是不允许家人会客、或是限制会客钟点，结果从病人有意识，一直拖延到病人失去意识，临死以前身边没有熟悉的人，或者一个人都没有。
临终照护的精神，就是按照病人与家人的意愿，让病人在最后这一段时间，安安静静地住在家中或赡养院，每天与家人相处，亲朋好友有机会来访并说再见，病人若能仔细交待后事也更心安。病人身体的疼痛，有不同剂量的止痛药，有专业看护定期来为病人擦澡；病人情绪的需要，有家人朋友招呼；病人灵命的需要，也有神职人员提供病人所认定的宗教仪式与临终祈祷，并主动与病人或家属讨论葬礼相关事宜（越来越多病人对自己的葬礼有特别的想法），让病人更能在安详与陪伴中走完最后一程。
Q：您认为服事中最大的难处或挑战是什么？您会如何面对呢？
A：感觉没有什么关键性的挑战。牧职的训练已经具备，包括神学院与牧会的经验。而院牧特别的一年进修课程中，感觉更多的是要我 unlearn （解构、归零）和 relearn （重构），从非主流的角度去看主流的神学，从教外的角度去观察基督教，从无神论的角度去接触信仰，不是批判，而是无预设。让自己试着以从来没有读过圣经的角度去读圣经，观察自己是什么想法、什么感觉。虽然不可能完全摒弃过去的教育与观念，但仅仅是这样尝试，就让我感觉好奇而兴奋，感觉是一种神学上的修剪。
院牧的探病，没有问卷、没有公式，我让病人选话题，让病人说感受，让病人毫无负担地拒绝我们，可以说是“见招拆招”。美国要求所有院牧同等对待各种宗教或无宗教的病人。病人或家属，按照他对牧师的刻板印象，来决定他是否要接受我的探访，探访的内容与气氛也都是由病人来定调。于是这里就出现一个难处：病人拒绝我的探访，因为他以为我要传福音给他；或者我可能会像他所认识的牧师一样，爱说教、喋喋不休。还有家属在跟我联络的第一通电话里，就对我做身家调查，包括我是哪一个神学院毕业的，我是哪个宗派，等等。
起初，我也曾为了体现自己的存在感与价值，有更多的“业绩”，连哄带骗或是好话说尽，让病人愿意见我一面，或是再回来探访他。当我诚实面对自己的情绪和欲望以后，我不再“教育”我的病人，或者企图改变病人对牧师的刻板印象，病人愿意怎么看我就怎么看我，也有病人看到我就流眼泪，抓着我的手一直亲吻，好像对教宗那样。我也不再强调“我不过是人”，我只是静静地让他从他能够认知的行为中得到安慰。
过去做牧师，我到处告诉人他有罪，也天天告诉自己我有罪，这样才能对付、才能进步。现在做院牧，我到处祷告赦免人的罪。过去根据圣经天天宣告上帝的审判，现在根据圣经天天宣告基督的救赎与上帝的赦免。
Q：您服事的成员中，是否都是基督徒？如果有不同信仰者，您会如何关怀Ta们？
A：我的临终病人大概有一半是基督徒（包括新教徒和天主教徒），另外一半是其他宗教或是无神论者。正如我前面提到，有些病人以他们过去对“牧师”的印象去设想我与他们的互动，在一开始就拒绝了院牧的探访。
以病人为中心是我服事的理念，我的工作是按照病人的认知与他能理解的模式，为他带来更多的安慰与更大的平安。对于不同信仰的病人，如果他愿意跟我谈，我会试着引导他“从他的信仰架构去思考他的生命与死亡”，盼望他能从他的信仰中获得更多的平安。
有一位84岁的女病人，第一次探望她，愁眉苦脸，得知她是日本佛教徒，回去后我上网找日本佛教音乐准备放给她听，搜索到日本帅哥和尚药师寺宽邦，听了很多首，我开心了好一阵子。第二次去探望病人时，就放给她听，她表情立刻变得很安详。
值得一提的是，我观察到临终病人多数的苦恼，并非来自于信仰的不同或是不清楚，而是“关系”——紧抓不放的关系，包括爱、恨、无法饶恕、或感觉愧疚。
Q：如果有亲属知道家人的情况，而采取“善意的谎言”，您会如何处理？这会影响到您的服事吗？
