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林亚光
礼仪之邦的尴尬
中国自古号称礼仪之邦。儒家追求的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的境界，成为千百年来中国人向往的道德理想国。
儒家学说里有一整套伦理道德教旨。中华历史上道德家之多、道德说教之盛行，世上无任何民族能望其项背。不论是孔子还是其他的儒学代表人物，都是言不离礼义廉耻、行不忘品德教育的道德家。
自从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学更与政权相结合，从此统治者不仅掌有政治极权，而且当然地握有了真理和道德的话语霸权。
这不仅导致思想舆论大一统，也使中国成为惯用权力推行道德的国家。历代主张“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文人学士，把“修身”即品德修养，置于天下大事之首，为仁义道德奔走呼号，也就不足为奇了。
然而回顾历史，不仅道德理想国一天也未曾实现，每一代忧国忧民之士，都在感叹“道德沦丧”、“今不如昔”，许多时候，道德还沦为政治的婢女。鲁迅就写过：“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到现代，道德备受重视却命乖运蹇的情势依然如故。蒋介石全力调军遣将的同时，还推行“新生活运动”。毛泽东时代一面狠抓阶级斗争，一面掀起学雷锋热潮。即使在狂热地“与人斗，其乐无穷”的“文革”中，也竭力推行“老三篇，天天学”，和“狠斗‘私’字一闪念”的道德运动。但结果是“雷锋叔叔不见了”的感叹。
提倡经济为中心后，随即出现物欲横流、金钱至上，“为人民服务”变成“为人民币服务”。于是提出“两个文明一起抓”，作出“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决定”，成立各级精神文明委员会，掀起“五讲四美”运动，在学校开设“德育课”。
近年来，中国进一步提出“以德治国”，发布《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关于品德教育的座谈会、“首长讲话”、宣传活动、长短论文，及各种方案、图书，蜂涌而至。
这一切，不能说没有任何效果，但客观地看，无论官与民的道德面貌，都不容乐观。道德滑坡，似乎在加速度进行。连一向被誉为学术殿堂和象牙塔的高等学府，也不断传出令人吃惊的道德丑闻。
这是品德教育在中国历史和现实中的尴尬局面。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道”之不存，“德”将焉附？
现在人们说“道德”。通常指的只是“德”。而“道德”本是由“道”与“德”二词组成的复合词。儒家学说中的仁义礼智信等等，主要都属“德”的范畴。历来的孔子研究者，把“仁”或“礼”看作孔子思想的核心，是忽略了更重要的命题：“道”。
其实孔子最看重、最敬畏、一生梦寐以求的，恰恰是道。生活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末期的孔子，没能看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局面，悲叹“大道既隐”，但他始终将“道”视为最高理想。
他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即道是第一位的。他坚持“道不同，不相为谋。”“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宣称“君子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把“道”看得比维持生命的吃饭赚钱还重要。孔子更有一句名言：“朝闻道，夕死可矣。”（均见《论语》）
但孔子一生求道，却未能识道得道。因为春秋以后，敬畏天道的传统中断，充斥大地的是尔虞我诈，血腥屠杀。孔子为此忧心如焚，奔波求“道”既不可得，便只有在“德”上，在仁、义、礼、智、信上下功夫了。
相传孔子曾向老子求教。老子对“道”有较深的探索，一部《道德经》可分为“道经”和“德经”，而中心都是讲“道”。老子说：“大道泛也，其可左右。万物恃之以生而不辞。”“道者万物之奥”，“衣养万物”，“为天下母”，认为道是万物之源，养育万物。
因此他“惟道是从”。他认为离开“道”，任何最动听的东西，包括德行、圣智、仁义等等，都会无所本，而失去庇荫，迷失方向，导致假冒伪善。老子彷佛专门针对孔子而说：“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均见《道德经》）
不过老子的语言较晦涩。他自己对道，也“惚兮恍兮”、“昏昏然”，有点难以说清。加上汉语中，“道”又是复杂的多义词，所以迄今人们对《道德经》及“道”，仍争论不休。
光明与美德之源
最确切无误又异常深刻地阐明“道”的，是圣经。“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约翰福音》1：1-4、9）
圣经一下使几千年来关于“道”的纷争豁然开朗。中国人常说“天机不可泄露”，这是神秘主义者无法解释天道和生命时的遁词。圣经则明确详尽地将“天机”透露给世人了：
首先，“道就是神”，是三位一体的神，道就是上帝，就是耶稣，就是圣灵。其次，这道是生命之源，造物之主。同时，这道是光明之源，也是人的一切美德之源。
