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刚踏入社会，就震惊于人类的卑鄙和丑陋，甚至着迷于贫民窟的肮脏。从自传中可看出，他对穷困、丑恶和黑暗有一种嗜好。
文／齐宏伟
想法与为人
圣经《箴言》23：7说：“因为他心怎样思量，他为人就是怎样。”英文中所说As a man thinketh, so is he，就是从这儿来的。
大概说来，思想影响行动，行动影响习惯，习惯影响性格，性格影响命运。所以，在读美国著名作家德莱塞（Theodore Dreiser，1871－1945）的自传《谈我自己》（注1）时，最吸引我的，不是德莱塞从1892到1895年，在美国好几个城市当记者的经历，而是支撑他有如此经历的思想实质。
美国思想家弗兰西斯．薛华（Francis A. Schaeffer）在How Should We Then Live《前车可鉴》（注2）中认为，西方文化兴衰最重要的线索，就是“共相”（Universals）和“殊相”（Particulars）的斗争，也就是绝对的价值和具体的个别之间的斗争。
他认为文艺复兴前后，西方逐渐脱离了绝对价值的统摄，人不再以上帝为终极真理，转而认为在封闭的人性体系内，能解决人类所有的问题。人就陷入了迷惘和焦虑，因为价值和意义都逐渐消失了，剩下的却是碎片般的现象。于是人往往走向决定论（Determinism）、行为主义（Behaviorism）和化约主义（Reductionism）。
德莱塞的自传《谈我自己》，正是“共相”和“殊相”斗争，而“殊相”最终获胜，并陷入迷惘的历程。而他思想的这一裂变历程，也延续到他所有作品。这是理解德莱塞的一把钥匙。
谁是德莱塞
德莱塞出生于美国印第安那州，家境穷困。这种穷困所带来的耻辱，是他一生抹不去的伤痕。他父母僵硬的宗教规条也令他恼火。
他没能上大学，从小就打零工。二十一岁到二十四岁期间，以记者身份辗转在芝加哥、圣路易斯、克利夫兰、匹兹堡等地，之后到纽约。
他一生艳遇不断，曾为此丢过饭碗。1900年发表《嘉莉妹妹》（Sister Carrie，1900）之后，发生过一次精神危机。
1911年出版《珍妮姑娘》（Jennie Gerhardt，1911），1915年出版了《天才》（The Genius，1915）之后，写作并陆续发表了《欲望三部曲》，即《金融家》（The Financier，1912）、《巨人》（The Titan，1914）和《斯多葛》（The Stoic，1947）。1925年出版《美国的悲剧》（An American Tragedy，1925）。三十年代，他已成为享有盛誉的社会活动家，思想上一度左倾。不过他的思想比较矛盾和混杂，晚年有神秘主义的倾向。
他的传记《谈我自己》，就是他二十一岁到二十四岁在各地当记者的经历。这正是他思想激烈动荡和成形的时期。
他刚踏入社会，就震惊于人类的卑鄙和丑陋，甚至着迷于贫民窟的肮脏。从自传中可看出，他对穷困、丑恶和黑暗有一种嗜好。其实这正是源于要否定上帝：上帝怎么会宽容魔鬼，把这个世界弄得如此糟糕？于是，事实之夜淹没了价值之光。
“这个新闻工作者的天地，相当扩大了我的视野，最终把我从道学家和宗教家的疑虑中解放出来了。”（注3）从此，在德莱塞内心的上帝消失了；随即，永恒的道德观和区分善恶的标准模糊了，敬畏上帝的审判观解体了。
德莱塞一边否定上帝，一边肯定人的性欲、物欲和成功欲。为了实现它们，可以不择手段，这和道德、上帝无关。在自传中，他甚至强调，连酗酒也和道德无关。他说，胆小的人，品尝不到生活的乐趣；胆大的人，才会豪饮生活的美酒。这是生活的必然和大自然的法则。
所以，德莱塞在传记中，坦露了自己对多位女性永不餍足的肉欲、对金钱的狂热（甚至偷盗），和对成功的渴求。他认为是社会而不是上帝，才能给他提供这一切机会，使他在这个大舞台上逐猎争雄。
但社会是一个“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战场，是一个魔鬼。对这个魔鬼，他爱恨交加，时常陷在自大和自卑交错的漩涡里。生活忽而值得热爱和拥抱，忽而又“冷酷无情、令人悲伤”。