A：不同的文化，对“善意的谎言”有不同的评价与解读。家庭内的互动模式由来已久，哪一个成员主导，哪一个成员温柔，或是个人自以为是，或是依赖性强，或倔强或懦弱，角色与功能几乎都已经定型，不需要我来点破或主持正义。病人如果能够明确表达出自己的意愿，我绝对以病人为优先，甚至会在家属的面前维护病人的权益；但若病人不知情（美国很少，一般情况，医生会先告诉病人，而非家属），那我就会以家属的意愿为意愿，家属不要我说的，我就不说，但家属如果要我说善意的谎言，我会请他自己告诉病人。我问这样家属的一个问题是“你觉得病人会希望你对他这样吗？”
我很庆幸在院牧的工作上，我不需要说善意的、或任何的谎言。家属以他自己的认知，选择说谎，已经有几分痛苦在内。
真善美，我认为“真”走在“善”的前面，真就已经是善了。
Q：在您服事的群体中，是否有病患者想要寻求安乐死？如果有，您会如何处理？
A：仅是我的病人里面，平均每一个月就会有一两个想要安乐死的病人。
目前美国有10个州加上华盛顿特区，安乐死是合法的。符合安乐死的条件，几乎清一色是要18岁以上，并且医生诊断只有6个月以下的存活期。而病人要进入我们公司的临终服务，也是需要医生诊断只有6个月的生命。因此我的每一个病人，都有资格选择安乐死——如果他愿意的话。
过去我认为安乐死就是自杀，是不符合圣经了，现在不这么看。药物，包括止痛药、消炎药、手术、心肺复苏术，都介入了人的身体与生命“自然”的发展，介入了上帝的作为。
生命只剩下6个月的病人，寻求安乐死，有的是因为无法忍受疼痛，有的是不想“经历”死亡的那一小段时间。伍迪·艾伦有一句名言“我不怕死，只是发生的时候我不想在场。”（I’m not afraid to die, I just don’t want to be there when it happens.）
寻求安乐死的病人，也并非每一个都是胸有成竹的，有的病人会问万一他后悔怎么办？我有一位病人才57岁，她在老人院的时候一个人住一个房间。疫情期间，老人院不准孩童进入建筑物，所以孙子们都不能来探望她，她说这样不如死了算了，于是要求我们开始帮她办理手续。过了两个星期，女儿把她接到家里去住，她说不要安乐死了。还有一位病人，全身痛得无法入睡，止痛药都没有用，他申请安乐死，而有时候止痛药有效了，他又改变了主意。
我在接到病人安乐死的要求，转介给护士去安排以后，我会帮助病人与自己对话：为什么要安乐死？病人想要的什么？或者怕的是什么？我不会劝退，而是希望不论安乐死与否，病人能够没有内疚或罪恶感，心中更有平安。
Q：在服事中，您会刻意传福音吗（无论是给病患或是其亲属）？您如何处理社会关怀与传福音之间的张力？
A：我不会刻意传福音，也不会见缝插针，或者说“把握现今的机会”。以前因为自己信耶稣，就觉得我比别人更知道他自己，更知道他想要什么、或需要什么、或者应该要什么。现在知道我不知道，学习尊重对方。
我开始对“与上帝同工”有不一样的解读。过去将近20年的牧会期间，我认为我知道上帝要我们做什么（大使命），然后我就努力去做，祷告求上帝保守我所做的。现在我的态度是“上帝不做，我也不做”，但是保持高度警觉，“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看到上帝在哪个病人或家属身上动工了，我赶快插上一脚。带人悔改、带人信主不是没有，只是不像过去成为我与人交往的唯一目的，或是我的隐密企图。
至于社会关怀与传福音之间的张力，这个题目太大，庆幸自己在院牧的岗位上，不需要在两者中间做选择，甚至于做分别。
Q：您认为对于临终关怀，我们的欠缺和需要是什么？教会或基督徒是否有一些值得反思的空间？
