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联松
1997年，对华人而言,最震撼的消息莫过于邓小平的逝世；而对西方来说，最热门的话题大概是七个月的小羊Dolly（多莉）的公开露面。
邓小平的逝世渐会被人淡忘，而Dolly引起的争议大概才开始。
Dolly是谁？
1997年2月23日，英国路透社发布了一个震惊世界的消息：英国科学家成功地复制了一头羊，现已七个月大，名叫Dolly。Dolly无父无母，于七个月前出生于英国爱丁堡的Roslin研究所。在这个研究所里，以Ian Wilmut博士为首的五人研究小组，将一只六岁母羊的乳腺细胞取出来，在实验室内以无血清的培养液培养，促使原本生长的细胞处于静息状态（quiescent state）。取出细胞的所有遗传物质（DNA），用电击的方法将这些DNA打入来自第二只母羊的卵子内（该卵子已被去掉了本身的DNA），将这个带有第一个母羊全部遗传信息的卵子植入到第三只人工假孕的母羊子宫内。足月怀胎，瓜熟蒂落，一只和第一只长相一样、基因一样的小羊Dolly出生了！只是Dolly不能享受其它小羊一样的自由和快乐，她必须在实验人员的控制下长大，因为她太宝贵了！
Dolly的价值
Dolly无疑把科学家们带到一个新的领域，我们知道动物体内有两类细胞，一种称为体细胞（somatic cell），比如皮肤细胞、肝细胞；另一种称为生殖细胞（germ cell），包括雄性精子或雌性卵子。生殖细胞内含有一半的遗传物质（DNA），当精子和卵子结合后，各自一半的DNA彼此融合，交换搭配，达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骨中骨，肉中肉”的地步，受精卵1个变成2个，2个变成4个，这个时期的细胞称为未分化的多功能细胞。同卵双胞大概就在这个时候分道扬“镳”，各自长成一个独立的个体。1995年3月，Roslin研究所成功地制造出两只由未分化的胚胎细胞复制的小羊，叫Morag和Megan。那时人们还不相信可以将已经分化成为有特殊组织功能的体细胞复制成一个完整的个体。因为体细胞的基因是活跃（turn on）或者关闭（turn off）都已成定局，而现有的知识还不能解释为什么某个基因只在某种细胞的某个时期活跃起来，表达成相应的蛋白质。这也是现代分子生物学家们所集中探讨的问题。Dolly的出生证明了体细胞的基因表达完全可以逆转的（人们以前只是假设有可能，很多人甚至认为不可能）。这一逆转将会给科学家新的希望来研究对抗老化及遗传疾病、器官移植、稀有动物保留等等。
各国的反应
华盛顿新闻发表次日，美国总统克林顿紧急召开国家生物伦理咨询委员会（National Bioethics Advisory Commission）听证会，此委员会由18位医学、伦理学、神学、法学和科学界的著名人士组成，限定他们在90天内提交出一个联邦管理条例，以限制复制（clone）技术的应用，严厉禁止复制人的试验。因为时至今日，已经没有理由怀疑复制人的可能性了。国家卫生研究院的院长Harold Varmus博士在听证会上一直强调，绝对不允许有任何试图复制人的研究，他说~FK6;“复制人可以拍成有趣的电影，但却是科学的悲剧和道德的悲剧。”他谴责复制人的试验，认为在道德上是不能容忍的。
而在一项民意测验中，519名被测者，百分之八十七的人认为应该禁止人的复制，百分之八十二的人认为复制是不道德的，百分之九十三的人不愿被复制，但有百分之六则称，愿意被复制。
伦敦英国国家人类遗传咨询委员会（Human Genetic Advisory Commission）负责人Ian Taylor为了安抚英国国民对此的惶恐，一方面承认这项试验的成功突破了科学与科学幻想之间的限线，另一方面又承诺说国家能严格控制这一技术，使之不致于用来复制人。
其实，早在1995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核物理学家Joseph Rotblat已在英国BBC广播电台呼吁，立即成立一个国际伦理委员会来监控科学的发展。他说基因工程技术所带来的威胁决不亚于原子弹。
梵第岗神学家Gino Concetti说：“婚姻之外的生育都是违背神的计划，人有权利以自然的方式出生，而不是经由实验室出生。罗马天主教再次申明，反对任何人工受精、试管婴儿和代孕母亲。”
波恩德国科学研究部长Juergen Ruettgers说：“决不允许科学家复制人，因为每个人都是独特的创造，是不可以随意操纵的。”
面对舆论，Dolly的制造者Ian Wilmut博士说，他们与PPL制药公司合作，旨在开发新药，治疗血友病（haemophilion），用于外科手术，还可利于研究某些疾病，如疯牛病，也可使用于改善牛奶质量。长远用途是造出克隆猪，以用于器官移植，目前只有猪的器官比较适合于人体接受，因为大小比较接近。他说“我们是很有道德感的人，原子弹带来的威胁比复制动物要大得多……而这项技术能给人类带来巨大的潜在的利益。”
Dolly在科学界的意义
