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人认为在黑暗面前，只有暴力才最有力量，这几乎是历史规律。中国历史上很多纷争，正是在这样的逻辑支配下展开的。大家都自觉地遵守着这样的游戏规则。
文／江登兴
当代中国面临的迫切问题，是道德的重建、制度的变革和改善社会弱势群体的生存处境。面对这些问题，需要引入具有爱、宽容与怜悯的信仰的力量。
理性的自负与罪性的觉醒
江登兴：中国人寻求现代化，是从近代打开国门面对西方开始的。当我们发现自己落后了以后，就意识到要向西方学习，用他们的文明再造我们的文明。
但是西方文明的根本是什么呢？“五四”一代就提出是“科学”与“民主”，因为“五四”先贤所看到的西方，很大程度上是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之后的西方，那时候张扬理性、反对宗教，已经成了一种潮流。所以紧接着“五四”，中国知识份子在信仰上有一个行动，就是非基督教化，极力反对基督教。
我觉得中国人在学习西方，即“拿来”的时候，并没有把西方看得很彻底。一个文明的核心是这个文明对人的看法：人是什么样的一种东西？人的生命有什么意义？西方文明对人的看法来自基督教，一般也公认西方文明的根源是基督教。在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之间，又夹杂着马丁．路德的“改教运动”，那是对圣经和纯正基督教精神的回归。而文艺复兴、马丁．路德改教和后面的启蒙运动是同时推动西方近现代发展的三个决定性的运动，而我们知识份子只关注到了文艺复兴和启蒙这两个层面的民主、自由与科学。
我觉得摩罗做得很重要的一点，是他超越了这方面眼光的局限，看到了更深的层次。他进行了反省，看在西方的启蒙思潮之外应该寻找一点什么东西，所以他在书中才有对信仰的这种倾诉。
曼德：从启蒙运动走到基督教传统，从人文精神走到救赎意识，实际上是从对于人类理性的自负，走到对于人类罪性的觉醒。这些东西在西方文化中是相互关联的整体，可是在我们的文化中却差别非常大，彼此间具有非常大的跨度。
摩罗：我觉得确实有一定的跨度。我在个人的学习过程中，开始接触启蒙方面的东西多一点，后来逐步走到文艺复兴。我跟着“五四”前辈一路猛跑过来，没有时间停下来喘喘气，关注一下西方文化中的信仰问题。
有人说革命压倒启蒙，或者说革命压倒了其他什么东西，可是在中国，终极关怀、灵魂得救、信仰自由这个层面，根本就谈不上什么压倒，它根本就没觉醒过。曼德说“对人类罪性的觉醒”，“觉醒”这个词用得好。
在这样一个学习的过程中，我慢慢觉得人文主义和启蒙资源，不够解释我所面对的人生和世界，还需要寻找与灵魂出路有关的资源。这个时候基督教文化进入我的视野，我就想到，基督教关于上帝的言说、关于人的灵魂得救的言说，是不是可以成为我的资源，帮助我更深刻地理解人的存在，解决我在人生当中所遇到的困难？于是我把它作为自己所尊敬的资源来了解。到目前为止我还处于了解阶段，还谈不上有深入的研究，更谈不上进入状态。
知识份子的社会关怀和灵魂关怀
曼德： 八十年代的启蒙，主要是从社会制度方面进行言说，也即西方的自由民主，从洛克以来的政治自由主义，也有从文艺复兴开始的文学中的人文精神，这些都是启蒙思潮。但是这些东西是以西方宗教信仰作为背景的，当时没有发现。那时谈宗教信仰的人有是有，但声音很微弱。
信仰有一个重要的功能，是指导个人的伦理价值、提供个人的生命意义。八十年代知识份子通过对西方的了解，对于中国的未来，在社会制度方面已经比较清晰了。但是个人的人生观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当时很多人看萨特、尼采的书，但是个人的伦理道德的规范却一直没有确立起来，学了半天到最后还是非常迷惘、凌乱。
摩罗：目前文化人最为关心的问题，是个人权利和民主制度。民主制度是政治伦理问题，个人权利是社会伦理问题，大家都在关注。其实也不奇怪，在这些起码的社会伦理和政治伦理原则难以确立的情况下，有良知的文化人肯定会关注这种原则，他因而也分不出心力来关注另一些东西，例如信仰问题。姑且不说因精神上受到某种遮蔽而无法意识到，即使意识到了，他的言语中也无法关注它。
