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戒》中的英雄（下）

 

 

 

 

文╱小灶

 

 

 

（续上期）

 

也许有人会说，就算你可以把偶然讲成恩典好了──时势造英雄，没什么好反对的──但若没有他们本身的坚持，也就没有最后的故事。这难道没有意志的因素在里面吗？

是的，从个人必须参与其中的角度来讲，我们当然同意，个人意志的参与也是重要的。（否则我们前面关于品质的讨论就没有意义了）。我们否定的，是个人自我决定、自主式的意志，即否定的是“我偏要如此”的意志。我们可以以弗罗多为例：

一是在电影《魔戒远征队》的结尾部分。当弗罗多挣扎着是否要选择离开众人、单独前行时，他回忆起甘道夫的话，于是做出了正确的选择。这个选择显然是英雄式的。第二个场景发生在电影第三部《国王归来》的下半段。当弗罗多暂时击退了索伦和咕噜，精疲力竭，又因发现自己冤枉了山姆，身心交困地摔在地上的时候，精灵女王的话再次让他站了起来。这当然也是英雄式的。然而，如果把这两个场景，单单理解为小学作文中类似“想起了雷锋叔叔的话”，就忽略了非常关键的东西──我们在这里要关注的不是回忆这种形式，事实上这种形式是杰克森的大众化版本，托尔金在小说中的处理要复杂和细腻得多──我们要关注的是所回忆的内容。更具体地说，甘道夫和精灵女王各自对弗罗多所说的一句话。

甘道夫说的是：“所有那些活着看到这种时刻的人，都这么期望。但这不由他们来决定。你所能决定的只是，如何来处理这段赐予你的时间。”精灵女王说的是：“这任务是被指定给你的，夏尔的弗罗多。如果你不能办到，就没有人能了。”

这里表现出来的是一个经典基督教神学问题，即上帝的主权预定与人的自由选择之间的关系问题。而托尔金给我们的答案是：人的选择不仅不因上帝的预定而消失，而且恰恰相反，人之所以能选择，正是由于上帝主权的预定（正因为上帝定了你所处的时间，所以你需要对它做出正确的选择）。更进一步，正因为上帝主权的预定，人的选择变得有价值和意义，甚至成为英雄式的（正因为上帝指定了你，所以你要做出正确的选择，而且你的正确选择价值非常）。

换句话说，这里表达的是一种使命，这使命乃来自神圣。而弗罗多的忠诚，无非就是对这来自上面的使命的顺服。而他对上面的顺服和忠诚，当体现在他与别人的关系上，就变成守诺、诚信。换句话说，弗罗多像基督徒一样，当把支点放在那位至高者那里的时候，在垂直层面的顺服，就成为在水平层面的忠诚和诚信。

进一步地说，正因为弗罗多的使命来自上面，就与人们平时所说的使命有根本的不同，具有一种超越的本质；或者说，弗罗多的使命感来自神圣的预定而非擅自的攫取，因而本质上拒绝自主式的自我认定。

最后，正因为这种使命来自上面，来自神圣的预定而非擅自的攫取，它本质上就是一种恩典，而非意志（特别是“我偏要如此”的意志）的决定。归根结底，弗罗多是被“召”，而非毛遂自荐式地出来完成一项特殊使命。而他的坚持，无非是对这“恩召”的正确回应而已。

同时，这种来自上面的“召”，自然就给对“更美之事”或更高之事的爱和望，提供了基础。在这里可以顺便指出，杰克森对弗罗多跌到，然而又被精灵女王唤醒这一过程的处理非常精采。透过完全重叠的镜头，杰克森把弗罗多“对更美之事的爱、望”，和“透过精灵女王而传递的召”，完美地揉在了一起。

按照这样的思路，我们回过头来再看山姆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即使他之“被召”也是一项恩典。他参与弗罗多的旅程，原非自愿。按他原本所做的（偷听甘道夫与弗罗多的谈话），他本应受到“灭口”的惩罚。然而他的性命不仅得到存留，反而还被赋予了一项神圣的使命，甚至这使命的重要性，是他那简单的头脑，一开始根本不可能理解的。所以他的忠诚，不过是对这“蒙召”恩典的一种无意识的、但却“幸运”的回应而已。

相对而言，弗罗多的回应更有意识──透过甘道夫、精灵女王等，他意识到了临到他身上的“呼召”。他挣扎过、甚至疲倦绝望过，但最终对这“呼召”作出了正确的回应和选择。

总结上面，我们于是可以说，“低效仿式的英雄”和“高效仿式的英雄”的差别，可以归结为对神圣之事在意识上的差别：他们对从上面来的使命的意识（弗罗多比山姆更清楚地认识到临到身上的“呼召”），和对“更美之事”（即更高之事）的认知（弗罗多比山姆的“幻想”更深刻），是不同的。