Dolly的出生，证明了终末分化的体细胞不但具有去分化的潜能，而且在特定条件下还能发育成一个新的个体，这个新个体在基因水平和表型（外貌）上与供体（非母非父焉！）完全一样！一旦人类对基因表达控制弄清楚了，复制动物或人就不再是幻想。笔者曾在1994年《海外校园》第7期的《生命的复制》一文中推测过这种可能，但绝没想到，在1996年就有一只漂亮的Dolly站在世人面前。
目前人们不明白已经分化的体细胞（比如乳腺细胞）如何能回到幼稚的童年时代，变成多潜能的细胞，将身体重新再活再长一次！如今事理虽然不明，但铁证如山，这将会让科学家们有更多的机会来探研这逆转的机理。而眼前的利益，是可以利用复制动物制造人类所需的物质器官，保存稀有动物，弄清某些疾病的发病机理。
对人类社会的巨大影响
最让社会震惊的，恐怕是由此而带来的关于“复制人”的问题。因为这不再只是幻想，只要各国不禁止，“复制人”一定会出现。
从上文提到的调查中得知，百分之六的调查者愿意被复制。美国时代周刊（Time）的科学专栏作家Patrick Dixon博士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最近有一位妇女丧父，悲伤不已。得知复制羊的成功，喜出望外，希望从死去的父亲身上取下细胞，使她的卵子受孕，并乐意为此忍受怀胎之苦，因为她太爱她爸爸了，希望他能活生生地回来。若是政府不禁止，而且这位妇女有足够的钞票（复制一头羊5万美金，复制一个人大约10万美金），她的愿望便可能成真！
然而，我认为，无论是这位妇女，还是那百分之六的被调查者，都是在没有审慎思考的情况下给出决定或答案的。
人是在伦理亲情的关系中长大的，若是一个人没有父亲或没有母亲，在世上只有一个和自己一样的“原版”，我想他∕她的心永不得安息。因为人有一个天性，即要知道自己从哪里来，还要知道父母是谁。人或许得不到父爱或母爱，但每个人都会追寻这种爱，渴望有爱的团聚。“复制人”会一辈子被这样的问题困扰。同时，“复制人”将在社会中无所适从。我们的下一代生在美国，青少年时期最大的问题之一是他们无法确定（identify）自己的身份，对于复制人，恐怕这一问题将伴随他走过一生！而这样的困扰，足以让人得精神病，让人自杀或者杀人。犹如那个妇女，如果真的生出了一个“翻版老爸”，那小孩该如何面对母亲视他如父的畸形心态？
另一个问题，出在“制造者”的方面。当有利可图的时候，法律、道德在这个世界上能起的约束作用是微乎其微的。很可能会有人复制人体后，取其器官而卖之；会有人制造复制人当奴隶；或制造有特殊技能、体能的复制人，以达到某些卑劣的目的……
还有一点，那就是如何处理复制过程中出现的怪胎？科学试验在成功之前、甚至成功之后都会有大量的失败，畸形的复制羊可以杀掉，畸形的人形怪物又当如何？该不该给他“人权”？
人类社会的伦理道德关系，将被摧毁！
复制人的事会发生吗？
目前，西方各国都在禁止用国家经费复制人的试验，却无力禁止那些不受联邦资助的私人研究机构，他们有可能不在外界注视下造出一个复制人。正如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的部长Varmus博士而言，虽然现在没有人试图复制人，但我们必须防止那些叛节的科学家（Renegade Scientist），出于不道德的目的，付之行动。我个人认为此事迟早会发生，因为我知道人的良心是不可靠的。当务之急，我们需要立法，但更需要每个人从内心深处来珍惜生命，视每一个生命为上帝独特的创造。“上帝造人，人造酒”（诗人纪弦语）。我们可以用复制技术保存大熊猫，或用于畜牧业研究，或用于生产药物或复制人需要的物质，但千万不要人造人，把造人的事交给上帝吧！
我常有一种预感：第一个复制人可能出生在中国。一是因为中国人多数不相信是上帝造人，所以对胚胎科学方面的试验容忍度大；二是中国伦理与法制都比较不容易严禁此项研究；三是中国人素有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雄心壮志，力争“填补空白”、“争当第一”；四是中国胚胎发育操作技术颇具规模。十年前，笔者在北京作试管婴儿和不孕症研究时，就曾多次让人的精子和金黄地鼠的卵子受精，旨在检查那些不孕症的病人其精子进入卵子的能力。
作为基督徒的科学工作者，我愿意诚恳地与同胞们分享自己的心得：
一、当我听到复制Dolly的新闻，先是震惊，因为我知道这是迟早的事，但决没有想到就在今年！后来当我想到这几年科学之发展（如国际网路的产生）和世界的变化，我越来越觉得人类正在用高科技的速度逼近世界末日！所以作为基督徒，我们要天天儆醒、祷告。
二、人的好奇心和永不满足的求知欲，使人类对自然界的规律认识得越来越多，也许将来会多到一种程度，知道神是怎样用泥土造了人，然后就在实验室里也造起自己来了。那末日恐怕就近了。
三、我不知道神造人的时候吹进的那口气，是否藏在DNA上？又是否是可以复制？神的那口气使人成了有灵性的活人，若这口气也能够藉着DNA传下去尚好，若不能，那“复制人”将是真正的行尸走兽了！
作者来自北京，曾在中国医学科学院研究试管婴儿及不孕症。现在美国南加州大学从事医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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