我本人就有这样的体验。江登兴比较看重的我的关于毕巧林的文章《站在自己的墓碑上发问》，是1990年写的。但是那个时候，它还不能成为我思考的主要方式，因为还有同样迫切甚至是更加迫切的问题在我脑中转，那就构成一种遮蔽。比如我的《耻辱者手记》中所收录的文章，大多写于九十年代，所借重的资源主要还是人文主义资源，所倚仗的体验主要还是政治伦理和社会伦理层面的体验。
《耻辱者手记》和《自由的歌谣》相继出版以后，我才慢慢地将言说转移到了信仰问题上。将个人的精神历程套用给一个民族，对民族的精神现象也许能够更好地理解。我认为当下自由主义言说受到较多关注是可以理解的。当下受到较多批评的所谓新左派言说，也有相当的合理性。如果一个社会的掠夺和不公成为了事实，那么，这个社会必定会呼唤对于不公的抗议和批判。至于掠夺与人类罪性的关系、公正与上帝之爱的关系，则是人们一时无法意识到的。
一个民族关注信仰问题，我看只有两种情况是明显的时机，一是社会政治问题基本得到解决，人们急于寻找信仰，像韩国与台湾。二是社会政治问题没有讨论和用力的余地，不可能指望通过实现社会公平来体现尊严，人们绝望之后唯有信仰可谈，像俄国历史上的毕巧林时代。但愿后一种情况不要再在中国出现。
江登兴：看近百年思想史的时候，我们注意到精神史上一个非常特殊的人物──鲁迅。鲁迅说，以科技为文明，以富有为文明，或者说以议会制民主为文明，这一切都不够，根本在于立人。他看出了廿世纪西方的局限性，看到他们这种经济的发展，或者说民主化以后的局限。鲁迅认为没有个人内在灵魂的拯救或超越的话，一切都是不够的。而整个中国廿世纪里有鲁迅这样眼光的人非常缺少。
由这个思路出发，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说，经济的发展、政法制度的建设和心灵的重建，是中国现代化的三大根本问题。所谓心灵的重建，即提供对于人生意义的解释，和由此基础上完成的道德伦理的重建。而这恰是常常被忽略的问题。
现在很多人并没有看到这个层面。朱学勤先生说，“五四”那一代，胡适他们认为“改造中国必须由文化入手”，这个问题，可能是百年的问题。朱学勤认为，英美社会的进步从具体的制度建设入手，一步一步，步步为营地实现的。因此他提出，不要走五四那条路，还要走制度层面更新的路。朱先生认为，只有制度层面的更新，是中国现代化的根本之路，或者说是当前最迫切的一条路。
身为基督徒，我的观点不是这样的。胡适认为，没有文化的更新就没法彻底实现现代化。我的理解是胡适的意思是没有个体生命的更新，心灵层面的更新，就没有办法实现整个社会现代化。
朱学勤先生认为制度的解决可以解决社会的根本问题，这种看法是值得商榷的。要建立一个幸福的社会，除了好的制度之外，还需要另外一种层面，就是心灵层面的保证。制度或法治有一重大功能，就是基于对人性的可靠性的怀疑，对可能产生的错误和罪恶，做出一种消极的戒备和警惕。但是个人的信仰和个人的道德自我约束，是积极的约束，所以我们看美国社会，它除了有三权分立和代议制民主之外，信仰层面也起到了维持社会运转的非常重要的作用。
美国制度层面的建设，出于一个基督教的基本教义：人是有罪的，因此你把过分的权力交给他是危险的，所以需要制度对他约束；从基督教观点看，因为人是尊贵的，所以对生命要尊重，所以要发展造福于人的社会制度。
美国特别强调人的自我管理，因为人若愿出于信仰做一个诚实的人，一个有爱的人，一个自觉承担责任的人，这种自我管理与制度结合在一起，能使社会发展得非常良性。现在中国自由主义者有一种倾向，似乎认为仅仅依靠制度的变革就可以根本解决中国的问题，有一点片面。
摩罗认为我们所面临的是整个社会的全面的危机，因此人们首先关注的是建设经济发展制度这些社会层面的东西，没有精力来关注内在的精神生活。我的想法恰恰相反，我觉得就是因为中国的这种危机的普遍性和深刻性，才更加需要精神层面的寻求。
我近日在与著名记者卢跃刚先生的接触中，发现他由于对现实长期深入的了解和调查，知道我们的社会处在一种深重的危机当中。而卢先生认为，这一些危机的深层就是伦理的危机，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后，社会伦理受到彻底颠覆之后产生的危机。