然而，虽然他们的认知在程度上不同，但他们的反应在根本点上是一致的。而他们的英雄性就正体现在他们对这些认知的恰当反应或抉择上。

英雄的抉择仍是对“蒙召”恩典的回应，而神圣预定的恩典和神圣护理的恩典是并行的。因此当英雄们按照神圣的呼召而走向死亡的时候，神圣护理的“机缘”、“巧合”、“偶然”，也就是“恩典”，将保证故事的正确走向。

 

 

地地道道的“神曲”

 

在费瑞“光谱”中更高端的“浪漫英雄”和“神话英雄”，在这两方面的表现更明显。

比如亚拉冈，评论家早就注意到，他的原形是“中世纪的好基督徒国王”。而“神圣使命感”和“对更美之事的向往和热爱”，都是“中世纪的好基督徒国王”的典型特点。可惜的是杰克森在这一点的处理上，太过迎合现代观众“自我觉醒式的英雄”（换句话说，杰克森把亚拉冈“山姆化”了），使得亚拉冈的形像在主要人物中受到的伤害最大。因为篇幅的原因，这里不再作详细分析。

不过可以顺便指出的一点是，在杰克森的电影第三部《国王归来》中，当最后之战胜利后，影片有很长的篇幅交代亚拉冈的加冕，哈比人回乡等。很多人以为这只是通常的“圆满大结局”，但事实上这些都是为了表现托尔金“更美之事”的观念，因此至关重要（虽然托尔金确实也包含了“圆满大结局”的意思。

不过杰克森对甘道夫的处理，因为大量运用实时镜头，比小说中的人物显得更丰满和有生命力，算是将功补过吧。显然，甘道夫的神圣使命感再也清楚不过，而他对更美之事则不单只有望，更是有因“眼见”而产生的爱。当甘道夫复活以后，在林中第一次遇见亚拉冈一行三人时，他对他们称呼他为“甘道夫”似乎有点迷惑，好像闹不清楚自己究竟是甘道夫还是萨鲁曼。

原因其实很简单，用“甘道夫”自己的话说，他乃“被送回来，直到完成他的使命”。换句话说，他不过是一个受差遣的神圣使者，一个“服役的灵，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希伯来书》1：14）。

另外，在弗罗多对咕噜的怜悯上，甘道夫的劝告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甘道夫的劝告，用基督教的话来说，正符合对神圣护理恩典的期盼，以及对生命的尊重。

最后如果我们再算上精灵王爱隆对亚拉冈先祖埃西铎事件的评论，“邪恶被允许再存留一段时间”，那么《魔戒》就是一部地地道道的“神曲”了。

回到我们对英雄主义的关注，总结上面的我们可以发现，若把《魔戒》中的英雄人物，按费瑞的分类作一梳理，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构成英雄主义的要素，最后都集中在关键的两点：神圣呼召的恩典和神圣护理的恩典。

神圣呼召的恩典把英雄们送上征途，赐予他们对“更美之事”的异象；而他们对这呼召的顺服或正确的回应，使他们在征途上继续走下去（咕噜正好作了相反的选择，因而成为“反英雄”）。但当这正确的选择似乎正带领他们走向灭亡的时候，神圣护理的恩典不仅使他们的伟绩得以完成，他们自己也得到拯救和升华。

更有意思的是，若我们按费瑞的“光谱”，作一从低到高的排列的话，我们会发现英雄们地位的高低，正与他们对这两个恩典的意识程度的深浅相对应。因此我们不能不同意，在托尔金的观念中，英雄的确“不是意志的结果，乃是恩典的产物”。

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在这篇文章中探讨的是费瑞的分析理论，最后得出的结论，比较偏重在神圣恩典。但基督教信仰从来不因为神圣预定的主权，而否定或抹杀个人抉择和经验的重要性。关于这一点，我们需要用坎培（Campbell）的“单一神话”（Monomyth）理论才能作更清楚的解释。这就留待后话了。

所以最后回到本文开头的评论，基于托尔金如此的基督教信仰，当评论家们把《魔戒》作恰当的文学神话分析以后，发掘出其深层的基督教涵义不过是自然的结果。

而在电影中，当甘道夫说完了那句关于“所赐给的时间”的高论之后，他继续补充、加强他的“宿命论”：“比尔博注定要发现这枚戒指。在这种情况下，你也就注定要背负它。”杰克森把镜头在弗罗多和甘道夫两人之间转换了几次之后（注意二者的不对称性），最后把镜头定格在甘道夫的脸上，来了一个特大号的特写，然后我们听见甘道夫说出了一句最“荒谬的”话：“而这是一种令人鼓舞的想法。”你说我们这是在上神学课呢，还是在看电影呢？

 

作者来自中国，加州大学物理博士，现居美国费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