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22年11月中旬，新疆因新冠疫情封控已长达3月之久。而令人深感悲痛的是，发生于乌鲁木齐的某高层住宅楼的火灾事件，令数十位居民葬身火海。很多民众自发地进行悼念——为一个个同胞的离去，更为自由被剥夺、生命被践踏而带来的绝望和痛苦。
悲剧发生后，一方面是国内多地暴发集体抗议；一方面是很多城市依然采取各种管控措施，且层层加码的核酸筛查……未过多久，国内抗疫政策突然大转向，几乎一夜之间放开。而连带产生的医疗困境，仍让许多人负重前行。
在一个魔幻的时代，个体性的创伤，有的是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有的却是时代车轮下疼痛与呼救的印记。那些被结构性的恶所影响、所席卷的生命，从何处寻找安身立命的根基？乱世中，一些人无奈被动地选择了“润”，但无法去“润”的人们，又如何与这个时代和解？
文/书拉密、紫梅
1，在您的生命中，有哪些记忆深刻的人或事，他们的伤痛经历始终让您无法释怀？
书拉密：记忆最深的是我的父亲，他出生于1923年，二十多岁时，他以第一名的成绩入职当地警署。文革开始，这段在民国政府做过半年警察的经历使他倍受摧残，关进监狱，被打聋一只耳朵，冬天赤脚在雪地上游街，始终被限制使用。直到退休，他都是我们当地火车站一名普通的售票员。
这段经历对他的影响非常大，最显著的表现就是他有隐在的自卑感和对家人的歉疚，认为自己的历史问题会耽误孩子们的前程。这种自卑也传递给了我的兄姊，使他们在成长阶段觉得自己比周围的邻居和同学低一等，甚至后来谈恋爱，都会因父亲的历史问题遭遇对方家人或朋友的阻拦。
相对来说，我比较幸运。我出生于1970年代，对文革的记忆微乎其微，文革对我个人几乎没有影响。长大后，关于父亲的种种遭遇，我都是从兄姊和邻居那里听到的。那些记忆，重复讲述，本身就是一种伤害。只有一次，他带我去拜访他的一位老同事，席间说起当年打他们的一个人，也是他们的同事。说他把他们吊起来，用沾水的鞭子抽他们，然后在伤口上撒盐，说是要让他们尝尝什么叫“朝伤口上撒盐”。当时我大概六七岁，一边吃饭，一边听他们说话，从他们交流的停顿处能感受到他们未明言的那句感慨——这世间真有这么邪恶的人啊！
再长大一些，我曾问过父亲，那个施虐者后来怎么样了？他受到惩罚了吗？回答是他升官了。我继续问为什么他打了人还会升官呢？父亲没回答我。
到了今天，这个问题仍然普遍——那些邪恶的施虐者，往往比受害者活得更滋润更享受。所以，我们也仍然无法有言说得出的答案。这就不是一时一地一人的悲哀了，这是一个时代、一个国家、一个族群甚至是所有人类的悲哀。
紫梅：我的外公很早便去世，外婆独自抚养3个年幼的儿女。她是教会的传道人，但是在中国教会遭受苦难的时代，她被抓进监狱服刑长达近10年。那时3个孩子失去了父母，完全靠亲戚朋友的周济，其中一个人很早就去世了。妈妈曾对我讲起她和姐姐去监狱探望母亲，要长途跋涉，一天到不了，要在一个基督徒朋友家过夜，第二天去劳改营。见到衰弱得要人搀扶出来的母亲，母女都哭得说不出话来。监狱看守就在旁边监视她们，时不时呵斥她们。很快到了规定时间，她们留下一些平日省下来的食物给妈妈，就又要踏上漫长的归途，两姐妹常常边走边哭。路上会遇到同样服刑的犯人，其中一个犯人不知她们是谁，回去在囚犯中说起，路上看到两个小女孩，边走边哭，不知是谁家的孩子。外婆一听就知道是自己的孩子，忍不住在众人面前大哭起来。