德莱塞津津有味地讲述，在《环球民主党人报》工作时，曾对别人保证，绝不会把对方说的话发表在报纸上。但一转眼回到报社，就写下登出来，在政治上把那人毁了。他知道自己不公正，但仍洋洋得意。这就是德莱塞在社会这所大学，所学到的法则。
沮丧的结束
正是摆脱了上帝之后的空虚和彷徨，或说堕落而不必自责的需要，使德莱塞接受了巴尔扎克笔下的人物和达尔文的进化论。巴尔扎克笔下人物赤裸裸的情欲和物欲，点燃了德莱塞，他认为巴尔扎克是在写他啊！
“这时候，我一直跟吕西安乘车到巴黎去，跟他的情妇在一块儿；又跟拉斯蒂涅一块儿向纽沁根夫人求爱，同时默想着跟拉斐尔自动收缩皮肤所引起的反感；又沉思着他跟高里奥所受的痛苦，以及与玛奈弗夫人一起实习骇人听闻的‘娼妓技艺’。
“有四五个月，我一直跟着巴尔扎克、巴尔扎克的人物、他的见解，和他的城市一块儿吃饭、睡觉、做梦和生活。”（注4）
接着，德莱塞又发现了赫胥黎和斯宾塞的社会进化论学说，脑子里残留的天主教教义消失殆尽，他以科学至上的名义处决了圣经。
只是，上帝在德莱塞脑海中消失之后，也引起极大震动，带来可怕的空虚──人居然被分解成了宇宙中“一个极小的斑点”，成了一个更大力量中的原子。人只不过是一些化学成分的强迫作用而已。“人类是一种过程，不是设计出来的，也不是创造出来的，而且还是一种蒙受到恶劣和粗心大意驱策的过程。”（注5）
非常吊诡（Paradox）的是：社会进化论作为一种人本主义（Humanism）思潮，虽然否定了创造论，把人放在宇宙的中心，似乎提高了人的地位，但同时也把人放置在一个无情冷漠的大漠中，使人被机缘、巧合、时间、环境支配，社会似乎真成了魔鬼弄人的战场，人成了巨大的社会机器的一粒微尘，人就消失了。
正如薛华指出的，当价值、意义和自由，是人凭自己的理性来决断时，人没有绝对价值和标准，就会反叛社会，进而被社会淹没；价值、意义和自由就会被消解，人就陷在焦虑和绝望中（注6）。
《谈我自己》就非常生动地揭示了德莱塞价值感丧失之后的绝望、沮丧和焦躁不宁。到最后，他否定了自己四年新闻工作的价值，非常失望地走出了报社，发誓此后永远不会再踏进新闻界。全书就在这种沮丧中结束。
海氏的呼吁
人成了环境的产物，但又不甘心失去自由，渴望挣脱环境的束缚，却难免走向失败。这是德莱塞以后在他作品中一再探讨的问题。
《嘉莉妹妹》中，嘉莉妹妹从乡下来到芝加哥，越无耻爬得越高，成为一个走红的戏剧演员。道德和良心成了多余的摆设，在赤裸裸的生存法则面前，成功的就是合理的。上帝不存在了，绝对价值消失了。
后来在《欲望三部曲》中，就没有这么乐观了。主人公观察鱼缸里鱼儿的斗争，发现“大鱼吃小鱼”，从此这种生存哲学，就成为一生奋斗往上爬的基础。虽有成功却以失败告终，最后孤伶伶死在旅馆中。
到了《美国的悲剧》，德莱塞已发现人不可能战胜环境。不管挣扎和奋斗得多么努力，最后还是被社会吞噬。到这里，德莱塞已陷入了彻底的迷惘和沮丧。
这正是进化论所带来的决定论、化约主义的困境。人的生活和环境有关，但却不可能化约为遗传、欲望、物质、金钱、学历、地位等环境因素。失去了绝对价值观，也就失去了自由的根基，于是产生严重的裂变和绝望，这是二十世纪的人本困境。
没有绝对价值的惠临，人日益被社会、技术，或冲动、情欲所控制、操纵，无所谓对错，内在自由也便无从实现。海德格尔呼吁说：只还有一个上帝能救渡我们。德莱塞晚年，否定了一度信奉过的共产思想而走向神秘主义，是不是也和海德格尔的呼吁有关？
注：
- Theodore Dreiser, A Book About myself, 1992.（德莱塞：《谈我自己》，主万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版。）
- Francis A Schaeffer，How Should We Then Live：The Rise and Decline of Western Thought and Culture, Fleming H. Revell.（薛华：《前车可鉴》，香港宣道出版社。）
- 同1，第74页。
- 同1，第455-456页。
- 同1，第506页。
- 同2，第1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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