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田方萌
沈阳16岁的贫困少女黄娟（化名）因饥饿难忍，在便民店内偷窃了一块面包，随即被店主发现。由于店老板反复声言要将此事告发学校，黄娟倍感羞耻，留下一封遗书后自杀身亡。读到这则新闻，笔者的心情非常沉重。一个花季少女就这样香殒玉消，迫使人们在感慨之余反思我们的社会现实。
笔者在少年时代曾经有过类似黄娟的经历，却得到了截然不同的待遇。
某年冬天，我正在读初中二年级，每个周末放学后都会去驻足于当地的新华书店。这家书店当时算是城里营业面积最大的，一二层摆放新书，三层打折销售历年积压的旧书。笔者的家庭经济条件并不拮据，但父母吃用都很节省，给我买书的零用钱也满足不了笔者的读书欲望。我每次去新华书店，见到三层的店员监视不严，甚至有几分懈怠，就打起了偷书的主意。用孔已己比较文雅的话说，是“窃书”，其实一码事。
我每回看中目标，就趁人不备将书夹在大衣内侧，然后大模大样地走下三楼。几次得手之后，我暗自庆幸，有一种偷吃禁果的快感，作案手段也逐渐大胆起来。一次偷了本《杨贵妃传》（那是我刚开始对女人和历史感兴趣的年龄），觉得书瘾还没过够，又跑到一楼浏览了一番。待我要步出新书架区，坐在一旁的服务员早已察觉有异，她猛然将展柜之间的板门一关，厉声喝道：“把书拿出来！”我想这下完了，乖乖交出赃物，静候发落。
不一会，一位中年人模样的书店经理走了过来，将我从围观的人群中带到了他的办公室。他先是给我讲了一番道理，告诉我为什么偷书不对，怎样损害别人的利益。我当时头脑嗡嗡作响，基本上没有听进去多少，只希望他不要告诉家长和老师。这位大叔人倒是很和霭，教训了小子一番之后，说：“马上就快过年了，我也不想让你的父母和师长知道，免得你过不好年。一定记住，下不为例啊。”我连连点头，也没有问人家姓名，在羞愧中一溜烟地跑了出去。
许多年过去了，我已经长大成人，不再发愁没钱买书，但那位经理做人的教导一直在我耳畔回响。试想如果当初书店经理将此事告诉我所在的中学，笔者固然不至于自杀，但在同学中间也会抬不起头来，很可能被迫转学或是自暴自弃。一片阴霾由此终生留在心头。为此，多年来我对那位书店经理的宽容和体谅深怀感念。若不是黄娟事件，笔者很可能一直将此事深埋心底。之所以决定讲出来，是想以亲身经历说明，一位贤德的长辈如何对待犯错的少年。
笔者还听说过一则相似的感人故事，是关于澳洲小提琴家布里奇斯的。布里奇斯少年时比笔者还胆大，曾偷偷跑进一栋公寓偷盗。当他潜入卧室时，突然发现一个女孩半躺在床上。那女孩见到布里奇斯颇感惊恐，但随即微笑着问道：“你是找五楼的麦克劳德先生吗？这是四楼，你走错了。”她接着又说：“你能陪我坐一会儿吗？我病了，每天躺在床上非常寂寞，我很想有个人跟我聊天。”
那天下午，两人聊得非常开心。当布里奇斯走出公寓，回头一望，发现那幢公寓楼只有四层。其实，女孩早就明白他是小偷，仍然体面地维护他的尊严。布里奇斯大为感动，据说在功成名就之后还以同样的方式帮助过一个被他发现的梁上君子。
让笔者痛感惋惜的是，便民店的老板本来有机会像书店经理或布里奇斯一样善意地对待黄娟。他却表现得毫无怜悯之心，最终造成了巨大的悲剧。如果当时店老板饶恕了那个姑娘，甚至把面包送给她解除饥饿，黄娟必定会对这个社会心怀感激，增强她在苦难中生活下去的勇气。我们都熟悉的小说《悲惨世界》里，主人公冉阿让像黄娟一样偷了一块面包，他为此事和几次越狱坐了19年牢，出狱后对整个社会怀着强烈的报复念头。米里哀主教提供给他食宿，他却偷了主教的银餐具。当冉阿让被警察抓住送往主教那里时，主教却说银餐具是他本人送给冉阿让的，此外还附送了两只银烛台。米里哀主教宽大的心胸终于感化了冉阿让，使他转变成一个品格高尚的人。
从法理上讲，便民店老板并没有错，他有权要求惩罚侵犯他权益的任何小偷。但一个社会的良性运转并不仅仅依靠法理，还有赖于所谓的情理。店老板的做法得理不让人，在这一点上并不妥当，至少不是最佳的处理方式。黄娟并不是那种以偷窃为生的普通惯犯，也不是屡教不改的顽劣少年，她只是个成长中的柔弱女生。偶有错误，法虽不容，情有可原。在当时的情境下，店老板怎么说也是强势的一方，他损失的顶多是块面包，对于黄娟则是荣辱相加甚至生死悠关的大事。这时强者若能宽恕弱者，放她一马，在强者功德无量，在弱者则幸遇恩主，对双方都是一件好事。生存对于弱者总是艰难的，请留给他们一点起码的尊严。
这些年过去，笔者的思想也随着年龄渐趋保守，对人世间很多苦难逐渐淡漠。但有两件事情总是能够打动笔者，一是孩子们没有饭吃，二是孩子们没有书读。笔者愿在有生之年为这些孩子们做些事情，以偿还我当年偷书的罪过。
作者来自中国，现在美国George Mason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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