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甸聊天：从YMCA到OC

基甸聊天：从YMCA到OC

基甸聊天2016/1/2

主持：基甸

文字记录：闲云和大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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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mca

大家好。我是基甸。今天是2016年1月2号。基甸聊天祝大家新年蒙福。

在离我们家很近的一个地方，有一个场所，美国人叫做“Y”，我也常常去，因为经常带儿子去游泳，去打球，有的时候也有一些社区的活动。这个地方为什么叫Y呢，因为它原来叫“YMCA”，大家也可能听过YMCA的歌，YMCA是什么？它是一个缩写，全称叫“基督教青年会”（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或“基督教男青年会”。今天的Y被称为Y，确实它也跟基督教没有什么关系了。美国的这些Y，你看上去就跟一般外面的那些健身房、健身中心差不多，跟基督教信仰已经没有什么关系。这也许也是美国社会世俗化的一个表现。

但是历史上的YMCA，基督教青年会或者简称“青年会”，开始的时候完全是一个基督教的宣教机构，而且是做学生福音工作的一个机构。最近读了一本书，是台湾的郭明璋牧师写的《学生福音运动在中国》。读了以后对普世的学生福音运动，也对学生福音运动在中国的这部分历史，有了更好的认识和了解。

大家知道，在19世纪初，在英国和美国，都有福音运动。英国的“奋兴运动”，有怀特腓（George Whitefield），在美国有所谓的“大觉醒”的运动，有爱德华滋（Jonathan Edwards），等等。这是历史上基督教福音派的兴起。在这样的背景下，1844年在英国，乔治·威廉斯（George Williams ）创立了基督教青年会/YMCA。1865年慕迪（Dwight L. Moody）加入基督教青年会。1888年基督教男青年会、女青年会和一些对宣教有负担的神学生联合组成了“学生立志海外传道团”。1892年魏夏德（Luther Wishard ）创立了“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这个同盟中就包括了中国。1895年，青年会进入中国。1920年代，基督教青年会在中国是在170多间大学中都有，在30多个中国的城市里都有基督教青年会。我们今天在一些城市，包括成都、上海，也都能找到YMCA当年的旧址。

与此同时，在1840-1850年代，在英国剑桥，有一些基督徒学生成立了“剑桥大学教会差传联合会“，这里面就包括著名的”剑桥七杰“。1928年，这个组织发展成为大学校际团契（Inter-Varsity）。今天在美国的大学里面，做学生福音工作的两个最大的机构，一个是学园传道会（Cru），另一个就是大学校际团契。

Inter-Varsity1930-1940年代进入美国，也进到加拿大。那个时候又成立了“国际学生福音团契“（IFES）。19世纪末，戴德生（Hudson Taylor）等传教士进入中国。1865年他们创办了中国内地会。1885年被内地会差派到中国的剑桥七杰，曾经受到戴德生很大的影响。作为这一波福音运动结的果子，1910年在校园成立了”中华学生立志传道团“，这个组织的领导人叫丁立美（我的朋友一乐弟兄是丁立美的后代）。1930年代在中国，出现了一批奋兴布道家。Inter-Varsity和国际学生福音团契在中国，在抗战期间继续发展，1945年成立”学生联合会“，简称”学联会“。

所以，YMCA/青年会和学生联合会，在中国是学生福音运动的两大支派。青年会有的时候也被称为“学运“，是学生运动，但不是政治性的，而是福音性的。

一个学运，一个学联，这两只学生福音运动的主力，他们做事的理念是不一样的。青年会很注重服务社会。1920年代，就有晏阳初的平民教育，这是非常有名的。晏阳初是去服侍那些苦力，服侍在欧洲的华工，教平民认字。他跟陶行知、胡适、朱经农等人，都是在政府支持的平民教育的机构做事。青年会不但服务社会，也积极回应新文化运动和反帝爱国运动的冲击。1920年，徐宝谦成立了“北京证道团“。在证道团里，有很多学者，包括刘廷芳、吴雷川、赵紫宸、吴耀宗，等等。他们出版了《生命》月刊，后来还出版《天风》周刊。他们也邀请社会上的名人，一起来办研讨会。参加这些研讨会的人甚至包括蔡元培、李大钊、胡适等。所以青年会是特别注重所谓的”人格救国“，他们强调要发展学生的健康人格，从”德、智、体、群“这四个方面来做，这是青年会的做法。他们很显然是非常强调基督徒的文化使命。但是在另一方面，因着对文化使命、社会福音的注重，他们的神学是偏向自由派的，他们也强调本土化、强调要”三自“（”自养、自治、自传“），等等。这样做的时候，有时跟政治就不太容易有很好的切割。1920年代末，像胡适、孔祥熙、戴季陶、蒋介石等等政治人物，都担任过青年会的讲员。抗战时期，青年会参与救亡运动，政治立场就有些左倾，后来被左派的政治势力渗透。青年会/学运这边的一些领袖，像吴耀宗，到了1949年以后，就加入了三自教会，成为三自教会的领袖。