显然，离开道，德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甚至成了“残暴的狼”身上披着的“羊皮”（参见《马太福音》7：15）。“道”既是人和万物的生命本源，因此所涉及的，是人的生命的由来、方向、目的、信仰、道路。
而“德”，则指人在社会中，生活和行为的准则和规范，包含内心（善恶、是非等），和外表（行为、礼仪等）两方面。
一个人要是连生命由来、终极去向这些真理都不明确或不正确，他有何是非善恶可言呢？即使能“分别善恶”，又有什么用呢？外在表现再好有什么意义呢？就如走路越快，如果方向错了，只会离目的越远。
其实，圣经一开始就写明：人背离了神（道），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从此堕落了，成为罪人。可见，离开“道”而求“德”，舍本逐末，根本错了，“道德滑坡”是必然。
一切品德教育旨在扬善克恶，即克服种种无德、缺德、无情无义的罪恶。但正如圣经揭露，人背离神而堕落后，内心充满诡诈，“装满了各样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或作阴毒）；满心是嫉妒，凶杀，争竞，诡诈，毒恨。又是谗毁的，背后说人的，怨恨神的，侮慢人的，狂傲的，自夸的，捏造恶事的，违背父母的，无知的，背约的，无亲情的，不怜悯人的。”（《罗马书》1：29-31）
这些罪深入骨髓，人靠自己的力量，是不可能消除的。而历世历代的立德驱罪方案，不管体系多么完备、设想多么美好，都是人的设计。而设计者作为人，都是罪人。罪人离开了神，无论如何不可能使自己脱离恶的深渊，正如人不能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万丈深渊，病入膏肓的人无法自我康复一样。
俄国作家陀斯妥耶夫斯基说过：假若没有神，我还有什么坏事不能做呢？即使下决心从善，也无能为力，正如保罗所说：“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作；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作。”（《罗马书》7：18-19）
试想那些大力推行品德教育却脱离神道的人，本身有几个真正实行了自己倡导的仁义道德，堪称道德楷模的呢？他们既救不了自己，又怎能寄望来救人济世、治国平天下呢？
只有神道之光，才能驱逐黑暗。只有道的江河之水，才能荡涤我们的污垢，使我们脱离无德、缺德的罪恶境地。
“信”与“爱”，重中之重
“道”是重要的，没有道就没有一切。但这决不是说“德”可有可无。相反，圣经非常重视德，反复教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提摩太后书》2：22）。“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作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摩太后书》2：21）圣经亦明确地说：“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希伯来书》12：14）
道是生命之光，美善之源。要能使罪人称义成圣，关键在于能否将我们的生命，与圣洁的神（道）密切连结。这其中最重要的事，是“信”和“爱”──信神和爱神爱人。这也是提升品德的关键。
“信”好像一个管道，使我们的生命接通神的江河之水，从而获得生命活水和圣洁的德的活水；“爱”，则是江河本身，也是圣洁的品德本身，是所有品德和生命活水中，最根本、最重要的质量。这也是滴水归入大海从而生命永不枯竭，有限的人生进入无限的奥秘所在。
上帝创世时，本已将圣洁的灵安放于人的心中，只是由于人在撒但（蛇）的引诱下背叛神，罪恶才进入了人，人也就无义可言，无德可行了。
神爱世人，派他的独生子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人间，以十字架上受难担当了人的罪，实行赦免救赎。他用宝血洗清人的罪，使一切信他的人能脱离魔鬼，而得救、重生、称义、成圣，“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翰福音》3：16）
因此圣经说：“因信真道，又被圣灵感动成为圣洁，能以得救。”（《帖撒罗尼迦后书》2：13）“信”，是称义成圣的决定性条件。
信神不是像信某一科学公式那样，冷冰冰、纯“客观”地信，而是燃烧着心灵渴慕和喜悦激情的信。这就涉及了爱，即爱神、爱人。
圣经《哥林多前书》13：13说：“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耶稣说“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马太福音》22：37-40）（）
耶稣对门徒极少发号施令，唯独在爱的问题上，他发出了命令：“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约翰福音》13：34）《约翰一书》4：21“爱神的，也当爱弟兄”，《彼得后书》1：7 “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
因此，爱神爱人，是提升品德的第一要旨。
如何实践于生命？
“信”和“爱”之于我们既如此重要，那么如何实践到我们的生命之中呢？
信与爱都不是盲目的迷信或痴情。要信神爱神，首先，必须认识神。“认识你独一的真神”（《约翰福音》17：3），即认识上帝是创世造人的唯一的又真又活的神。除了三位一体的神之外，再不可能有别的神存在。其他所谓“神”，或只是先知，或是偶像，或是魔鬼的伪装和变相。