妈妈后来告诉我们，招待她们住宿的基督徒家庭非常友善，他们家的孩子和我妈妈的年龄相仿，非常聪明善良。后来这孩子想离开中国，却在大规模的逃港人潮中失踪，再无音讯，可能就在无数溺水而亡的人中间。
我虽然并未直接经历这些历史性的灾难，但是在那个时代中，基督徒家庭所遭受的痛苦和屈辱让我无法忘怀。我希望这样的悲剧在任何地方都不会再出现。
2，如果时光可以倒流，您最想向他们有怎样的表达？这么做背后的意图是什么？
书拉密：我的父亲不是基督徒，他当年忍辱负重地活下来，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妻子儿女的爱和责任，不愿让我们承受失去他的痛苦与不幸。为此，我非常感谢他的坚持与忍耐。
我最想告诉父亲：“谢谢你，在那么艰难的处境下，自尊心如此强烈的你，竟然愿意为着我们忍辱负重地活下来，而没有选择自杀。其实，在那种让人绝望的处境下，选择自杀比选择活下去更容易，但你竟肯为我们未来的幸福而甘愿做此牺牲，遭受所不应当遭受的，也承受了所不应当承受的，作为父亲，你让我们骄傲和安慰。”
对于施虐者，我想说：“生而为人，你曾因着心中的恶念而丧失为人的尊严，你曾浪费自己的生命在邪恶的事上，这是极大的悲哀，因为你必然要为自己的言行付上代价，不在此世，也在彼世。我无法代替我的父亲来饶恕你，因为饶恕只能出于被直接伤害的那个人，未受伤害者能够给予的只能是怜悯。但唯有靠着施怜悯的那一位主，我才可能怜悯你，理解你不过是一个罪人，也需要被拯救。”
紫梅：如果时光倒流，我想对那些文革时期被人蒙蔽、被狂热的政治浪潮裹挟进群体性罪恶的普通人，包括监狱看守、那些无知的举报自己老师和家人的青少年说：“你们生在一个不幸的时代，许多人是不由自主，在无知的情况下犯下这些群体性罪恶的，我原谅你们！但是我希望你们的下一代不要重蹈覆辙，希望你们让她们接受开明的教育，懂得分辨是非，持守为人的基本良知和底线，不要被恐惧和自保的心理控制，而成为群体性罪恶的帮凶。只有这样，我们人类才有摆脱黑暗愚昧的希望。”
至于那些善于操纵别人达到自己目的，有计划地利用群众暴力的人，我想对他们说：“你们在当年是罪恶深重的，我只有依靠上帝的帮助才能真正宽恕你们，但是我也希望你们也随着时光的流逝，逐渐认识真相，诚实地对待自己当年的所作所为，向受害者忏悔，由此获得精神上的新生。我们每个人都有难以回首的过去，只要诚实面对，就能获得良心的平静。”
3，在人治社会，总会有一些集体性的苦难记忆。您认为这些悲剧的根源是什么？基督信仰的“和解之道”，是否能给一些人带来盼望和新生？
书拉密：悲剧的根源在于人的罪性，人的自我中心。
英国作家G.K.切斯特顿（Gilbert Keith Chesterton）在回答报纸编辑的提问“世界的问题出在哪里”时，他毫不客气地写下那句著名的回应：“在我。”
是的，一切苦难的缔造者，都是因为“我”和“我们”。
当人以自己为中心时，会本能地把自己与他人、我的群体与另外的群体隔离开。分隔是一种自我保护，更是一种人为划界，以便将权力汇集于自己手中或自己人的手中。
拥有权力者，不肯自我设限，也无力自我监督，滥用权力就是必然的。这样的人或群体会自然而然地僭越自己当处的位置，漠视他人的权利而致过度侵占；同时，在不受监管地使用权力时，人们会更乐意拥有权力带来的力量，享受操纵他人生命与自由的快感，却不愿付上权力应负的责任，承担施行权力带来的各类结果。
无论是希特勒对一个种族的灭绝式杀戮，还是建国初与文革中铺天盖地的阶级斗争，都有一条相似的隐线，就是一批人自诩人种优越，且以道德正义者自居，他们占据优势位置，他们是雅利安人、革命小将、根红苗正的某某主义接班人。他们对另一批人进行有针对性的摧残和施虐，这批受害者很不幸地被人为划定为人种低劣、道德败坏，他们是犹太人、反革命分子、牛鬼蛇神，等等。
