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1942年战争之冬，对欧洲犹太人的迫害与谋杀，早已开始。1月20日来自党卫队和纳粹党以及政府部门的高层代表，在大万湖湖边的一座别墅举行会议。召集这场早餐会议的是莱茵哈德·海德里希——党卫队国家安全部部长。会议日程的名称是：犹太人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
这段开宗明义的旁白出自2023年6月在国内上映的电影《万湖会议》（The Conference）。影片还原了历史中那场骇人听闻的“万湖会议”，会议讨论了关于纳粹对犹太人屠杀高度细化的分工。全片没有出现任何屠杀犹太人的血腥场面，却看得让人毛骨悚然。
8位博士参与的邪恶会议
万湖是位于柏林郊区的一个别墅区，也是著名的旅游度假胜地，风景旖旎；然而，许多人知道它是从“万湖会议”开始的。这个会议由艾希曼和海德里希筹备，于1942年1月20日召开。与会的15名纳粹高官，无一不是德国的精英分子。 其中，有博士学历的就有8人。15个人坐在会议室里，热切地讨论1100万人的清除计划。
谈论犹太人的解决方案时，高官们并没有显露出一副汹涌险恶、面目狰狞的样子，反倒是个个服装笔挺，喝着美酒、咖啡，听着艾希曼等人讲述清除计划的详情。
虽然希特勒并未出席会议，但显然会议的核心主旨就是彻底贯彻希特勒主张对犹太人的清除思想。会议发起者海德里希声称，现在时机已经成熟，要为犹太人问题制定一个终极的解决方案。“我们的子孙后代不会具备这样的行动力，也不具备这种直觉上的清醒，因此今天我们肩负重任前行，以期留给未来后代蓬勃发展和幸福安宁。”
外交部副部长马丁·卢瑟（Martin Luther），也把屠杀犹太人当作给元首献媚的良机：“我认为我们可能不费吹灰之力便可以向元首献上一个没有犹太人的塞尔维亚。”
臭名昭著的“万湖会议”最终通过了驱逐犹太人、强迫犹太人劳动、屠杀犹太老幼病残和妇女等决议，最终目的是要把欧洲的犹太人赶尽杀绝。会议上，海德里希还放话说：“我们现在干的这些买卖不光彩，但会带来雅利安人未来1000年的繁荣和稳定。”
电影中，牧师之子克里辛格（Friedrich Wilhelm Kritzinger）无疑是一个具有颇强讽刺意味的人物。克里辛格当时是帝国总理府常务秘书。长期以来秉持人道主义原则的克里辛格声称自己是牧师之子，所以他一直关心屠杀中面临的道德问题。“我关心的是自己人，最终解决方案会给他们带来精神上的伤害，就是那些年轻的尚未成熟的人，我们曾经也是这样的人，在基辅特别行动中，我们消灭了超过3.3万犹太人，像这样的经历势必会让人变得残暴，好施虐行，导致精神疾病和酗酒。我们希望这些德国士兵能以健康的身心返回故土，成为德国女人的丈夫，德国孩子的父亲。”
另外一幕中，当克里辛格对屠杀感到震惊时，党卫队一级突击队大队长薛恩加特（Karl Eberhard Schöngarth）对克里辛格说：“你自己也曾在战壕里待过。”克里辛格回答说：“我们是朝军人开枪，不是妇女和儿童。我有一个手下，就爱冲小孩开枪，反正他们没了父母也活不下去。他觉着这是为了孩子好。也有道理，你说是不是？”
即便是牧师之子，声称自己有道德感，意识到了某些事情不对劲，但他也只是选择性正义。就如他所说，倘若有哪种毒气可以让犹太人瞬间蒸发，他不会拒而不用。他把犹太人视为蝼蚁、芥籽般微不足道。他的偏袒、狭窄之心，全然暴露了人性邪恶的一面。
当普通人变得邪恶
会议间隙，没去过屠杀现场的克里辛格嗅出了某种不详的预兆，他问一位军官：“东边发生的那些事，听说很多事都失控了。非常残暴，造坑填尸。”
军官冷漠地说：“我把它看作一门手艺，技多不压身，有人手艺好，有人手艺差。”
克里辛格又好奇地问：“你手下这些人怎么受得了呢？日复一日干这个，整村整村地上。”
军官说：“我们会强调这个任务是必要的。”
另外一位军官接着说：“（任务必要之外）其余全靠习惯和喝酒。酒可以模糊白天的印象，只有工作时喝高了我们才会管，因为处于醉酒状态，屠杀时有太多射偏的，那些半死不活的人，半夜会从壕沟里爬出来，我们第二天早上还得再去扫射一遍。”对两位军官的讲述，克里辛格听得不寒而栗。
这番谈话的背后，也让人看到执行屠杀任务的士兵备受良心的谴责拷问。许多人需要酒精以此麻醉不安的良心。参加会议的高官们也谈到，有越来越多的人因为在东欧参与屠杀犹太人的痛苦经历，患上了精神疾病。
这也让我们看到一个发人深省的教训：极端的邪恶有可能发生在数百万非常普通的人身上。绝大多数的杀戮是由普通人实施的。邪恶的怪物是存在的，但这样的人很少，不会构成真正的危胁。更危险的是那些普通人，那些不加质疑就相信并采取行动的人。
大多数人会指责现代武器的威力，尤其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但武器本身显然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真正的恶者是人，没有人能否认希特勒、海因里希·希姆莱和他们的邪恶集团，特别是他们对犹太人的恶毒仇恨。然而，把邪恶只局限在某些人身上，就会陷入一种误区，把它看作是一种失常，一种例外，一种远离我们的罪，或者只是看作发生在过去的事情。当我们这样想，就忽略了邪恶无处不在的事实。
