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恒的小说《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写得不能说不好看。他把普通北京居民的生活，张大民兄弟姐妹间互相关爱而又勾心斗角的样子，描写得活灵活现。但看完小说，我不能不问张大民的幸福从何而来？
文／夏维东
中国文学之贫血
关于文学，可能没有比别林斯基说得更简洁更深刻了。这位十九世纪的俄罗斯的评论大家说：”文学是人学。”说得再详细一点就是：文学就是对人性的表达。”人之初，性本善”（孟子）也好，”性本恶”（荀子）也罢，善与恶注定了是文学，特别是小说中永远的镜像。
自汉代志异、六朝志怪、唐传奇再到宋的话本小说，中国传统小说才定下型来，致使章回小说从宋代开始一直延续到二十世纪上中叶。历朝历代的章回小说有个共同特点，那就是好有好报，恶有恶报。这是一种非常朴素的道德观，直接表明了社会对善恶的态度。这种道德观的基础是儒家的伦常和佛家的因果报应。在古典小说中，大名鼎鼎的《金瓶梅》非常有代表性。
《金瓶梅》的主要版本有两个：词话本和绣像本（崇祯本）。对这两个版本的文词差别极大，前者直白，后者文雅，孰优孰劣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我感兴趣的是这两个版本在主题上的差异。田晓菲在《世间两部金瓶梅》一文里说得非常到位：”比较绣像本和词话本，可以说它们之间最突出的差别是词话本偏向于儒家’文以载道’的教化思想：在这一思想框架中，《金瓶梅》的故事被当作一个典型的道德寓言，警告世人贪淫与贪财的恶果；而绣像本所强调的，则是尘世万物之痛苦与空虚。”
西门庆当然是两个版本中的反面教材了。而词话本开的处方是人当走中庸之路，持盈慎满，不可纵欲；绣像本则干脆来个六根清净，远离红尘，了却俗念。
《金瓶梅》两个版本的主题思想，基本上概括了中国小说的价值取向。其实，不仅仅是古典小说，现代小说在这方面也同样”古典”。
拿”伤痕小说”来说，善与恶的二元对立泾渭分明。与古典小说不同的是，”伤痕小说”的善恶标准不再是以传统道德为准绳，而是根据意识形态来划分的：即跟着”四人帮”极左路线走的是坏人，反之则是好人。作家严歌苓在谈到”伤痕小说”时说：”我看到伤痕文学的时候，想，这样的小说也叫小说？”（〈在海外写作：作家严歌苓访谈录〉《我们》月刊，2003年第六期）。
伤痕小说的失败在于其缺乏对人性共性的表达。因而不仅对”文革”没有认识的外国人可能会对那一幕幕不乏真实的悲剧缺乏共鸣，即使对于中国人来说，时过境迁，当我们从最初的悲愤中冷静下来，我们也不能不想到：假如”四人帮”没有被打到，那么善恶是不是就易位了？这种相对的善恶观无法抵达本质上的深刻。
“文革”是苦难，日本侵华是苦难，历史上数不清的战乱是苦难。中华民族所受的苦楚不比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少。不是说”苦难是精神财富”吗？可为什么这个”精神财富”，没能在文学中表现出来？为什么中国文学给人的整体印像是贫血？
西方的忏悔意识
我们拿不出与《忏悔录》、《罪与罚》、《卡拉马佐夫兄弟》、《复活》、《巴黎圣母院》等量齐观的伟大作品，甚至一部也拿不出。这些伟大的作品之所以伟大，不仅仅是因为技巧有多好，人物形像有多丰满，故事情节多么引人入胜，而是因为它们展现了人物丰富的精神世界，表现了人物在形而上与形而下之间的挣扎，在这样的挣扎中我们看见了什么叫做博大与深刻。如果把技巧、人物形像和情节当作形而下的话，那么对于精神世界的剖析与揭示就是形而上。在某种意义上，一部伟大的杰作正是形而下与形而上的统一、和谐。
卢梭在《忏悔录》开头就说：”万能的上帝啊！我的内心完全暴露出来了，和您亲自看到的完全一样。请您把那无数的众生叫到我跟前来！让他们听听我的忏悔，让他们为我的种种堕落而叹息，让他们为我的种种恶行而羞愧。然后，让他们每一个人在您的宝座前面，同样真诚地披露自己的心灵，看看有谁敢于对您说：’我比这个人好！’”（《忏悔录》，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第一版，P4）
这段话与《约翰福音》中的一段叙述遥相呼应，耶稣对那些准备用石头砸死”坏女人”的众人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她。”耶稣指出了人类本质上的罪性，没有人能够反驳，于是那些人”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的都出去了”。
