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俞 正
我出生于1933年的上海，幼年时母亲常带我去梵皇渡路教堂，聆听赵世光牧师布道。他中等身材，面色红润，讲道深入浅出，激励人心，礼拜堂总是满座，每次主日崇拜后，都有人站起来决志信主。我记得是我八岁那年，母亲接受了洗礼，母亲要求我同时受洗，赵牧师摸着我的头说：“他还小，再过几年罢。”他慈祥笑容，至今历历在目。光阴荏苒，岁月如箭，2000年1月，在慕迪港国语颂恩堂，当谢瑞龙传道为我施洗时，我不禁泪湿衣襟，母亲和赵世光牧师都先后作古，但他们对我的遗愿终于实现了。只是，那已是经过六十年的人间沧桑，无数的政局和人事变迁，和尘世的苦难和磨炼，空白了少年头。
记得1951年我高中毕业，离开上海，到济南的山东医科大学医疗系就读，校园景致宜人，楼宇都是古典民族形式，中心花园还有座石制坚固的教堂。但不久朝鲜战争爆发，反美、仇美情绪高涨，校园里的教堂被炸毁，我也丢弃了信仰，接受了无神论、进化论和共产主义思想。
1957年夏毕业时，正值展开“反右派运动”。根据“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人民”的方针，就该有百分之五的民众属于敌我矛盾。于是我就有五个同学被打成右派。所有的人划分为左、中、右。数位资深的教授、高级医师，被打成“右派”。我印象深的是我的英文教师，姓王，高个子，而且风度翩翩，是上海沪江大学英语系毕业的，也被打成右派。当时我是班上英文课代表，与他较接近。他后来不堪精神折磨，上吊自尽了。
大学毕业后，我和太太都分配到学校的附属医院工作，宿舍就在校园里，从宿舍到医院，步行只费十分钟左右。就是这样，我们在那里度过了近半个世纪，从青年、壮年，步入老年。
1978年后，中国大陆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我于1985年通过世界卫生组织途径，来到了美国康乃尔大学医学院和纽约医院访问进修。埋头工作二年，没有接触基督教会。1988年10月，我到加拿大维多利亚市中华学院任中医客座教授。校长是位科学家兼神学家，每个星期日上午我和他一起参加圣公会主日崇拜。当我离开加拿大，回国抵家时，正值1989年6月3日，次日即发生“六、四”事件，我心甚痛。大陆自改革开放后，经济上有长足进步，政治气氛较前宽松，但又出现道德滑坡，一切“向钱看”，有些人暴富，贫富差距明显拉大，社会存在着不稳定因素。因此，1994年我和太太退休后，携带小儿子移民加拿大，与我们阔别十余年的女儿一家人团聚。
我们居住的温哥华，是个气候宜人、恬静美丽的大城市。但是它一样有吸毒、抢劫、欺骗、犯罪、爱滋病、失业和你虞我诈。我来此后因二件事烦恼不安，一是被友人动员参加美国一家传销公司，结果该公司二年后宣告破产，白白丢失数千美金。另一事是参加集资筹建某中医学院，结果校长卷款而逃，踪影皆无。去法院控告，是又破费且一场空……天涯何处是净土？命中的“安全岛”究竟在哪里？为了找到人生归宿，为了心找到根，为了找到平安和喜乐，我终于又回到了教会。
我们参加主日崇拜，主日学，查经班，细胞小组，郊游，野餐和布道营……心情十分舒畅和欢乐，对圣经的理解也由浅入深，我和太太、小儿子先后受洗。作为一位在中国出生、成长的知识份子，经历了七十年的各种变迁，从幼年受基督教的薰陶，到后来数十年远离神，丢弃了信仰，再到晚年重新获得新的生命，是多么漫长的道路啊。
作者现居加拿大温哥华，为中医教授及注册针灸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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