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悔改还是遗忘？ –文／石衡潭
如何面对苦难，最能显示出一个民族的性情与特徵。1942年，河南300万人死於饥饿。可没有几个河南人知道这事。绝大多数人选择了遗忘。直到作家刘震云在当年亲历此难的《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Theodore H. White）所写报导和书籍的説明下把这段历史钩沉出来，再後来冯小刚导演以日般的形式将之展现于银幕时，人们才粗略地知晓此事。
中国是一个重视记忆的民族，可为什麽唯独对苦难却讳莫如深，不愿回顾呢？我想，这也许是民族疗伤自愈的一种方式吧？可是不通过反省与反思，又如何能知道伤在何处？痛在哪里？根源是什麽？又怎能够避免再遭灭顶之灾呢？
冷漠与无视
遗忘在苦难发生之时表现为冷漠与无视。
电影中蒋鼎文所代表的军方，不仅不体恤3000万民众的饥肠辘辘，还要雪上加霜，徵收3000万斤军粮。地方官吏也都只顾部门利益，更不必说那些借机发国难财的人了。李培基是官员中比较忠厚有良心的，但因著周遭的气氛和自身的软弱也不敢开口面陈真相。这是岸上之人的态度。
那麽，处於苦难之中的人们呢？老东家粮食满仓，却不愿赈济；少东家趁火打劫，要强奸前来借点粮食的花枝。最令人震惊的是∶一个国军士兵把前来讨要毛驴的瞎鹿，不假思索地将他的头拍到滚烫的热锅里。人与驴在他眼中根本都无所区别，这是对生命的亵渎！
冷漠与无视源於自私与狭隘。人人只顾自己，只看到眼前，更不用提别人的生死、国家与民族的兴亡，以及灵魂与死後了。佃户瞎鹿不救身受重创的少东家反而咒他去死，以泄私愤，毫无宽恕与怜悯；逃亡路上，伙夫老马借著“难民巡回法庭”来搜刮钱财，鱼肉百姓，一点也不手软；而遇到更强的，他又只有俯首听命，不敢多言。不管士兵百姓，河南陕西，家乡路途，到处都是遵循丛林法则∶弱肉强食。自己刚刚被欺负，转身又去欺负比自己更弱的人。
在这场苦难中，中国人表现出的仅有一点点的善良，依旧产生在自私的底色上。所有卑微的生存和幸福，也都建构在自私的比较和互相嫉妒上。原小说作者和编剧刘震云讲了在灾难後流传的这样一个故事∶逃荒路上，老张要饿死了，他没有去想中国政府、日本人和整个世界，而是想到了3天前饿死的好朋友老李。他说∶“我比老李多活3天，我值了。”
苦难的来源
在深重的苦难面前，每个人关心的是自己如何活下去？如何比别人多活几天？而不是去思考苦难为什麽而来？怎样才能止住？
真正关注中国人的苦难并愿意前来救助的，是美国记者白修德等人。白修德奋不顾身前往灾区调查与记录真相，又多方努力报告给最高元首，并且通过报刊告知广大民众，促使政府对河南灾民予以救济。当然，在现实中，他有英国同行的支持，也得到了神父们的帮助。
在中国人中，惟一的亮点是年轻神父安西满。在危难之际，他立志要做中国的摩西，把自己的同胞带到安全福乐之地。一路上，他不辞劳苦抚慰濒死者，传福音给活著的人。“离家已有一月整，受冻受饿加上生病。梁东家本是富贵人，没想到死在路途中。死得屈来死的冤，都怪你心中无信念。该放下时就放下，上帝就在你面前。”
他是在中国影视中第一次作为正面形象出现的基督教神职人员。遗憾的是，编导者并不真正相信上帝，这位神父也只是他们所理解的投射。当他目睹了太多的苦难与死亡後，他自己的信仰也产生了动摇，他没再坚守岗位，而是跑回教堂疗伤。他问外国神父∶“这一切都是上帝干的吗？”外国神父说“是魔鬼干的”。他进而再问∶“如果上帝打不过魔鬼，我们信他干嘛？”接著他还说，“魔鬼入了我的心。”
这其实也是编导所理解的信仰∶信仰一定是在现实中发生实际功用的。用普通人的话来说就是∶上帝一定是灵的，灵验的。若不灵验，那就不是上帝，那就没有上帝。小安神父的话仿佛是编导在替中国人代言∶上帝不能胜过魔鬼，不能止息苦难，中国人何必信他呢？
遗忘与悔改
可是，果真如此吗？非也。苦难之所以发生，主要确实如安神父所言是魔鬼入了人的心，人心中的罪恶发出造成了苦难。就是说∶许多苦难的根源是人自身的罪。当然，上帝也允许了苦难的发生。这不是说上帝不爱中国人，而是上帝要拯救中国人的灵魂，要叫中国人悔改。
当年，上帝面对屡次顽梗悖逆他的以色列人，采用了使他们亡国流离的严厉手段，最後他们哭泣悔改。於是，上帝的慈爱重新临到他们∶ “我使被掳之人归回的时候，他们在犹大地和其中的城邑必再这样说∶‘公义的居所啊，圣山哪，愿耶和华赐福给你！’犹大和属犹大城邑的人，农夫和放羊的人，要一同住在其中。疲乏的人，我使他饱饫；愁烦的人，我使他知足。” （《耶利米书》31∶23-25）
中国人的问题在於∶固执於自己的无辜，看不到苦难的实质是自身的罪，反而责怪上帝坐视不管。
从老东家个人的遭际之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上帝的心意──要他认罪悔改。当他生命的最重要的财富、土地以及儿孙一一失去的时候，他的道路全断了，希望全没了，只有死路一条了。当他看到那个在母亲尸体前哭泣的无依无靠的小女孩时，他内心的责任感重新被唤起，他的生命力也开始恢复，於是，他带上小女孩顽强地活了下来。这是中国式的生存，但不是真正意义的救赎。编导能够做到这一步──突破血缘家庭观念，已经非常不容易了。但是，他与主人公一样，都还没有接受那永恒的恩典──上帝之子及其救赎。
面对苦难，中国人所选择的是以幽默来自嘲，而更多的是遗忘，彻底的遗忘。如此一来，苦难就失去了意义，成为了徒然。一切又重新开始，进入历史的回圈。
片末，响起了小敏作词的赞美诗《生命的河》∶“生命的河、喜乐的河，缓缓流进我的心窝。我要唱那一首歌，唱一首天上的歌。头上的乌云，心底的忧伤，全都洒落。”分明是熟悉的歌词，却谱上了不熟悉的旋律，一下子真还没有听出来。可不管怎样，但愿这是新一代中国人真诚的感受与呼唤。
作者湖南长沙人，北京大学哲学博士，美国伯克利访问学者，现住北京。
本文选自《海外校园》118期
海外校园 > 第一一八期（2013-04） 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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