在某种意义上，卢梭就是那个把自己拎出来放到众人面前的”坏女人”。他是在向上帝忏悔，而不是祈求世人原谅。他不需要别人谅解，他把自己竖立为一面镜子，那些对着他指指点点的人，都将在心灵的镜子中看见自己卑微的形像。
卢梭如此把许多见不得人的东西一览无遗地袒露出来，在习惯”为尊者讳”的中国人看来，他简直是在自毁长城。要知道，写《忏悔录》之前，卢梭已经是法兰西文化界的大人物，是当时最著名的”平民思想家”。他不愿像蒙田一样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只有可爱小缺点的伟人，但他的真诚却让他成了一个在精神和文学意义上的伟人。
传记能成为文学名著的极少，奥古斯丁的《忏悔录》是其一，卢梭的《忏悔录》毫无疑问也是其一，它以一种淳朴、清新的叙事风格和人格的力量，推动了法兰西十九世纪的文学革命。
忏悔是西方文学中的一个重要意识，具有位格的上帝是忏悔的倾听者。在倾诉中，伟大的作品诞生了。这些作品中，人性中共性的东西–罪得到表达，并且指出了罪在终极意义上的救赎。定罪与救赎是两位一体的。救赎者与定罪者也是两位一体的–没有定罪的权柄就意味着没有赦免的权力。
如果对罪在终极意义上缺乏认识，那么单纯对罪的表现没有太大的意义。没有参照物的标准是可疑的：要么是以政治或国家意识形态为依据，比如说中国不同时期的主流文学；要么是模棱两可的传统道德为标准，而那些标准在不同的时代不断地变化，例如宋明文学中的烈女在现在看来大概就是愚昧的。
卡拉马佐夫兄弟
《卡拉马佐夫兄弟》这部大书讲的其实就是信仰。卡拉马佐夫家族成员的内心秘密，从他们的生活态度中表露无疑。而他们的生活态度，则直接取决于他们对待上帝与灵魂的看法。别以为这部中译本长达八十万言的小说，是说教而枯燥无味的，围绕着杀父的疑案，整个案件从发生到水落石出不过一周时间，可以想像情节推动得有多快！
与一般谋杀题材的商业小说不同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关心的不是谁是凶手，而是凶手为什么成为凶手。在对案情的层层剥离中，包裹在人物肉体里面的内心世界暴露出来，小说因此抵达了通俗侦探小说不能望其项背的精神高度：信仰和无信仰究竟意味着什么。
小说中不同的人物在相同的时空里发出各自的声音，形成多声部的合唱，后世作家们津津乐道的”复调小说”，其实在陀思妥耶夫斯基手里已经运用自如了。我没有足够的证据说陀氏是”复调小说”的鼻祖，但他肯定是先驱者之一，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就明显受到《卡》叙事模式的影响。
老卡拉马佐夫是恶的化身，人性卑劣面的”集大成者”：贪婪、自私、冷酷、亵渎等等。他不择手段攒了万贯家财，到头来却被自己的亲生儿子斯梅尔佳可夫杀了。这个弑父的儿子是一个疯女人被老卡拉马佐夫强奸后生下的，他是他老子的翻版，甚至”青出于蓝胜于蓝”。老卡拉马佐夫被他杀了，也算是恶有恶报吧。斯梅尔佳可夫杀了父亲后，嫁祸于同父异母的哥哥德米特里。
德米特里是个矛盾体，既高尚又卑鄙，心灵挣扎在信仰与无信仰之间，是个聂赫留朵夫式的人物。他在审判前的夜晚，在人类苦难与基督受难的思考中，他的精神”复活”了。尽管他没有杀人，可他愿意背负起十字架，藉以纯净自己曾经浑浊的灵魂。
德米特里的弟弟伊凡是个无神论者，他对人类流血的历史痛心疾首，并对人类彻底失去信心，在他看来，人类的悲剧是由于人的软弱和下贱引起的。伊凡甚至认为，人连自由的权利都不配有，因为人太卑劣了，有了自由就胡作非为。
他杜撰一个”宗教大法官”的故事，向弟弟阿廖沙宣传自己的学说：宗教大法官是大独裁者的象征，他以铁腕来维持社会的稳定，他给人们面包，条件是人们必须无条件服从他。为了让统治名正言顺，他居然以基督的名义发号施令。有意思的是，等到基督来临时，他巧舌如簧劝耶稣回去，因为人们需要的不是爱，而是能够号令和强制他们的权力。
“宗教大法官”一节长达二十余页，洋洋万言，充满了想像和思辩的力量。后来几部著名的”反乌托邦”小说，比如《我们》、《一九八四》和《美丽新世界》，都受到”宗教大法官”的启示。
