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临风
“这个时刻包含着两千年的历史意义。它的沉重感叫人几乎无法承受。”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在今年三月廿三日造访以色列的屠犹（Holocaust）纪念堂，心情沉重，伤感欲泪。这是以色列首相巴拉克（Ehud Barak）对他的评语。
教宗声言：“罗马教廷对历代以来犹太人所遭受到的仇恨，逼迫和反犹主义（Anti-Semitism）的表现，深感痛心。”他生为波兰人，对二战中犹太人所受的苦难，有亲身的经历。他发自内心的忧伤感动了许多犹太人，虽然也有些犹太人认为他过份地含糊其辞，不够坦诚，也不够彻底。
就像巴拉克所说的，这是一个两千年的历史包袱。犹太民族首先受到罗马人的欺压，到第四世纪以后，又受到罗马教会的歧视，认为他们是钉死耶稣的元凶。从十一世纪起，他们陆续受到十字军东征的迫害，和（西班牙）宗教裁判所（Inquisition）的迫害。过了中世纪以后，情形并没有改善。因为种种宗教，政治和经济的因素，犹太民族在全欧各地受到间续性地迫害。这种情形在法国大革命以后稍有好转，犹太人逐渐融入欧洲的大社会。然而由于他们在经济和文化上的成就，又引起了欧洲（白）人种族上的排斥。这种现象一直到廿世纪初才逐渐缓和（除了俄国以外）。然而希特勒的兴起又改变了这一切。
犹太人对教廷怀怨最深的是，二战中纳粹党人加诸于犹太人的迫害和屠杀，教宗庇謢十二世对之竟不发一言。其实，当时整个德国的主流基督教界，除了潘霍华所代表的忏悔教会以外（参见海外校园16期），都是向纳粹一面倒的。战后，欧陆基督教主流教派一蹶不振，与教会在战时大环境中的表现，不无关系。
教宗若望保禄二世的忏悔是一个历史性的举动。虽然他语言闪烁，但总算是罗马教廷第一次向历史认错。这与1995年美南浸信会，为它在历史上对奴隶制度的态度，正式向美国黑人道歉，有同样的意义。这样的作法是一方面负起责任，承认历史上犯的过错，请求饶恕；一方面又能消除包袱，面对未来。
这次的事件也给了我们一些启发：
1）基督教的信仰着重的是个人与上帝的关系。蒙救赎的罪人集合起来就成了教会，可以共同发挥一定的道德责任。但是如果组织过份庞大，权力过份集中；或是教会期望改革社会（不只是用生命影响社会），甚至与政治挂钩，那么往往组织的利益，或是某个集团利益的维持，就很容易成为最高的指导原则，造成了教会的腐化，并失去其道德的勇气。这是当年德国教会面临的挑战，也是今天讨论宗教右派的论题的人所应当注意的。
2）基督的信息是个爱的信息，不是一个消灭异己，自以为义的信仰。德蕾莎修女服事穷苦无告者的行为，正是《马太福音》25章34-40节的写照。而那些拿着“上帝恨恶同性恋者”的牌子，站在Matthew Shepard（注：他去年被三个反同性恋者殴毙）葬礼教堂外呐喊的“基督徒”，是一批耶稣基督不认识的人。用仇恨、斗争、与偏见来号召，远比用牺牲和爱来号召响亮，也来得理直气壮。但真实而深远的影响是发自内心，而内心的改造是需要爱心感化的。
3）十字架的记号代表的是舍己的爱。若连基督的十字架都会被人利用来作为满足野心，铲除异己的藉口，足见人心的可怕。世间有许多的恶事是假上帝之名而行的，尤其是用外貌，或是传统的规矩，作为护教的依归。在这种心态之下，伽利略的案子还会历史重演。
坚持信仰与容忍他人，并不一定互相排斥。真实的信仰不会感受到异己的威胁。教条永远不能大过于真理，上帝也从来不需人们来保护。逃避进化论与逃避智慧者的创造，两种想法同样都是迷信。理性的思维不是获得一切知识的唯一准则，非理性的冲动（只凭感动）也不该是决策的唯一原则。上帝所造的是有灵的活人，也是有限度，有偏差的凡人。这是为什么人需要谦卑，需要上帝来引导。
在思索教宗的历史时刻的当儿，也让我们反省一下，自己在求真、求善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有一个正确的态度。同样地，我们在追求中国富强的前提下，是不是反倒让中华民族在历史上蒙羞？我们但愿，中国近代痛苦的历史不会再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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