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在论语里我们病了–文/一禾（图片来源网络）
近日读杨伯峻译注的《论语》，颇有动心处。忽念及，如果在孔子身边，我们生病了，会怎样呢？
《论语》里，有这样三则与疾病相关的故事∶
伯牛病了
第一则，孔子的学生伯牛病了，孔子去探望，从窗户里握著他的手说∶“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翻译成白话文就是∶“要死了，这是命啊！这样的人竟然得了这种病！？这样的人竟然得了这种病！？”
孔子接连感叹两句，也算是悲愤了。然而，没有下文。除了感慨，无复言。这话，就这样空荡荡地飘在中国的上空两千多年，没人应声作答。
从孔子这句面对疾病与死亡的无力与无奈开始，对于我，孔子生动起来。
我想，爲什麽孔子从窗户伸进去握手而不进屋呢？难道伯牛是患了“非典”之类的传染病吗？在其它版本的注解里，果然有书蠹猜测，伯牛是患了传染病。康有爲则在注解中说∶“言伯牛有德，不应有恶疾，而竟有之。”什麽是命运？命运其实就是一个字—“竟”。这个字，就是命运的黑色大纛。
李泽厚在《论语今读》里发挥道∶“此章足见孔子远非教主或神仙，幷不能使盲者明、病者起，而只能慨叹命运的无据。”。在李泽厚眼里，此乃“尽人事而听天命”，吾儒之悲怆情怀与苦难意识即在此节。
顔回短命
如果说，伯牛之疾，让孔子可以带著旁观者的姿态感慨两句，那麽等到孔子最心爱的学生顔回短命、三十而亡的时候，孔子颇有点綳不住劲了。
“回也，视予犹父也”，顔回把孔子当作父亲，孔子也把这个学生当作儿子，喜爱之情在《论语》中多处可见。某次，孔子被困，顔回来晚了，孔子说，我以爲你死了。顔回答，老师在，“回何敢死”！这份感情，足见其深。
因此当顔回早亡，孔子又接连感慨了两句一模一样的话∶“天丧予！天丧予”—老天爷啊，你不让我活了！老天爷啊，你不让我活了！其悲伤程度，远超出了对伯牛之疾的慨叹。
而且，孔子也顾不得遵循中庸之道了，伤心得大哭。身边的人劝他不要太过悲伤，孔子回答∶“我不爲他悲痛，我还爲谁悲痛呢！”真乃性情中人。
“知者乐，仁者寿。”顔回近乎仁，却早夭。唉，仁者爲何无寿？孔子甚至感慨说，顔回一死，世间再无好学之人！可见顔回之死，给予孔子的打击是多方位的，既是亲同父子的情殇，又让孔子一心建立的仁义之学露出解决不了的终极破绽。同时，这一学说还失去了最能传承衣鉢的弟子。
孔子重病
轮到孔子自己重病的时候，子路请求祈祷。孔子问∶“这麽做有依据吗”？子路答，书上有过向天地神灵祷告的记载。孔子回答∶“我早就祷告过了”。
有基督教学者认爲，这表明孔子也向神祷告。不过，朱熹的注解说，孔子没有直接拒绝子路，但其实意思是说，没有什麽事需要祷告。李泽厚则就此继续阐发他对中国实用理性、乐感文化的推崇∶儒学遭遇人力之极限而失败，无怨无悔，幷不希翼神意与奇迹，这才真正保持了人的尊严。这种尊严的代价是，儒者对人生境遇的偶然性只好硬起心来，生生承受。不能多想，不敢多问；问是不明智的，不达观的，因爲无解。
孔门学说因爲这三起疾病事件，从一开始就带著这一文化最优秀的传承者，也不免穷苦病困以至于短命的心理压力（这是渗入文化孕育期的先天性格因子）。于是，“命”这一概念，作爲儒学一脉无法拒绝、必须引入的救济品出现了，从此游荡在华夏大地。
道、法和佛
道家、法家和佛教，都不同程度地看到了人心需求的市场空间，企图在儒家停步的地方发问幷回答。庄子在妻子死去时鼓盆而歌，“天地与我幷生，万物与我爲一”，这对人的智力要求不可谓不高。儒家显然没做到，因此在庄子眼里“小儒不能通大道”。
法家，一方面抱著避死就活、不计手段的彻底功利主义；一方面用“我命由我不由天”给自己打鶏血，直到最後在饿死3千万中国人的哀鸿遍野中高唱“人定胜天”。
佛家来到中土，看出与其扬汤止沸，不若釜底抽薪，于是采取消解根本的态度，衆生皆苦，脱离轮回才有希望。而各人造化、根器不同，各人自修自证，我的慈悲解不了你的业力。
复活盼望
究竟到哪里，可寻找那双，使我们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们在可安歇的水边，使我们的灵魂苏醒，引导我们走义路的手，让我们虽然行过死阴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爲有来自他的安慰？（参《诗篇》23∶2-4）
在病痛中，当我们智力上的骄傲掩盖不住生存上的脆弱时，我们可以自问∶这时候我们需要的是一堆道理、一张IQ的测验成绩单，还是一位至高至善的全能者，来到我们身边“哭了”（参《约翰福音》11∶35）？他陪我们一同哀伤，但他同时应许复活的盼望（参《约翰福音》11∶25等）。
“子食于有丧者之侧，未尝饱也。子于是日哭，则不歌。”孔子在死者家人旁边吃饭，从不吃饱。孔子在这一天哭泣过，就不再唱歌。孔子的人伦之理中，尚不乏人性本有的温暖（人力也仅能如此了），而孔门後学则多志大心硬之辈。或许，这就是晚明的利玛窦与徐光啓，一个要通儒、一个要补儒的交流基础吧。
作者来自北京 现在神学院进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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