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谢文郁
宗教和迷信在许多中国人心目中是一对孪生姐妹。对于那些受过现代科学教育的人来说，迷信是原始人的心态，属于下九流社会的精神寄托。因此，宗教和迷信已经为现代文明所抛弃。或者，正确的态度应该反对宗教和迷信。然而，当我们说基督教反对迷信时，人们的反应常是嘲笑和詑异：难道基督教作为一种宗教却不是宗教？或者，这里在进行狡辩？
确实，这是一个理论问题。但是，如果我们对这一问题有了更多认识，就会发现，这里没有丝毫的狡辩。这里有实实在在的逻辑。
人们生活在世，绝不可能无所依靠。比如，人有种种身体欲望，因而不得不依靠于食物、衣物、房屋、以及依靠他人以满足性欲和感情需要，等等。这类依靠是直接的，或称为直接依靠。人们显然不能停留在直接依靠上。当一个人自食其力时，面临的问题是同样的：如何获得这些欲望对象？当然，答案却是各不相同。比如，农业社会的人希望占有自己的土地、房屋等等；现代工业社会的人，因分工细致，大都追求一份工作，或开创自己的事业，也有人去偷去抢，等等。这些答案虽形形色色，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占有欲望对象的源泉。我称之为间接依靠。
间接依靠不像直接依靠那样清楚明白。它的可靠性是会出现问题的。举个例子说，某人认为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就可以有生活保障。显然，他的生活保障依靠于稳定的工作。但在任何社会中都找不到所谓绝对稳定的工作；比如公司可能亏损而裁员或倒闭。因此，当他说工作稳定时，指的是一种相对稳定，比如公司资金雄厚，公司特需他的才能，等等。但无论如何，他不可能得到绝对稳定。也有人追求生活保障而开办自己的公司。这当然也是相对稳定：公司再大也可能破产。这就是说，间接依靠带来的是不可靠。人们习惯于享受暂时的安稳舒适生活，把生活依靠于不可靠的东西之上，一旦出现危机则惶惶不可终日。
当然，人们不得不依靠这些并不绝对可靠的东西，指望公司发达，国家强盛，等等。但问题在于，如果我们把它们当作自己的终极依靠，那就很危险了。危险来自于把间接依靠等同于绝对依靠。用神学语言来说就是崇拜有限物，即迷信。我们看到，迷信是很普遍的情结，自古以来，直到如今，很多人都生活在迷信中。
要说明这一点还得从古时候说起。在原始时代，人们对自然力量的认识还很肤浅，对自然的控制就更有限了。当他们追求占有欲望对象时，发现自己能够做的非常有限。对于那些超出能力以外的事情，他们希望有一种外在的力量来帮助他们。这就出现了原始图腾崇拜，继而有神话崇拜。图腾崇拜和神话崇拜的共同特点是把欲望对象的源泉对象拟人化，然后对它们崇拜，目的是打动它们的感情，以提供人们各种生活需要。因此，任何物体，如石头、树木和动物，如果被神化，都可以成为崇拜对象；而任何影响欲望对象之获得的自然现象，如雷电、风雨、土地，等等，都被认为由专门的神控制。很显然，这些崇拜对象其实都是有限物，随着人们对自然认识的发展，它们的原因都可以被揭露出来。人们把它们当作终极依靠，当然是一种迷信。
近代实验科学的兴起，极大地推进了人类对自然的认识和控制，打破许许多多的迷信。然而由此而培养了一种新的迷信，即科学主义思潮，认为科学乃是我们的终极依靠，科学能够解决一切问题。这种新迷信的最早表现是上个世纪下半时的牛顿力学思潮。牛顿力学被奉为绝对真理。当爱因斯坦力学打破牛顿力学神话时，科学主义思潮受到严重冲击。不过，在很多应用科学家那里，它似乎仍然有广泛的市场。
相应的，哲学上则有崇拜理性思潮，认为理性有终极判断真假的权威。于是，一个接一个的哲学理论被建构出来，各自自称为绝对真理。追随着崇拜各自的哲学理论，成为一批又一批的迷信者。因为，这些哲学理论不可避免地被解构，其局限性一再被揭示出来。当代法国哲学家德思达（Derrida）通过语言分析，论证了哲学–理性无法达到绝对存在。这个论证说，哲学上的绝对存在需要一个赋义过程，即它必须是有概念意义的存在。这个赋义过程实质上是通过非绝对存在来进行的。也就是说，绝对存在不得不依赖于非绝对存在，从而丧失了绝对存在资格。这一论证开始了所谓超越现代哲学的潮流。而且，越来越多的人发现，哲学必须和神学结合才能得以新生。