伊凡绝不是个肤浅的无神论者，相反，他非常深刻，他看清了人类苦难的根源。唯一遗憾的是，他没能跳出自己的认识误区：大法官本事再大，他终究还是人。历史上大法官一类的强人还少吗？凯撒大帝、尼布甲尼撒、希特勒、史达林……结果怎么样呢？流出的血依旧是红的，眼泪依旧是苦涩的，”历史总是惊人地相似”！
其实伊凡认识到自己的思想的局限，他渴慕真理，可惜他躲不过自己认识的盲点。他没能像哥哥德米特里那样在精神上”复活”，良心和思想的撕裂，使他像尼采一样疯了。
阿廖沙对哥哥伊凡有着清醒的认识。他说：”他不是在真理的光照下站起来，就是为自己曾献身于使自己失掉信仰的东西，而对人对己进行报复，最终在仇恨中毁灭自己。”
阿廖沙是个象征式的人物，他有着明确的信仰。尽管他与周围的人在行事上格格不入，但所有的人都愿意把自己的心事告诉他。陀氏有意将他虚写，让他成为小说的观察者和倾听者。阿廖沙显然是陀氏试图竖立的”榜样”，可是他并不是总是坚强的，他也有软弱动摇的时候。他之所以没有像其他人那样沉沦下去，完全是因为他内心有对上帝的信仰。
老卡拉马佐夫在世上唯一爱着的人，就是他的小儿子阿廖沙，因为阿廖沙从来没有谋算他。尽管他坏到自己都认为自己要下地狱，可阿廖沙仍然拿他当作父亲，而不是像其他兄弟那样，出于不同的动机仇视他。
罪恶之下的洁白
《卡拉马佐夫兄弟》就像是一部教导作家们如何塑造人物的教科书，陀氏不仅写出了多种不同的人物形像和他们的复杂的性格，更重要的是他写出人物内心的挣扎，并以复调的方式呈现了人物在精神上的归宿。
刘再复在其著作《性格组合论》里，对《红楼梦》推崇备至，认为《红楼梦》突破了中国传统小说里人物的脸谱化，写出了好人有坏的地方，坏人有好的地方。此言非虚，正如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一文中所说：”至于说到《红楼梦》的价值，可是在中国的小说中是不可多得的。其要点在于敢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和从前的小说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的，大不相同，所以其中所叙的人物都是真的人物。总之自有《红楼梦》以来，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它那文章的旖旎和缠绵，倒是还在其次的事。”
《红楼梦》在中国小说中的地位，以及作者的才气，都是勿庸置疑的。但其在思想的深刻性上，实在不能与《卡拉马佐夫兄弟》相提并论，与绣像本《金瓶梅》一样，最终不过是”由来同一梦”的虚无。舒芜先生从积极的意义上看，也只能说《红楼梦》是”女性的颂歌”而已。
鲁迅先生在论及陀氏时说：”他把小说中男男女女，放在万难忍受的境遇里，来试炼他们，不但剥去了表面的洁白，拷问出藏在底下的罪恶，而且还要拷问出藏在那罪恶之下的真正的洁白来。而且还不肯爽利的处死，竭力要放它们活得长久。而这陀思妥夫斯基，则仿佛就在和罪人一同苦恼，和拷问官一同高兴着似的。这绝不是平常人做得到的事情，总而言之，就因为伟大的缘故。”（《陀思妥夫斯基的事》）
鲁迅先生很少把”伟大”这个词用在自己同行的身上，可他慷慨地给了陀氏。陀氏自己也很自信，在论及《卡》一书时，他自豪地说：”在欧洲，无神论表现这样的力量是没有的，也未曾有过。”他的意思是说，欧洲的无神论作家们从未写出像《卡》那样有力量的作品来。事实也确实如此。
欧洲没有，中国同样没有。中国小说的贫血，绝不是技巧上的。技巧再复杂，只是工具而已，总能学得会。事实上中国作家对西方现代文学的叙事技巧早已能够运用自如，意识流也罢、冰山理论也罢、复调也罢、仿梦叙事也罢、零度叙事也罢、博尔赫斯式的智性游戏也好，中国文坛总有对应的出色文本。作家叶兆言曾说现代小说叙事几乎无所不能，并非空穴来风。可是谁能和陀斯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雨果、罗曼罗兰、威廉福克纳、卡夫卡这些大师”过招”呢？
拷问底下的罪恶
余华是中国作家里的佼佼者。他早期作品里对恶的揭示不遗余力，也不乏深刻，但他的局限在于只“拷问出藏在底下的罪恶”，却没有“拷问出藏在那罪恶之下的真正的洁白来“。
我们可以看到罪和暴力，是怎样在人心中生发出来并导致可怖的后果。
余华八十年代的小说几乎全是表现人性中的暴力、黑暗面，这个愤怒的年轻人站在历史的高度审视着现实，现实被他抽象得只剩下’一种’：每个人都活在恐惧和死亡的阴影之下，不仅他人是地狱，连自己都是地狱。