要认识神，还须时时学习圣经，了解神的话语，领悟神的旨意；经常向神祷告，与神沟通，时时亲近神。“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雅各布书》4：8）这样信和爱就有牢固的基础。
第二，要把信与爱始终聚焦于耶稣基督。“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乃是因信耶稣基督……”（《加拉太书》2：16）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约翰福音》14：6）不借着耶稣，一切品德的提升也都无从谈起。
第三，不断体验神的公义、圣洁等品德特性。特别要怀着感恩的情怀，时时感悟耶稣十架受难的伟大恩典，学习和仿效神的大爱。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得到一样免费的东西，不论一盒饭、一本书，甚至一杯水，都往往喜不自胜，要说声“谢谢”﹗那么，面对神不但白白地将生命赐给我们，而且当我们背叛、堕落时，仍然那样爱我们，甚至为救我们脱离罪恶而牺牲他的独生子，使我们“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地称义”（《罗马书》3：24），我们怎能不对神满怀感恩之心？怎么会没有千条、万条理由渴望倾听神的话语，了解神的心意，乐意遵行神的旨意，认罪悔改，并效法神成为慈爱、公义、圣洁的呢？“那召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彼得前书》1：15）
“神就是爱。”（《约翰一书》4：8）在《哥林多前书》13：4-8对此有着经典描述。这种爱不同于狭义的人间情爱，也不是功利之爱，而是与仁慈、谦卑、宽容、温柔、无私、忍耐、良善、信实紧密结合的属天之爱。
天地会废除，这样的爱“永不止息”（《哥林多前书》13：8）。圣经称这种爱是“最妙的道”（《哥林多前书》12：31），这样的爱是基督之爱，圣洁的化身。效法这样的爱，就能抵抗各种邪恶，逐渐接近最高的品德境界。
历史的两面镜子
20世纪初的中国，有件事发人深省：先后成立的国共两党，其创始人孙中山和陈独秀，不约而同地都认定，改造中国必先革心，而革心有赖于基督教和耶稣精神。孙中山提出：“建国之基，当发端于心理”（注1），故须以基督之“神道而入治道”（注2）、“以耶稣之心为心”（注3）。
他还宣告，他一家都是基督徒，临终留下遗训：“我是基督徒，与魔鬼奋斗了40年，尔等亦当如是奋斗，更当信上帝。”“我死了也要人知道我是一个基督徒。”（注4）
陈独秀并非信徒，但他也盛赞耶稣是“贫穷者的福音”，是“爱的号角”，是西方文明的“主动力”。他说：“基督教的问题，是中国社会上应该研究的重要问题”，主张用耶稣精神改造中国社会的冷酷和黑暗，来补救中国文化“缺少美的、宗教的纯情感”（注5）。
但陈独秀的这一思想，后来被否定了。与神道的隔绝，也就预示着美善的道德失却了源头。这是一面中国历史的镜子。
另一面镜子是，基督教成为西方国家的立国之本，因此，西方文明被称为基督教文明。认识基督信仰是真正认识西方社会和西方文明的根本。基督信仰在社会生活和政治思想各个层面上影响西方社会，从而成为其文明的基础。平等、自由、法治、选举、权力制衡和监督等政治观念和体制，都来自基督教和基督精神。
从心灵和道德层面上言，基督信仰是西方社会的精神支柱，引领人们去明确生命的意义，是人们心灵最稳固的家园，亦为社会提供了无限的道德资源和共同的价值标准。
以美国为例，据盖洛普组织调查，过去50年中，美国人相信上帝的比率，从未低于90％。1996高达96%。
美国著名社会学家纽豪斯说：“关于美国的一个最基本的事实是，在美国人自己的概念中，他们大多数都是基督徒。他们和许多非基督徒都认为，美国社会的道德基础是犹太──基督教道德”。
而“正是由于存在这样一种强大的宗教道德基础，美国才得以在各种背景的移民及其后裔组成的社会里，形成自己的价值观和凝聚力……”
事实上，许多美国人感到自豪和骄傲的，并非美国在物质方面的强大，而是他们丰富坚实的精神信仰。”这种信仰的力量，“发挥着抵制邪恶、维护伦理、呼吁良知、凝聚社会的作用”。
美国政治学家肯尼思，则把教会称为“公民美德的孵化器”（注6）。
当然，美国社会也流行各种邪恶，但这正是背离基督神道的结果。然而平心而论，美国人的道德面貌和社会公德，总体是良好的。
特别引人深思的是，中国的许多道德理想，如助人为乐、诚信待人、谦让宽容、好事不留名、文明礼貌等等，大张旗鼓地推行多年，却收效甚微，但在美国却成为普遍风尚，虽然美国从不宣传这些。
我对此曾百思不得其解。后来亲身接触基督徒和教会，才了解是基督神道在潜移默化，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可见，是信与爱，引导人们逐渐接近圣洁，接近天国。
注：
- 《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76页。
- 《中国基督教史纲》，264页。
- 《孙中山自历明证》，张亦镜编，上海美华浸会印书局，7页。
- 《基督教与中国人》，《新青年》第7卷第3号。
- 参见《当代美国宗教》，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
作者来自四川重庆，西洋文学教授，现住华盛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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