在学联这边，学联是受英美系的Inter-Varsity的影响，也受内地会的影响。后来一些中国本土的奋兴布道家，像宋尚节、倪柝声、计志文、王明道，都曾经参与过学联会的学生工作。后来的学联会的领导人，叫赵君影，也是一位奋兴布道的牧师。其他还有于力工、贾玉铭等我们今天知道的中国教会历史上的领袖。抗战时期，青年会/学运那边的工作受到阻碍，暂时停止。学联会在后方开始做一些学生工作，反而因为这个缘故，学联会的工作就开展得很多。那个时候丁立美创立、领导的“中华学生立志传道团“，也是英美校园事工的传承。这一支跟青年会完全不一样，特别注重灵命的栽培，注重传福音、布道，学生立志传道团后来影响了1940年代的”西北灵工团“，去新疆、去西北传福音，这里面有今天还健在的边云波老弟兄。所以那个年代，有大批的大学生基督徒献身传道。

学联会这边的神学是趋于保守，基本上是跟宋尚节、倪柝声这些领袖的神学倾向一致，比较基要主义。他们也许会被青年会那一支看成是狂热的、原教旨主义的。1949年以后，学联会这边在中国大陆成为被镇压的对象。但是也就是这一支，成为后来中国家庭教会的种子。很显然，这一支更注重福音使命，比较强调政教分离，但是跟社会、文化也比较隔离。

1950年代，内地会和国际学生福音团契的工作从中国大陆逐渐转至东南亚，包括台湾。这里面很重要的一个人物，叫艾得理（David H. Adeney）。是艾得理鼓励台湾基督徒学生创建了台湾“校园团契“，第一任领袖叫查大卫。后来台湾校园团契又创立了《校园》杂志。在校园这个机构的发展历史上，出现了我们今天可能都听说过的一些领袖，像张明哲、苏恩佩、彭怀冰、吴琨生、饶孝楫、苏文峰，等等。我自己在二十年前刚上网的时候，就认识一些台湾的网络事工的弟兄姐妹，像“信望爱“的陈小小、蔡哲民，”心灵小息“的陈韵琳等。信望爱和心灵小息也是台湾校园团契体系的网络事工。今天你去台北，还能在台大的大门对面看到一个很大的”校园书房“。我也有订《校园》杂志。

校园团契在台湾，一直持守敬虔的传统，但是同时也注重文化使命，摆脱了狭隘的属灵观，逐渐确立了福音派神学的立场。到了1960-1970年代，有很多台湾学生到北美、到海外去留学，台湾校园团契就开始海外的留学生工作，在北美成立了很多的查经班。这些查经班后来就发展成教会，所以这是很多北美华人教会的来历。这也是为什么北美的华人教会、查经班特别注重查经的原因，因为这是来自台湾校园团契的传统，甚至可以回溯到学联会和Inter-Varsity的传承。1980-1990年代，开始有很多的大陆留学生来美国。1989年以后，在美国有很多的大陆背景的留学生和学人开始进入教会，开始信主。1992年，苏文峰牧师蒙召在美国创建了《海外校园》这本杂志，就是专门针对中国大陆背景的知识分子传福音的这样一个杂志，这就是OC海外校园的来历。大家知道我是OC的同工，今天是在海外校园这样一个机构来服侍。

在这个新年的时候，回顾一下学生福音运动在中国的历史，我觉得很有感慨。今天，在美国、在中国，学生福音运动有很多基督徒弟兄姐妹在参与。我们从历史上看到青年会跟学联会这两支，注重文化使命的跟注重福音使命的，各有不同的发展，可以说各自也有局限和问题。但是今天我们都意识到，在基督徒的福音使命和文化使命两者之间，我们需要有一个良好的平衡，不能偏废。我们在这里回顾历史，也是希望也许从历史里面，我们可以学到一些功课，对我们有一些启迪吧。

好，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里，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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