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吴倩
六十年代初,我还是中学低年级部的学生。那年学期结束时,我们学校举辨了一次“支边青年欢送会”,那大会火热澎湃的情景,日后每每回想起,都有一种忧伤然而深深的感动。我们学校应届毕业生中有一批考大学落选,或放弃考大学的男女学生,响应党的号召,到边疆去!那二年全国都掀起了一股这样的热潮,而这股热潮是完全笼罩在对共产主义远景的憧憬之中的。我们学校这批学生几乎个个是高材生,一表人才。我们学校的礼堂很大,坐了几千名学生,舞台上绣球样的纸花穿梭成网,五彩缤纷地悬垂在支边青年们的座位上空,他们每一个人胸前都佩戴着大红花。学校歌咏队的歌手在台上唱”送你一束沙枣花” “革命人永远是年轻” “我们年青人有颗火热的心?。台下坐在前排的学生,把五颜六色的花瓣像雪片一样朝他们身上洒,他们是那样的荣幸,沐浴在花雨中,沉浸在同学们的景仰中。中文系教导主任,上台朗诵了一首他自己写的诗,我们在台下听得十分动容,他自己亦完全沉浸在理想之中。(如今回想起来,他当年已四十多岁,对共产主义理想竟亦和我们这些孩子们一样单纯、笃信,真有意思。)
代表支边青年发言的是汤锡新,他是我们学校的学生会主席,他的发言非常深沉、真挚,触动了全场同学内心深处的那份真诚。那个年代的青年几乎个个是理想主义者,和如今的青年比起,格外显得可贵、可爱。汤锡新小名叫小燕,和我的好朋友宜萍是邻居,他们都住在市传染病院的宿舍大院内,小燕是宜萍的哥哥宜群的好朋友。宜群在宁海中学也是高材生,平日我到宜萍家玩,他哥哥一看女孩子来了,掉头就走。我们那时男女生界限划分很严,而小燕在我们学校更是佼佼者,我只是常听宜萍讲“小燕小燕的”。有一天,我们俩一块儿走进校园,她忽然拉住我的手臂,很紧张地对我讲:“他就是小燕!”就是正站立学校黑板报前画报头的一个青年,我肃然起敬地站在那里,一动不动,直到他画完报头,低头漫不经心从我们面前走过。小燕浓眉大眼,但丝毫不粗俗,相反一脸灵秀气,他神情忧郁但举止洒脱,这就是他给我留下的最初印象亦是永久的印象。听宜萍讲:“他父亲是右派,母亲是后母”。那批青年中还有我一个邻居蒋小渊,小渊那年上高一,才十五岁,个子很小。他和他妈爸拼死拼活,一定要去,他爸爸妈妈被缠不过,答应他去,但要求他毕业之后再去,最终还是没拗过他,他们是到北疆阿克苏农场。那年我表姐媛媛、小梅亦走进这支队伍,媛媛是从上海去的,穿着新疆建设兵团发的军装,我舅舅还挥老泪写了一首古典诗词送她上征程(我这位舅舅当年已五、六十岁了,受的是中国传统教育,对共产主义理想竟然亦是一往情深),就如同古代花木兰替父从军似的。