余华表现了一系列人性中的凶恶和黑暗，可他并未能找到一个光明的出口：即什么能够制约或阻止恶，让善可以像小草一样，拱破冻土发芽生长？在他八十年代的小说里，对付暴力的正是暴力自身，于是陷入恶性循环。
某种意义上，余华的“暴力叙事”也是以暴制暴。后来，余华意识到自己没法将“暴力叙事”进行下去，便有了《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这两部小说和他以前的作品风格迥异，不仅是文本上的差异，更主要的是主题和内容上的变化，完全摆脱了因果报应的简单化，也没有什么好人、坏人的脸谱。
但问题是“罪恶底下的洁白”，仍然没有显示出来。他以前的作品是面对苦难，可后来的作品变成忍受苦难。无论是福贵还是许三观，最后他们都与生活妥协了，麻木地活着什么都不想了。
人之为人，绝不仅仅是肉体的存活，可是在福贵和许三观身上，我们看见了人的物化。我们不能不感到悲哀。除了悲哀，还有遗憾：人物的心灵挣扎在哪里？能够抚慰苦难的关怀在哪里？一个伟大的作家绝不能仅仅停留在表现苦难上，他还要关注苦难背后的东西：心灵的归宿。可惜余华未能走得更远。
“终极关怀”的缺乏，是中国作家抵达深刻的一个主要障碍。刘恒的小说《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写得不能说不好看。他把普通北京居民的生活，张大民兄弟姐妹间互相关爱而又勾心斗角的样子，描写得活灵活现。但看完小说，我不能不问张大民的幸福从何而来？难道就是耍耍贫嘴？乐观是好事，可“乐观”到麻木就让人叹息了。张大民的满面笑容和福贵的面若死水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镜像背后的挣扎
除了这类写普通百姓生活的小说，还有一类小说既叫好又叫座的不能不提，那就是揭露官场黑暗的小说，有人称之为”现代官场现形记”。纯粹从叙事和人物刻画的角度来看，此类小说不乏上品。比如王跃文的《国画》，那里面的朱怀镜为了当上”更大的人民公仆”，不择手段地钻营。可是很难把他界定成坏人，他在努力向上爬的过程中，确实想到要为百姓做些实事。他的良心尚未完全泯灭。
阎真的《沧浪之水》里，池大为本是个富有理想主义精神的知识份子，可在权力面前，他的价值观崩溃了，他选择了放弃操守。后来当上厅长的他在父亲坟前的祭奠之词表达了痛苦、矛盾的心声，可这个”池厅长”却注定不会回头了。
还有李佩甫的《羊的门》，小说的名字虽从圣经而来，可是那道门显然不是耶稣所说的那道”窄门”，而是一道富有中国国情特色的人情社会之门。呼天成不过是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村支书而已，可他却能翻云覆雨，那个小村庄俨然是个独立王国。从县里、到省里甚至到中央都有他的人，他一句话可以废除县里出台的政策，一句话可以让邻村的蔡村长被判死刑！
小说极富传奇色彩，但是很真实。也许正因此，小说出版不久就遭禁了。这些小说的黑暗面让人喘不过气来。可是光在哪里？也许有人会说，中国的现实就是如此。可作为灵魂的工程师的作家，光表现现实是远远不够的，他必须思考黑暗的根源、寻找光明的出口。
十九世纪的俄罗斯绝不比现在的中国好，从农奴制向资本主义过渡，社会体制经历着剧烈的震荡，道德崩溃，物欲横流，和当今的中国社会何其相似，但俄罗斯诞生了伟大的《复活》、《卡拉马佐夫兄弟》、《群魔》、《地下室手记》和《白痴》……
所以问题是出在作家身上。从终极信仰角度表现人性善恶和拯救的作家太少了（北村可以说是个例外）。据说李佩甫的新作《城的灯》（这个名字也是从圣经而来），触及到了一个尖锐的问题：精神和信仰的归宿。作为一个忠实的读者，我期待着《城的灯》是对《羊的门》的超越。
有一点值得肯定的是，大部分中国作家已经走出了为政治服务的”高大全”式写作。他们敢于表现人性的恶，也能表现人性中的善，并且充满才华地画出了那一幅幅镜像。只是镜像是平面的，仍需挖掘镜像背后心灵的挣扎与向往，精神的困境与出路。
对于这些才华横溢的作家来说，他们需要的不是技巧，而是一个坚实的信仰。这个信仰不是特异功能，也不是莫名其妙的”不可说，不可说”。不是朝秦暮楚的”主义”，也不是狭隘的民族意识。而是真理的光，从窄门里透出来的光，那是洁白的光，能洗去罪恶的光。
作者来自中国，现住美国新泽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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