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理想主义者？　

 

 

文/陈韵琳

 

 

 

有时候，时代会提供某种契机，来验证人心潜藏的理想性格。但更多时候我们面对大挑战，是当时代未曾给予契机时，让自己证明出自己的理想性格。

几年前元旦期间，我在日本遇到三位从大陆出来的留学生，跟他们一道儿吃了顿午餐。

他们三个，分别来自北京、上海、广州。打北京、广州来的那两位，整顿饭都吃得面带愁容，因为再一个月就要考试了。

打上海来的，替他们解释道：“我们哪个不是父母掏尽口袋，还跟亲戚借钱，千辛万苦才出来的！这考试是绝不能失败的。”

听台湾去的留学生说，跟大陆留学生在一起，最不能适应的便是他们把钱看得很重。

大陆留学生也是说，最不能适应台湾学生花钱的不经意。

饭后，北京、广州来的，匆匆就要走。他们说要回去“学习”。

上海那个，留下来继续和我聊天。他姓余，人很特别，不像一些大陆出来的留学生那么拘谨，很坦率健谈，很诚实。

他说：“你猜，你们台湾来的最喜欢问我们什么？”

我说：“‘六．四’？”

“唉！一猜就中，是不是你也想问？”

“‘六．四’给了我们最鲜明生动的印象。我们看到你们个个都是理想主义者，是随时可以为了理想献身的人。六．四是第一次，以后还有更多次。”

“不不不，我不是！”他连连否认：“‘六．四’我也参与了，是受了情绪感染，非常的激动，但是……现在在日本，想的尽是自己的未来，书读不读得好？将来要不要回老家？回家有没有工作机会？是不是还一样的穷？可不可以不回去？……中国，我也想的，但是想又能怎样？会再有一场‘六．四’吗？还是先顾自己吧！”他说：“我不是理想主义者。但是，什么是理想主义呢？”

这个留学生的自白，使我非常的激动。因为我在台湾有过类似的对谈。

那是1990年四月台北中正纪念堂轰轰烈烈的学生静坐示威。一位台大学生在这场学运中投入很深，连着几晚睡在中正纪念堂广场。事过不久的六月，他跟我说：

“好奇怪，现在我和同学们一样，全忙着期末考试去了，好像那场学运从没发生过，又好像那场学运是跟现实生活完全不相干的一场热闹。我多么不甘心自己是这样，多么希望再来点什么轰轰烈烈的让我可以投身。我怀疑自己根本不是个理想主义者。但我的确热血沸腾慷慨激昂过。究竟我是不是呢？”

有时候，时代会提供某种契机，来张扬人心潜藏的理想性格。像“五．四”，抗战，像“二．二八事件”，像文化大革命，钓鱼台事件，像“六．四”，或者小小规模如1990年四月台北的学运。

更多时候，知识份子面临的挑战，是当时代未曾给予契机时，自己流露出自己的理想性格来。

这样的流露，往往没有激情和狂热，不过是一种坚持，一种取舍，一种生活习惯的养成。

我常在台大附近逛书店。有时候经过地下道，会看见一些家庭主妇站在楼梯口，推广“再生纸”，宣传环境保护节约能源的意识。来来往往的人多半不理会她们，匆匆赶着路，或侧目而视一如看待摊贩，极少有人给她们一个言语或微笑的回应。

走出安逸舒适的房子，在街头人潮中一遍又一遍重覆同样的话，在得不到什么回应的情况下继续另一次出行，这岂是容易的？

我的一个朋友，在大都市里选择过一种尽量不污染环境的生活。他拒绝吹冷气。万一为了应酬非得在外头餐厅吃饭，一定自备碗筷。不仅自己家里的塑胶袋洗净再用，街头遇到别人乱丢的塑胶袋，也会随手收集。身上的衣服，有十年历史了，因为没坏，还是不愿丢了换新。他并不贫穷，但过得像很穷。

这种生活习惯的养成，岂是容易的？

他们对认为对的事，有一种坚持，一种理想的生活方式。

他们是不是理想主义者？

当时代没有提供不平凡的契机时，让自己在平凡中来证明自己的理想性格！理想主义更多是存在于平凡的诉求、平凡的决定、平凡却持久的行动里。

 

一个真正具有基督信仰的人，一定是个理想主义者，且比理想主义者更坚韧。因为他所执着的不仅是为这世代，也是为永恒；不仅是为看得见的，也是为看不见的；不仅是为人群，也是为上帝。

我们称这样的人是委身给上帝的人。

委身的信仰者也在问：“我该做什么才叫委身？”

他们不是在等待时代的契机，而是在等候上帝特别的呼召。

他们先要在平凡中坚持委身，这样，当上帝真有特别的呼召临到他们，他们才听得见，才能回应。

在平凡中委身的信仰者，是要在时代与永恒、人群与上帝之间，找到交汇点。

那必然存诸于永恒的，便在今生彻底实践。那合神心意的，便彰显在人群之中。如爱、如公义、如圣洁、如信实，不仅坚持于自身，且推及社会。这便是理想。

当爱砸到冷漠、公义砸到罪恶、圣洁砸到污秽、信实砸到虚假，就为自己的坚持付出代价，这便是理想。

或许现在的时代没有给我们不平凡的契机，你愿在平凡中证明你是个理想主义者吗？

或许上帝特别的呼召尚未临到你，你愿在平凡中证明你是个委身给上帝的人吗？

 

作者是台湾的作家及学生福音工作者，并主编电脑杂志《心灵小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