我的表姐小梅,长得很漂亮,多才多艺,在她就读的女中当体育部长,大名鼎鼎,考大学落选纯因为她的家庭出身是地主。记得临走前她到我们家来辞行,因她从外省来南京就读,曾住在我们家一些年,所以我们感情很深。她来主要是和我妈妈讲话,临出门时,我妈握住她的手走到外边的走廊上,我爬上临窗的一张床上,悄悄扒住窗口听她们讲话。我妈讲:“小梅,你这一去,不知哪年回来,可能大姑再也见不着你了。”小梅姐讲:“大姑,你别难过,好儿女志在四方,我相信我的选择充满光明……”我扒在那儿偷偷掉眼泪,因为小梅姐曾给我们带来过很多欢乐。后来小梅姐来过信,也寄过一张照片,一个年青美丽的姑娘戴一顶新疆帽,穿一大摆的花裙子,站立在一望无际的戈壁滩上,背景很荒凉,而小梅姐脸上已没有以往那种灿烂的笑,那张照片已呈现出浪漫的苦涩,和硬着头皮撑住的那份理想。
文革后,宜萍告诉我一个很悲惨的消息,就是小燕在文革中自杀了。我听这消息时心中难受极了,我与小燕素无交往,可他的死讯竟在我心中挥之不去。多年后,我的邻居小渊终于从新疆调回来了。小渊之所以能回来,是因为他妹妹遭遇车祸死亡,他父母在为他妹妹交涉善后时,以女儿死亡,身边无人照料为由,由他妹妹单位出面把儿子调回南京。小渊在北疆困顿约十五年,回来时一脸沧桑,加之自己的自由是妹妹的一条命换回来的,故而整天沉默寡言。因为我特别关心小燕的消息,就试着和他打招呼。后来他和我讲起,当年,他们从南京抵达乌鲁木齐而后转道去阿克苏,几乎就在下车时,个个傻眼了。曾几何时,火热理想如同五颜六色的肥皂泡泡一样破灭了。他们住在“滚地龙”里(掘地几尺,上边是篷子覆盖),吃的是“饟”(北疆的食品),用“砍陀曼”掘地。他们的知识用不上,农场的干部管教很严,等于是当农奴。起初,他们凭着革命热情“战天斗地”,但这热情持续不久就被绝望、沮丧浇灭了。所谓共产主义理想几乎就是一首歌:《我们年青人有一颗火热的心》，可它在现实面前,那么经不起考验,“我们不知道该如何实现这理想”，“面对每天的衣食住行,我们不知道这理想建立在什么基础上”，“……不久,我们普遍认为被欺骗,被红旗和歌声抛弃了”。毕竟这是一批风华正茂,有思想有追求的青年人。文革中,他们开始对所面临的困境质疑,因为这理想既未使他们成长茂盛,亦未使他们周遭的环境发生质变。小燕就是这质询者之一,而小燕又是个内向、脆弱、极富理想色彩的青年。据说,边疆的文革之残暴性甚至比内地更烈，小燕所受到的冲击是可想而知的。小渊告诉我,最后,对小燕造成致命性打击的是他未婚妻,他的未婚妻亦对他进行揭发批判。据说小燕是趁人不注意出走,后来投河自尽,一个多星期之后,他们在那条河的下游河滩上找到他的尸体,已爬满蛆,腐烂了,他的未婚妻得到他的死讯之后就疯了。后来,她调回南京几年后结婚,但结婚不久就突发心脏病死亡。宜萍后来告诉我,当小燕的农场通知小燕的父母有关他的死讯,并要求他们处理小燕的遗物,可他父母没敢去,亦未作出任何反应。小渊调回南京时,我的梅表姐仍滞留北疆,在那儿结婚生孩子。我在苏北插队时,她曾回老家探亲顺路到南京来过,听我的邻居讲,她在我们的院子里为邻居们跳了一个新疆舞,我回南京后曾有她的朋友回南京,她特地托那朋友为我们带回一口袋哈蜜瓜。那朋友到我家时只捎来一只哈蜜瓜,他对我讲:“意思意思吧”。从阿克苏到乌鲁木齐要坐一星期长途车,再从乌鲁木齐辗转到南京大约一星期,哈蜜瓜在车上给一挤一压大多数都烂掉?