波兰裔著名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就是一位犹太人，他的妻子是奥斯维辛集中营的一名幸存者。在他的权威著作《现代性与大屠杀》中，鲍曼直言不讳地面对了人性的邪恶。他认为，大屠杀并不是一种反常现象，而是源于邪恶的人性。我们不能把它当作过去的事情而放心地不予理会，同样的邪恶，今天与我们同在。邪恶不个别人的专利，邪恶就发生在千千万万的普通人身上。大屠杀是犹太人或德国人的悲剧，但它也远不止如此。它是整个现代人类文明世界的灾难，至今对我们仍有教训和挑战。
按传统的道德观念来看，那些参与屠杀的人非大奸大恶之徒，其实都是普通人。而普通人也会作恶犯罪，与圣经对人性败坏的观点不谋而合。圣经对人类境况的诊断是：“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耶利米书》17:9）被过誉的人类良善之本性需要重新在圣经的诠释中被认识。人人皆是罪人，所以人人都有作恶的可能。
虽然，电影讲述的屠杀方案给人带来不适之感，但也要提醒自己，我也在罪人之列。参加会议的人声称雅利安人作为人的优越性，却忘记了人天生赤裸裸的罪性，他们的行为便证明了罪与邪恶的真实性。
电影中，薛恩加特对这场会议讽刺道：“感觉像战友聚会，到最后聊的都是谁的权力大。”这句话，真是一语中的。往往权力的试探，能让人回到人最真实的堕落状态。当人沉迷于对权力的诱人欲望，以至于正常的判断不再适用于他们。于是犹太人的命运掌握在一群变态杀人犯手里。
天道与人道
当纳粹的邪恶力量四处蔓延时，当时德国教会的信仰根基发生了剧烈摇动，不少德国教会陷入纳粹的操控危机，陷入与邪恶为伍的行列中。也许我们会想，人里面所存的良知，会帮助自己胜过邪恶的试探。但保罗不会这么想，他回首往事，发现自己没有行善的力量。“因为我所作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愿意的，我并不作；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罗马书》7:15）当他苦苦挣扎于自己活不出良善的生命时，神的恩典临到了他。“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参《罗马书》7:25)
保罗的言外之意是，罪仿佛有地心引力一般，不断地诱惑人去犯罪，而我们却没有抵抗的力量，不让自己坠入邪恶的深渊。人类就像涸辙之鲋，需要拯救，但我们不能抓着自己的鱼鳍，让自己回到自由之海里。保罗告诉我们，当人真正愿意委身我们之外的力量耶稣基督时，就会胜过邪恶的试探。勒尚邦村（Le Chambon）的故事便是一个强有力的见证。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几千名外国和法国犹太人逃到勒尚邦村。这个村庄里的法国新教徒的小群体因拯救了数千名犹太人而闻名。他们热情地向陌生人开放家园、学校和教堂，使勒尚邦村成为犹太人在欧洲最安全之地。他们承认并重视客人的犹太身份，理解他们需要保护。他们把任何迫切需要帮助的人定义为邻舍。当警察要求教会的安德烈·特罗克姆（André Trocmé）牧师告发犹太人时，特罗克姆回答说：“我们不知道犹太人是什么，我们只认识人。”他的回答发人深省。如果把犹太人视为神圣的受造，就会避免把人物化的悲哀，酿成人类相互吞噬毁灭的惨剧。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邪恶现实给特罗克姆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记忆，1934年，当他来到勒尚邦担任牧师时，他遵行耶稣的教导，成了一名坚定的和平主义者。后来，包括特罗克姆牧师在内的 40名勒尚邦村村民被以色列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列为“国际义人”。（参考https://forward.com/culture/140125/protestant-french-village-that-resisted-vichy/）
特罗克姆牧师拥抱犹太人的行动和思想根植于他对耶稣基督的委身与跟随，面对邪恶他也有惧怕，然而，真理之光使他有了行善的力量。这也提醒我们，无论何时面对邪恶，我们需要承认自己内心的邪恶，并勇敢地依靠神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
对基督徒来说，令人欣慰的是，当天道深深地扎根在我们心里，就会有力量活出真正的人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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