这两伙施虐者的共同目标也很相似，都是想通过消灭低劣族群，净化人类，建造一个人种高贵、道德完美、符合理想的人间天国。但他们都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一件事：罪人不可能自我完善，天国在人间也不可能靠人力实现，所有以正义和美善之名进行的社会净化，最终给人类带来的都是浩劫。即使双方反过来，也一样，权力具有的反噬力量，对于所有掌权者，都具有致命的诱惑。就像尼采的那句名言所提醒的：“与恶龙缠斗过久，自身亦成为恶龙；凝视深渊过久，深渊将回以凝视。”
因此，基督所提倡的和平之路，其根本是让人离弃自我中心的价值观，走出自以为义的道德高地，放下人为的标准与界定，不再以邻为敌，而是先爱上帝，再爱邻人，这就是上帝带给人的天国的样式。这是基督亲身践行的生命之道，也是跟随基督者当效仿的生命之道。
紫梅：我认为造成这些悲剧的根源是人性深处的罪恶，包括权欲、野心、自私、懦弱、狡猾、胆怯、伪善……这些罪恶的种子存在于每一个的内心深处，但是在一个对这些罪恶没有管控和谴责的社会中，这些种子会不受限制地生长，酿成巨大的社会灾难。
这样的情况不但出现在文革、纳粹德国，也曾经出现在基督教的历史中。即使在今日，在激烈的职场竞争，各国政治博弈中的不择手段，在不健康教会的变相独裁、心理操控、群众暴力、权威崇拜中，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些罪恶的种子。它可能拥有完美的包装：乌托邦的理想，世界大同的幻梦，甚至以信仰的名号。但是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我们真正的主人是上帝，不是任何一个人。不论他是属灵领袖，还是政治领袖，都不能试图取代上帝。任何宗教或政治社团都不可以奴役我们的良心，控制我们的日常生活行为，剥夺我们的心灵自由。
但是作为基督徒，我们有义务怜悯宽恕这些人，并帮助他们悔改，因为我们自己心中也存有这样罪恶的种子。但是上帝宽恕了我们，我们知道生活在罪恶中的人，也生活在痛苦中，只要他们诚心悔改，上帝的恩典也会临到他们，就如同临到我们。
4，您如何理解“平庸之恶”？您身边是否有类似的情况？
书拉密：我们每个人都容易在自己的有限的权力使用中沦入“平庸之恶”。
多年前，我在中国某大学文学院做教师，主讲外国文学史与作品选读，同时给研究生开设西方文论和艺术美学。有一年，开学伊始，院领导找我谈话，暗示我，有传言说我在课堂向学生传教。其实，判定“传教”并不容易，因为外国文学的发展史与经典著作，根本不可能绕开圣经的影响力。如果完全不谈及圣经，那么诸多的人物形象、典故、细节、情节结构都无从分析；那么是否一谈及圣经，就是传教呢？这个“罪名”说大不大，说小不小，但足以影响我的正常教学。
又过了许多年，我已经离开大学，才偶然得知，当年院领导的这场暗示并非空穴来风。当时的同事（我的师弟）出于某种恶意，寻机打压我，他不止四处传言我在课堂上向学生传教，而且把我带过和上过课的所有研究生都叫到一处单独一一讯问，只为让他们做出我确实在课堂上传教的实据。他们毕业后，觉得相对安全了，有些学生才敢把当年的事转告我；有几位学生因此感觉内疚，从此不再联系我。