什么样的人建立什么样的制度
江登兴：我曾经热衷于民主，当发现革命这条路走不通以后，我走到了对个人生命绝望的状态，我觉得我不能回答我的存在。对于我来说，回答一个人的存在有什么价值是比变革一个社会更迫切的任务，由此我开始走向信仰的这条路。
所以我在想，面对中国的问题时，我们要不要把视角变换一下？我们是否可以寻求一下，在内在心灵的意义上、在存在的意义上，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这个问题是比制度层面更深刻的问题，更根本的问题。
当很多自由主义者在进行制度变革的探索，或者说对个人独立性的价值进行强调的时候，我觉得我们更要尊敬他们。他们思考的结果，也是我们走向现代化非常重要的资源。那我们能不能试着在人和心灵这个层面，或者说在信仰这个层面，进行一些探索，由此来为我们个人心灵的饥渴提供另一些资源？
摩罗：我觉得对人的理解，直接关系到对政治制度、社会制度的理解。刚才江登兴转述了朱学勤对制度的强调，我想在制度建立之前，我们如何想像这个制度，如何创造这个制度，制作这个制度，还是要以特定的文化和特定的信仰作为背景依托。
比如启蒙时代，孟德斯鸠想像出三权分立的政治结构，这本身就是基于对人的有限性的一种理解，有了这种背景他才能想像出三权分立。
杰斐逊为什么起草这样一部美国宪法？而华盛顿为什么在大家让他继续担任总统的时候退下来？他们的行为和选择全都受到世界观、人性观、文化观、上帝观的深刻规定。毛泽东在推翻国民党政权的过程中，他怎么样想像一个新的政权？共产党集体怎么样想像一个属于自己的新政权？这些想像也是由背后的文化理念和精神素质决定的。
为什么毛泽东认为自己有能力建立一个尽善尽美的政权，为什么他相信凭着自己建立的政权，可以按照理想的模式对世界重新安排，不但可以重新安排全中国，还可以重新安排全世界？他对政权的这种想像，实际上是他对人和自己的一种理解，他认为自己是万能的、人是万能的。于是他的现实选择正好与华盛顿相反。
华盛顿和毛泽东奠定的制度竟然如此天壤之别，说明什么样的人就建立什么样的制度。以后我们究竟能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制度，实际上还是取决于建立这些制度的人，有什么样的宇宙观、人性观和宗教观，取决于一个民族的文化素质，在整体上达到了什么样的程度。比如民国初年宋教仁主张建立议会制，陈炯明主张放弃中央集权、实行地方自治，可是民族不选择他们，这就是明显的例子。
所以我觉得制度言说无疑重要，但是仅仅在制度层面言说制度、设计制度、建立制度，令人担忧之处太多。还必须同时在人的宇宙观和人性观层面多做工作。
许多人认为在黑暗面前，只有暴力才最有力量，这几乎是历史规律。中国历史上很多纷争，正是在这样的逻辑支配下展开的。大家都自觉地遵守着这样的游戏规则。
可是，我们为什么对历史不可以有另外一种理解、对现实不可以有另外一种选择？为什么托尔斯泰心中能够生长出另一种理解和另一种选择？托尔斯泰就是用对每个个体生命的尊重，来否定这种以暴易暴的历史规律和历史逻辑的。有了这种立足点之后，他才是一种真正强大的人。
他有一次听说火车站的装卸工连续工作三十七个小时，他感到无比惊讶，马上亲自去访问他们，亲身感受他们遭受的奴役和摧残。他不能容忍对人的这种摧残。如果仅仅热衷于理论层面的东西，可能很容易忽略一个人连续工作三十七小时这样具体的事件。有了对个体生命的关注，一个人看问题的眼光，以及他的言说都会比较纯正。这样的人进行制度想象、制度设计时，一定会真正体现对人的权利的尊重和对人的劣根性的遏制。
爱、悲悯与危机
曼德：有些人读了摩罗的新书之后，觉得摩罗开始宣扬爱和宽容，和以前的风格不一样。因为《耻辱者手记》大家读得非常痛快，它对黑暗颇具颠覆性，说出了别人不敢说的话。现在人们说摩罗开始谈论爱，认为摩罗软弱了，没力量了、妥协了。
实际上爱是很有力量的，而且比那种一昧的批判更有力量，更有成效。很多人觉得信仰基督教好像与中国道家成仙成道差不多。他们觉得找到信仰就是遁世，就是走进个人的小天地了。