那一只哈蜜瓜放在桌子上香气四溢,我不舍得吃,好多天,它让我难受,它仿佛一只祭品,是这一代远赴北疆的青年们的祭品。他们满怀热情用他们的青春祭了他们的“道”,他们的青春被葬送了,可他们所殉的道—却是虚枉的。
在我所熟知的这几位青年中,就算我的表姐媛媛幸运些,赴疆后即在兵团总部受训工作。后来,北大一位年轻的天文物理学家爱上她和她结婚,为了把她救出边疆(因为汉人在新疆还面临种族排斥的干扰),他放弃了在北大的教职,双双调到云南天文台,后来又辗转调到天津才安居下来。梅表姐后来和她先生千方百计托人迁到了西宁,我赴美前不久,和她的朋友们帮助她,又费尽周折,从西宁终于调回南京,可至今所住的房子还是借别人的。这批支边青年当初有如一代天骄,但当他们拖儿带女,一身风尘回到阔别的家乡时,面临的却是“二等公民”的待遇。
八二年因缘际会,我认识一位小杨,亦是从北疆回来的。他人长得很漂亮、剽悍,可却像一头野狮子,一身原始气息。我细细观察过他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我们所身处的社会环境格格不入,我问他:“你是怎么活过来的”？他告诉我,他十四岁赴疆,在天山脚下一个牧场,地处荒凉,整天和牲毛为伍,后来几乎不会讲话了，“忘了”，他说,廿四年之后才返回来。他看我惊讶的样子,对我说:你不要大惊小怪的,那年头,你去乌苏里江,沿江过去,有多少从北京、上海、西安….来的支边青年,不成“猴子尔”(意即不像人样)怀揣炸药与当地管教干部同归于尽的,自杀的,偷越国境的….这样的事一点不稀奇,“不稀罕”！他轻描淡写地讲。我的一位女友在她的小说《52次52次》末尾(“52次”是上海到乌鲁木齐的直达列车)中,为这一大批殉道者发出了不平的愤慨:流放有流放期限,移民有移民政策!我想起一首歌叫《乌苏里船歌》,那首歌十分优美。边疆,亦许贫脊、荒凉,但边疆亦是好地方。而当初那一代可敬可爱的共产主义的朝圣者们,为什么既没有从荒蛮处开垦出一片乐园,亦没有从他们的心中开垦出“一片乐园”?如果是一个经得起考验的信仰,它必然是有原动力的,它不但使信仰者本人生命升华,而且也一定会使这些“圣徒”成为生命树,使周遭的人因他们的播种耕耘而得益。可是,多么悲哀啊!他们付出了热情、热血、青春,结果得到的却是枷锁,这枷锁反锁住他们的自由,使他们的心灵封闭、枯竭。我不由得想到美国建国早期的那批拓荒者,那批信仰坚定的清教徒,他们所持守的信仰不但给他们自己开创了幸福,还为美国后裔们的二百年福祉奠定了基石。还有,那些持守基督信仰去非洲,在土著中间传福音,他们放弃富裕的生活,可是他们却在荒蛮之地开垦出乐园,使那些原始蒙昧的人开化了。早年,去中国传道的西方宣教士,在八国联军侵华时,大批被杀害,但他们死的坦然、平安,因为他们清楚明白,他们持守、传扬的是“真道”,是使人得生命的道。
当共产主义席卷全球时,是有无数共产主义者面对死亡时,是慷慨、坦然的；但假若他们能睁开眼看一看,他们所付出生命的“道”实施的情景,我相信,他们一定会为这“道”而一掬反省之泪的。基督出来传道三年半,只有十二个门徒,然而二千年下来,多少圣贤、哲人的“道”死了,而基督却一直是复活的,祂改变了人类历史,亦制约了历史。共产主义真是一场伟大而悲怆的实验,这个“乌托邦”吞噬了多少人的心灵,葬送了多少人的青春、生命!而假的就是假的,无论付出多少人的努力,付出多大的代价,它仍然要土崩瓦解,成为一座废墟供后人殷鉴、反省,因为它违背了人性,违背了天道。
赴美后,更深夜静时,小燕的形像不止一次浮现在我心灵的影版上,他那双忧郁的眼睛不放过我,在对我说话,他死的不甘心,他死的太冤了!于是一次一次来“折磨”我,要我向朋友们倾诉他的悲怆。所以,我想我们这些有幸活着,穿过“死道”而得到“真道”的人们,对于死者是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的。为了让死去的不白白地死,为了让后来者不再枉死。
作者来自南京市,作家，现住加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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