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吴鲲生
我们一旦有了意识，就会感到孤独。
我们无论在身体上、情感上和智性上，都需要别人。
没有别人，我们无法认识事物，甚至无法认识自己。
——C.S.鲁益师（C.S.Lewis）《四种爱》
立绪出版社 1998 （译文略经修改）
模仿是最原始的学习
“别人重要”不是石破天惊的论点，如果不留心，鲁教授这句话可能不会引起太大回响。
但我是先读了《天生爱学样》这本探讨神经科学的书，才看到教授的说法。因此，我愣了一下：鲁教授的学问真的那么驳杂？我心里不禁问：为什么他总是走在时代尖端？
1970年，美国心理学家梅尔泽夫（Andrew Meltzoff）作了一个实验，发现初生婴孩有模仿的本能。梅尔泽夫的实验对象是出生41分钟的婴儿，之后将其每一分钟的表现都记录下来。他的实验结论是，初生婴儿能做一些基本的手和脸部表情的模仿，梅尔泽夫因此主张这个模仿机制应该是天生的，婴儿出生时就在大脑里了。[1]
梅尔泽夫的实验具有革命性，因为过去的主流观点认为婴儿要到两岁才会模仿——这是发展心理学界大师皮亚杰（Jean Piaget）提出的。皮亚杰学派认为婴儿透过学习才会模仿，但是梅尔泽夫的实验显示婴儿是透过模仿来学习的。
1992年，意大利神经生理研究团队用猕猴作实验，发现猴子“看”到别人拿东西吃的时候，它大脑中“做”那个动作的区域，虽然猴子只是“看”，竟然和“做”动作时一样有反应（“活化”起来）。这个发现表示，猴子的大脑中有一个触动同理心和模仿的机制。
研究团队进而在人类大脑中发现同样的机制，之后取名为“镜像神经元”（mirror neurons），意思是大脑中有“镜子”，这“镜子”能不费力地抓住听到的声音和看到的画面，而后模仿、储存，然后在恰当的时刻表达出来。研究者主张：“模仿是最原始的学习”。
神奇的是，镜像神经元可以同时登录两件事，打破了被动认知与主动表达中间的藩篱。
助人者的幸福指数更高
人类“笑”的动作是最能说明“自我”和“他人”互动的例子。比如生活中，我们常发现婴儿微笑，母亲也微笑；看到别人笑的时候，我们会不由自主地微笑起来。
鲁益师也许料想不到，他去世之后，脑神经科学家竟然能从人类的“生理结构”来呼应他的哲思：“没有他人？何来自我？”人类“透过模仿，了解别人，进而了解自己。”[2]
尽管镜像神经元的理论提醒我们：人不是孤岛，人是相依而存的。但务实地说，人类社会离互信、安居还有很大一段距离；人与人之间会猜疑、会欺诈、会中伤。
有没有让人振奋的例子？
一个从小想当水手的美国孩子，高中一毕业就去北边的阿拉斯加伐木存钱，因为他想先环游世界两年再念大学。
打工时，他和朋友听到狼的嗥叫声，四处搜寻，发现是只母狼，脚被补兽器夹住，正在哀鸣。他们想帮忙解开捕兽器，但是母狼很凶，他们不敢靠近。接着发现母狼在滴乳，这表示狼穴中还有小狼。
两个年轻人费了很大力气找到狼穴，把四只小狼抱来母狼处吃奶。他们把食物分给母狼吃，以维持它的生命。
一直到第五天，喂食的时候，母狼的尾巴稍微摆动。他们知道母狼对他们开始信任了。又过了三天，母狼才让他们靠近，把捕捉夹松开。母狼自由后，舔了年轻人的手，也让他替它的脚敷了药，才带着小狼走开，一路频频回头瞻望。
高中毕业没多久的美国男孩坐在大石头上，沉思过去一个多星期发生的事。他想，“如果人能够让凶猛的野狼靠近来舔手，成为朋友，难道人不能让同为人的另一个人放下武器成为朋友吗？”他决定以后先对别人表达诚意，因为从这件事中看到，先释放出诚意，对方一定会以诚来相报。
年轻人在阿拉斯加砍了半年多木材，按计划环游世界，回美国念完大学，当了工程师。他在公司里以诚待人，先假设别人都是善意，也从这个角度来看同事的行为。他还主动帮人，不计较小事，结果公司每年都将他往上升一级。最重要的是，他每天过得很愉快，帮助人的是会比接受帮助的人快乐得多。[3]
友谊是人性纯度的测量计
世界是万花筒，但我们每天从媒体上会看到很多“反面”例子。所以在以诚待人的同时，要从古圣先贤撷取智慧。比如耶稣在世时说，待人处世要“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参《马太福音》10:16）。我见过热情的朋友初次与人见面，立刻掏心掏肺，这样“不设防”，很容易招致受骗。
大陆作家余秋雨在其《君子之道》一书中写道：“文化的最终成果是人格，集体文化的最终成果是集体人格。”不只如此，个体与群体之间会相互影响，在不完美的社会中，如果成熟友谊的品质和数量渐增，会使社会多一分率真；反过来也一样，互信度成长的社会让人放下戒心，比较敢和朋友相待以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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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记载，上帝造人不是单造“一”个人，而是造男人，又造女人。香港学者余达心引申：“这表明人必须在人与人的关系中表达自己，也在关系中成全自己。”[4]
友谊，既神圣，又草根。它是上帝所赐的礼物，同时是你我人性纯度的测量计。
注
[1] Marco Iacoboni，《天生爱学样》，台北：远流，2009，页62-63
[2] 同注1，页35，113，158
[3] 洪兰，《欢乐学习，理所当然》，台北：天下文化，2004，页70-73
[4] 吴梓明编，《公民与公民教育》，香港：崇基学院神学组，1987，页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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