由这件事，我对平庸之恶的一个认知就是：如果我们对某一群人具有相对的掌控力，比如教师对学生，那么，就有可能借助这一点点权力而要求学生归附于己，替自己作恶且不自认为恶，而会以正义之名实施，且因手握权力而令弱势者无从反抗，任其摆布；同样，当我们成为被掌控者，被要求依附于权力，并替权力作恶，如果没有足够的清醒分辨真伪，没有足够的勇气站稳立场，那么，做出平庸之恶是非常容易的，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成为帮凶。如果伤害某个人不会受到惩罚，反倒会因此获得权力者的信任与褒奖，那么即使知道伤害他人是不对的，我们也有可能跟随去做，因为可以借此获得额外的机会。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暂时没有行出平庸之恶，主要是因为没被置于相应的情境中，没遇到非此即彼的选择。所以，要避免沦为行平庸之恶者，保持内心警醒、头脑清楚，坚守绝对真理的教导，不妥协于权势的高压与诱惑就变得非常重要。
紫梅：我理解的“平庸之恶”是一种出于自私或者畏惧的从众心理，当大方向已经明显有悖于伦理的时候，没有勇气发声或者反抗，让恶淹没别人，也淹没自己。
我开始对这种情况只是理论上有认识，比如文革时期中国出现过的大规模非理性行为：从肉体和精神上打击异见者，而且我当时认为这是一个特殊地点、特殊历史时期的产物，以后我们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但是后来我来到各方面相对宽松自由的国家，发现这些国家不少曾在历史进程中或多或少地经历类似的事情，而且即使今日也在各种领域小范围内出现。
最让我痛心的是这也在教会内部出现。特别是那些行政缺乏透明度、没有权力平衡机制的小型独立教会。我自己曾经亲身经历：我曾经公开声明教会的入会章程中不应该有“听从教会一切教导和指正”的文字，因为基督徒是应该首先听从上帝的教导和自己的良心，而教会作为一个具体的人类机构不可能一点错误都没有。教会不但拒绝修改这个条文，而且很快在不征询我所在的团契成员意见的情况下，宣布解散这个团契。在遭到一些成员的反对后，又和部分成员私下商量，让我的意见处于孤立状态，而且故意让我的任何分享得不到回应，或者临时更换早就决定好的聚会时间，让我无法参加，然后在我不在场的情况下讨论我可能有异见的问题……这些做法虽然领导者负有操纵的主要责任，但是其中那些盲目服从的人也负有责任。
文革期间，那些处于“领袖”地位的人也是利用了普通民众对权威的盲目崇拜和从众心理，去用“群众暴力”压迫排斥敢于反对自己权威、敢于凭良心说话的人。我深深感到，“平庸之恶”在今日依然存在，它可以在某个国家某个历史阶段大规模地爆发出来，但是许多普通人的内心深处，就隐藏着让这些恶的种子发芽的温床，导致人类历史上的悲剧不断重复。
而基督徒在这样的时刻，只有靠着上帝的帮助和恩典，才能有勇气坚守自己的良知。德国著名的反纳粹神学家朋霍费尔在绝大多数德国人都为纳粹欢呼的情况下，谈到“重价恩典”：坚守信仰和良知不是轻省的承诺，它是和胆怯无知的“平庸之恶”背道而驰的道路，有时需要我们付出生命的代价。他也的确为此牺牲。
5，假如有一些政策及政策的制定者明显有违圣经的普世价值观，您认为应如何面对？非暴力抵抗的思想是否可行？
书拉密：在能够表达意见想法的时候，如实直接地表达；无法直接表达时，用间接的方式表达；但不要完全不发声。基督徒无需赤膊上阵以逞一时之勇，也无需振臂高呼试图靠人气取胜，而应当像大卫那样，因为有圣灵的同在，行事有智慧。
非暴力抵抗或者非暴力不合作的态度是可行的，它是表达异议的方式。但如何不合作与何时不合作，需要内心的诚实与属灵的智慧，并在实施之前就做好因不合作而受罚的预备。一旦我们愿意为坚持真理而付代价，为坚持合乎圣经的价值观而付代价，世人就能从这样的选择中看到基督徒知行合一的生活实态。