A：求生之欲是上帝摆在我们里面的，除了本能的对死亡的恐惧与排斥，保罗对死亡的叫阵“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参《哥林多前书》15:55），更让我们有了神学依据。但保罗指的是超越死亡，或说是经过死亡的复活，而非避死或不死。
华人教会只谈生不谈死，我们只会奉主的名祷告求医治，使基督徒错解上帝的能力与计划，使病人与家属产生错误的盼望或内疚，对上帝产生不正确的质疑与愤恨，严重的会让病人成为属灵的受害者。一位62岁的女性病人，已经相当虚弱但仍有意识，女婿是教会长老，女儿信心十足，要自己教会的牧师与“祷告勇士”多次来为母亲得医治祷告。病人为了哄着女儿，也不敢说自己已经准备好见上帝，只是宁可自己情绪上辛苦，无法与家人“安安静静地走最后一程”。断气以后，女儿才打电话要院牧去为病人做灵魂安息的祷告，料理后事。
华人文化中还有道德绑架——“你怎么可以放弃病人呢？”，或者信仰绑架——“你对上帝的医治没有信心吗？”电视剧也清一色地教育我们“医生，不论多少代价，一定要抢救病人，我们绝对不放弃！”
让临终病人或家属选择停止治疗或抢救，在无神论者，可以是接受严重病情的事实，让病人不再受苦，而有更多的安宁。在基督徒，可以是对上帝一个极大信心的表现，相信一切都是出于上帝，相信上帝的安排，相信“万务都有定时”（参《传道书》3:1），更接近“即或不然”的信心，更接近“成就你的旨意”的信心。
院牧需要帮助临终病人面对死亡，帮助家人接受亲人即将死亡的事实，不论性别年龄（我最年轻的病人是24岁的厌食症患者）。
Q：可否谈谈您在服事过程中，最大的感受、体会和建议？相信这也有助于我们更好地陪伴身边的人，活出爱的信仰。
A：我几十年一直专注在如何做个基督徒，做个好的基督徒；如何做个牧师，做个好的牧师。但从来没有认真地做一个“人”过。离开教会的牧职、离开会众，这几年让我好好地面对自己是个“人”这一件事。原来上帝造我的起初，他造的是一个人，不是一个基督徒、也不是一位牧师，而是一个人。
接受自己是一个人，开始面对人真实的感受，不急着去“对付老我”或是“脱去旧人”，而是面对、直视，惊讶上帝所造的奇妙，不厌恶自己，而是接受自己。卡尔·罗杰斯感叹道：“奇怪的悖论是，当我接受自己本来的样子时，我就能改变。”（The curious paradox is that when I accept myself just as I am, then I can change.）
我感觉自己更真实、更亲切；更少的教导、更多的聆听。
如果再回去牧会，看起来将会是没有什么事工、没有什么系统教导、可能没有什么神迹，就是带着一群蒙赦免的人，好好地做一个人，真实地面对自己，彼此接纳，不急着到处祝福人，而是常常想到、看到自己如何蒙福，并且分享出来。彼此之间更少的客套与称赞，大家以礼相待，因为看见自己的渺小与软弱而不越界去管别人，用聆听与接纳来等待圣灵在自己与别人身上将要做的改变。从会友分享的挣扎与破碎中，我无法再绞尽脑汁地去帮助他或带领他，而是从他的生命中看见自己的破碎。
以前我不敢让自己的服事闲下来，觉得那是浪费时间；现在我不敢让自己的生活忙起来，觉得那是浪费时间。坐在病床边握着病人的手让他说，我不再觉得自己像心灵医师、真理教师、甚至关顾牧师，我看到他是一位临终病人，剩下6个月的生命；我也是“临终病人”，剩下的生命，比6个月多一些。
本文选自OC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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