以上的简述历史中，我们注意到两件事：其一是迷信不断被打破，其一是迷信不断被建立。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这里有神功和人功的交错作用。一方面，人在神的指导下打破迷信，另一方面，人由于人的本性又不得不建立迷信。我们可以从细分析。
耶稣来到人间，做了很多事，说了很多话，归结起来，无非是要让人认清上帝的真正面目，即，上帝是一，上帝是爱，从而建立正确的信仰，并得到救赎。充分理会“上帝是一”这一教义是人们破除迷信的动力源泉。
我们知道，当基督福音开始在希腊化世界传播时，古希腊文明在怀疑主义的冲击下正处于徘徊不定阶段。基督福音给希腊文化带来一线光明。希腊化学者大面积的皈依基督，给基督教引入了大量的哲学和科学知识。早期基督教的先祖和教父大都运用希腊哲学和科学知识进行教义阐释。诸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及托勒密等人的世界图景相继成为当时基督教的世界观。人们在信仰基督的同时也坚信这些学说符合上帝的意愿。迷信权威在中世纪的学者中成为时髦。“异端”像一根大棍子威慑着人们的思想。
当伽利略开始他的自然研究时，他感觉到了这种阴影。但他受到了上帝的启示，由追求真理的冲动所引导，坚持他的自然研究。在他看来，上帝创造的自然界是完美的，研究自然界是认识上帝的另一途径。他的研究打破了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迷信。支配伽利略自然研究的一个重要信念是：上帝必然以最完美的模式，即数学，创造宇宙，因此，数学方法是自然研究的基本方法。数学——实验方法由此成为近代科学的基本方法。对他来说，研究自然的唯一目的是追求真理，追求上帝。与任何实用无关。
爱因斯坦则生活在科学主义迷信阴影中。在他思想的深处有一个坚定信念：必然有一个绝对真理，它能提供对宇宙的统一解释；要达到这一真理，就必须摆脱现行思想体系的束缚。这个信念来自“上帝是一”这一基督教义。也就是说，爱因斯坦是在基督福音的引导下而进入自由空间，对牛顿力学进行否定，提出相对论力学。爱因斯坦的工作不但在理论上有巨大建树，而且在方法上打破了权威迷信，对当代科学家影响深远。一九九二年在美国伊利诺州出版的《宇宙，生灵，神》一书中，有六十位世界一流科学家（包括二十四位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发表了对神、科学和人生的关系的看法。这些科学家对神在他们的科学研究中的事功深信不疑。
基督福音在哲学发展上的事功事实上是很彰显的。每当理性自高自大，以为达到绝对时，神很快就引导人们揭露它的有限性。理性自近代以来一直自以为可以作为终极权威。现在看来，它正在不得不低头认罪。后现代哲学思潮已经打破了理性神话。哲学正在痛苦地、然而却是不得不放弃自己的神话。正如当代美国影响颇巨的哲学家R．罗蒂所言，哲学只能作为个人自我完善的手段，它没有能力提供终极真理。
所有迷信在性质上都是一样的：把间接依靠等同于终极依靠，从而崇拜有限物。迷信在理论上必然被打破。然而，在实践上，执迷不悟者则必然带来生活灾难。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中国大陆的共产主义实践可以说是一个惨重的例子。我们不要再迷信了。唯一的出路是接受基督福音。基督福音是终极依靠；它通过信仰来实现。当人们不自觉地把间接依靠等同于终极依靠而陷入迷信时，只有基督福音才有力量引导人们打破迷信。人的本性总是倾向于迷信，而打
破迷信又需要基督福音，因此，基督福音又是救赎之道。
作者是广东人，曾任教于北京大学哲学系，现于美国加州Claremont大学任访问学者并进修神学。
发表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