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名字应该叫自由

 

文╱江登兴

 

有时在清晨祈祷后，到人民大学的跑道上散步，享受明媚的阳光，然后跑上几圈。

“人生而在枷锁中，但无往不在为自由而抗争。”这是我在近来散步的心得。与鲁索的结论刚好想反（鲁索说：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中，编注）。

想起这以往的十几年，从上大学到现在，如果要我做一个总结的话，那么我的回答只有四个字：“追逐自由！”

 

掌握资源的体制

 

进入大学的时候，市场经济已经在这座海边城市迅猛涨潮。

就如大海的辽阔带来自由，市场无边无际，也应当是有益于增进自由的。

然而，大学围墙之内，我们却削尖脑袋往体制里钻。

大一期间，我加入过不下数十个学生团体，从学生会、自律会到诗社。所有这些团体，都受学校共青团支部和学生处的领导。

加入这些团体的目的很简单，那就是，它们是学校的权力体制所设立的。如果能够在这些团体里得到提拔和青睐，那么将来就业就会有好前途（90年代中期，高校的权力体制，还相当程度上掌管着就业分配）。

于是，对于许多学生，大学变成了取悦体制、争取好前程，而不是如何学习、进取、自由地参与就业竞争之处。这是有可能取悦体制的学生们的第一选择。学习、增长才干，那是其次的。

我当然也拥有一点进入体制的可能性。我的身分是班级的副班长，还是系里面的一个什么委员。另外，我跻身学校的各个学生团体，等着同系高年级的学生干部，把位置传承给我这师弟。肥缺可不能流了外系，那是系领导非常关心的。

在体制里面钻营，讨好是少不了的。记得刚入学校，本系与外系有一场球赛，我作为新生里的学生干部，与系书记一同观战。我不时想就战况评说两句，但总是觉得很不自然，陷入失语。那是一个失去独立自我、想巴结别人却不得其门而入的少年人的窘境。

而从事政工的领导，也较少把学生当作有独立人格、自由思想的个体来看待。系书记曾在毕业晚会上总结：“这三年来你们都是好孩子。”学生干部们点头称是。

我想在这里反省的是，当初我是多么的有愧于自由的原则——其一是向下对同学专制训政，其二向上是对领导巴结讨好！

 

对同学专制训政

 

学校的课程无比枯燥，老师在课上多是照本宣科。而我作为点名班长，每节课必须在场。身为这个体制里的积极分子，我被委托以权力，这个权力与那些藐视体制的同学们，产生了紧张的关系。当他们以迟到挑战这个体制的权威的时候，我祭出的是“申韩之法势”（申韩，法家的代表人物之一，编注）。我们班级有31个人，我曾经一节课点了17个迟到。我代表一个体制与同学对抗。

又有一次，我与五个同学一起迟到了。我在课后走上讲台，宣布本节课只有我一个人迟到，因为我迟到了，没有资格点其它人的名。

专制不仅需要铁腕，还要“先克己，后克人”。

求学期间的最后一次游泳，我终生难忘。黄昏时分来到海边，朝着满潮后海中的一座养殖场游过去，那一次差点淹死。

后来晚上喝酒，三年来被我压制的同学，可能想来“整”我一下，过来劝酒。趁着酒劲，加上从大海里死里逃生的猛劲，我朝劝酒的同学一把狠狠推去，把他摔倒在地上……

对不起了！我的同学们！你们看到这篇文章时，也接受我的道歉吧！

 

对领导巴结讨好

 

体制里的钻营，极大地扭曲和异化了我少年的生命。那时生活中充满了紧张和痛苦，但却不知道原因，现在我知道了，那痛苦是出于对良知的压抑。

当时流行给老师送礼，有的老师甚至以让同学补考的手段，迫使同学送礼。为此，甚至评出59.99分令人大跌眼镜的成绩。

系主任是我尊重的长者，也是我家乡的远房亲戚。然而，主任照顾我，是因为我的家贫穷。当时新加坡有一个洪文发先生，设立了一个奖学金，评上的贫困学生，一年可以得到两千多块钱的资助。每个学校一年一名，各个系轮流。我入学的时候，轮到了我系，那一年这个奖学金安排给了我。我家虽穷，但是我的成绩不好，是不太有资格得这个奖的。因此我的心中就很挣扎，觉得不应当接受这个奖，但是最后还是接受了。

每年春节返乡，父母就会准备很多土特产，要我送给主任。每当大包小包打起来的时候，我就觉得痛苦和屈辱。因为那时我不仅读毛泽东，还读丘吉尔和罗斯福。一种来自西方的骑士精神开始在我心里升腾，然而，这个骑士却要拎着大包小包，回学校去送礼。

此际，我的人格是分裂的，介于骑士与中国传统的奴才哲学之间。

我们没钱，又要讨好系主任，于是有一次，我与一个同乡学长，居然想出办法来，就是带上菜，到系主任家吃饭。结果系主任哪里看得上我们这些小菜，自己备了一大桌丰盛筵席，款待我们这俩个小老乡。

现在想起来，其实系主任并不看重我的这些礼物。问题出在我和父母身上，是我们坚持了一种送礼哲学。多年后，父亲病逝，系主任返乡，在家乡的小巷里，他牵着我的手边走边叮嘱我，要照顾好母亲。令我终生难忘。

 

实践自由的召唤

 

我深深怀念蔡元培、陈独秀先生，心中只记得五四后，蔡先生在北大挂印而去时，留在桌面上的那句话：“杀君马者道旁儿”（路旁看热闹、拍手叫好的人，导致了参赛的马累死。编注）！

失去了蔡先生，更失去了20世纪初曾经有的自由之大学。蔡先生的自由之大学，原本就只是东亚这块盐碱地上，前辈们用勇力创造的的奇葩。我们没有生长自由鲜花的土壤，所以自由之花凋谢本是无可挽回之事。

我们都不配享有自由。我们，这些被专制毒害的生命，目标是权力，手段是铁腕或者贿赂，与民众的关系是对抗和压制，本质是自我中心，表现是正儿八经的卫道士，实质是脆弱——这就是曾经的我，也可能是曾经的你。

大学啊，你的名字应该叫自由！其实，人生的名字又何尝不该叫自由？

站在一年之初，不仅要怀旧，还要展望未来。自由，不仅要反对一种体制，更是要反省我们心灵的阴暗；自由，不仅呼唤建立一种制度，更是呼唤一种生活方式。从作一个谦卑的人开始，从尊重他人开始，从不送礼、不讨好、不巴结开始，脚踏实地地生活和创造。

自由是一堆具体而微的生活细节，背后是一颗被更新了的心灵，一个深知个体独立之珍贵的生命。

2000年1月6日，李慎之先生对我谆谆叮嘱：“你记住，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要换一种生活方式！”先生已逝，如今我还要说一句：“自由是一种生活方式，要换一种生活方式！”以此纪念先生。

其实，从信仰的角度来说，自由应当是上帝的召唤。《独立宣言》说：“人是被造而平等的。”我今天要说的是：“人生是被上帝召唤去实践自由的。”

 

 

作者现在北京某出版机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