江登兴：爱是对个人生命很具体的关心和帮助，当人对社会进行批判的时候，他有的是一个整体性的关怀。但是摩罗更强调对个人生命的关怀，他首先关怀每个人的存在困境。摩罗强调这种爱的时候，并不是退缩了，而是方向改变了。他原来是对整个社会层面的批判，现在是强调对个体生命的尊重。
摩罗写过北京两个捡垃圾的老人，他们收留了五个被遗弃的孩子。摩罗写这个故事时，很强调我们应该对困苦的人付出一点什么。他由此产生一种社会责任，这是个人所应该承担的责任。这种责任感跟我们原来说的“以天下兴亡为己任”是两回事，“以天下兴亡为己任”涉及的问题是对社会总体性的关怀，更多的是政治和社会层面的问题。
而摩罗的责任感里有一种爱。爱是信仰问题，就是认为我们未必有能力以天下为己任，就只能从身边的一个个的个人开始关注，去爱每一个人，去尽责任。如果我们每个人都以个体为单位出发，对别人付出爱和关怀，那么我们的社会就会不断向良性发展。
我们中国人历来的传统是待人严，待己宽。而摩罗在看到社会和别人的不足的同时，更看到了自己的不足。他看到罪恶的同时，更强调自己在这样的罪恶中应承担的责任。因此怜悯是比批判更深刻的情怀。怜悯是认为我自己并不比我批判的物件强，我自己也有很多的缺点。或者，是说当别人表现出邪恶、不公平的时候，我不只看到这种不公平的现象，还同时看出背后是人性的可怜处境，因此他可以产生出对对方的爱和宽容。
所以摩罗强调由批判到怜悯，这句话给我特别深的感触。我现在回想耶稣基督在临死的时候说的一句话：“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赦免他们”的“赦免”，是一种宽容，我过去只认识到这一点，现在我更加理解到，当耶稣面对钉他的人，他知道这些人是在一种可怜的处境中，因此怜悯他们。“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因为人在罪中而不自知。回想我的过去，就是有太多对人的批判，却缺少对他人作为一个人的存在而应有的深刻的怜悯。
曼德：读书界目前可能很难意识到摩罗书中爱与怜悯的命题，对于信仰问题大家都很冷漠。我们能不能针对这种情况，问问为什么？
摩罗：中国文化跟信仰接触和交融起来比较难。我们老是把宗教看作一个负面的东西，至少1949年以来我们都是这样看的。宗教里的那些理念，也被人家看作是走火入魔，这些东西本来是人的精神里面拥有的东西。大家反而觉得谈论爱和悲悯就是走火入魔。
江登兴：摩罗在新书里面提到，估计以后的十年，信仰问题会成为中国文化界关注的一个重点。你是怎样做出这样一个估计的？
摩罗：我也是感觉到中国危机四伏，大多数人处于一种比较具体的目标当中，把精力放在社会目标之中，这样一来，一是遮蔽了社会自身的矛盾、危机，二是也遮蔽了人们在精神层面的需求。可是，社会危机有爆发的时候，精神上的需求也有呈现的时候，特别是这两者结合在一起时，整个宗教的背景就会呈现出来。
我老是有这么一种感觉，觉得中国社会随时都可能出现比较大的比较悲惨的事情。一旦遇到这样的处境，底层人显然没有能力关注社会制度，他只能向精神方面发展。而对知识份子来说，关于制度的言说又一次遇到巨大挫折时，他甚至会感到制度言说本身是无效的，这样也就逼着他向精神方面更多地投入注意力。所以这个时候，可能就是这个民族对宗教信仰更加关注的时候。
曼德，1972年生，青海人，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现从事文字工作。
摩罗，中国大陆著名作家。1961年生于江西的一个农民家庭。华东师大硕士。着有《耻辱者手记》、《自由的歌谣》、《因幸福而哭泣》、《不死的火焰》等书。
江登兴，1974年生，福建人，厦门集美大学财经学院毕业。曾任报社记者、出版机构草原部落创作室编辑部主任。现在某出版机构。
编后按：目前中国社会是否处在精神层面的危机之中？人们对“爱和怜悯”是否有足够的关注？信仰在解决中国的危机中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欢迎读者朋友们踊跃投稿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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