紫梅：我认为我们应该持守基督徒的良心，以温柔谦卑和诚实的方式说出自己的反对声音，非暴力抵抗的思想曾经帮助印度走出殖民统治，其中的原则有许多可取之处。就如同耶稣被逮捕的时候，彼得曾经拔刀抵抗，但是耶稣却阻止了他，并医治了被他砍掉一只耳朵的大祭司。
耶稣在圣经中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他有悲痛怒火，有欢乐慈爱，他在那个犹太人受罗马人歧视压迫的殖民时代，在犹太社区也有等级分明的阶层歧视，他并不隐藏对这个社会的不满，他曾经在犹太教的圣殿驱赶用圣地做买卖的生意人，他曾为社会底层的人发声鸣不平，他曾冒着被法利赛人陷害的危险，在公众场合和税吏妓女坦诚交流……他曾做过许多为世俗不容，让自己深陷争议的事，这需要极大的勇气，但是他从不使用刀剑的暴力。今日罗马帝国早已灭亡，当年迫害他的权贵早已湮没在历史中，但是他所做的事、说的话却世代相传，他已经成为历代基督徒效法的楷模。
6，后疫情时代，各种不确定性使人心越发焦灼。在一个撕裂的时代，可否聊聊您的感受、经历和思考？
书拉密：这确实是一个人心荒凉、灵里枯干、万事莫测的世代。
三年疫情，令许多人陷入生活困顿与精神委顿之中。从病之疫到人之疫，这场疫情越发显出当局者管理能力的失调、混乱、低效与非人化，也显出不同阶层人性的复杂与脆弱。人们活在不知明天与意外哪一个先来的无常情绪中，对人生的意义、个人的存在价值都开始产生比以往更强烈的质疑与反思。
因为政令时常朝令夕改，疫情发展变化不定，外出处处受限。我们和其他人一样，多数时候只能守在家中，不敢出行，也无法出行，甚至无法自由地跨城区去看望住在十几公里之外的公婆，只能每天通电话了解各自的生活，送去安慰。
我和艺术家丈夫一起生活的这片艺术区，多数房子都是最近二三十年间陆续建造的。这几年艺术区整改，这些工作室都变成了违建。三年间，我们两次大搬家，每次从找房子、简装、打包艺术作品、书籍、家具和衣物到搬入新地开始新的工作，前后都要花上差不多三个月。但真正令人疲惫的，还不是搬家，而是刚刚搬入新的工作室，却突然得知，此处是下一个拆迁地，至于何时开拆，未知。然后，每天都变成了等待拆迁通知，就像等待戈多。
让我们从日常的焦虑中脱离出来的，是对天国的仰望。这种随时等待拆迁、随时预备离开的生活，让我们对“客旅”的身份有了具体可触的认知，对此生的寄居之地不再有过度的眷恋与不当的投入，知道拆迁之日即将到来，我们所在意的一屋一宇一墙一篱都将夷为平地，化为乌有。
所以，在这三年里，我们活得比以往都认真，试图将此后的生命都凝缩成每一个今天，对每一时刻都带着珍惜的心情，努力地活好这一刻，尽心尽力地完成当下的工作。在看似不确定的日子里，我们全力以赴地活出确定感，用手中的工作来超越这种不确定带来的威胁。
紫梅：我有不少家人朋友生活在国内，在最困难的抗疫的这三年，我们虽然不能见面，但是彼此期待，守望相助，由于疫情的不断反复，我们相见的盼望一次次成为泡影，我们都很失望。但是我们相信灾难总有过去的一天，基督信仰中有一个重要的教导：盼望。我们在任何境况下都不要停止盼望，这种盼望在我的理解中不仅是对于天国的盼望，也是在日常生活中存有盼望。
愿我们以盼望彼此鼓励支持，度过这段艰难的时光。
本文选自OC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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