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一禾
近日，英美等国际媒体上曝光率最高的中国人，是一位嫁到陕西省安康市镇坪县的名叫冯建梅的中国母亲。
6月4日，冯建梅在宫内被注射强力杀菌剂之後36小时，产下一名7个月大的婴孩，胎儿已经发育完全，因为药物的作用躺在母亲身边挣扎了3个多小时，身体蜷缩成一个问号，死在母亲的目光中。
中国人面对胎儿的生死
当一周後此消息在网路上广传而引发公愤时，地方官员的回应是∶引产，是征得母亲同意的。在外界压力下，有关责任人被停职；6月14日安康市副市长去医院看望冯建梅，表示诚恳道歉，希望得到谅解。
免费为冯建梅维权的律师张凯披露，在与冯建梅夫妇交谈的过程中，他惊讶地发现他们是一对基督徒夫妇，而张凯本人之所以投入公益维权，也是出於他的基督信仰。
有基本宗教常识的人都知道，基督徒认为孩子是上帝赐给人的礼物，人无权伤害生命，因此不赞成堕胎。可以想见，冯建梅夫妇所遭遇的是身体与心灵全方位的摧残。随後，其他越来越多不忍卒读的事件被披露。例如，妇产科医生们在专业论坛里讨论，如何在大月份引产时避免让孩子活著出来等等。
《人口与计划生育法》是在将人类视为“零件”的“人类工程学”前提下出台的，对这一政策的经济考量，已经有越来越多理性、中立的学者发表了不同的意见，甚至计生系统内部的官员也开始反思。即便检索《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也仅规定“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子女”，至少在国家层面上并未公开认可“强制一胎”。
镇坪事件成为众人一致批评的靶子，并有妇产科医生在网上发起“宁可失业也不做大月份引产手术”的呼吁。值得一问的是，如果是小月份引产或个人自愿人流（以解决自己的“一不小心”），舆论态度是否就会发生360度转向？
究竟受精卵发育到第几周之前，可以不被视为人？时间相差1周可以不算是在杀人吗？相差1天可以通融吗？即便是美国法律采纳的标准——24周至28周以後的婴儿禁止堕胎，也依然面临强烈质疑。科学被迫要完成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承担人们选择时，内心必须自己面对的生命伦理的压力。
美国人堕胎争论的焦点
众所周知，堕胎在美国也是个争议日久的议题。但美国人面对的不是国家的角色，其争论焦点之一是女性的权益保障。例如，非自愿怀孕或无抚养能力的母亲，如何应对不确定的未来。因此，许多不主张堕胎的社群目前广泛采取的，是以各种方式救济有实际困难的怀孕女性，使她们不至於因为担心自己未来的生活，而放弃腹中的生命。
笔者妻子在怀孕期间，就曾参加一个美国专门关怀孕期女性的NGO（非营利组织）的活动。该组织由当地几家教会联合资助，不分国籍、种族、信仰，为所有的准妈妈提供包括从怀孕、分娩到哺乳的实用知识培训、心理辅导。
不愿告诉家人的未婚妈妈，是他们重点关怀的对象。她们全程照顾陪伴，像亲人一样分担未婚妈妈的各种压力，保护她们的隐私，为母亲和孩子祷告。有困难的准妈妈只要出席，就可以免费获得各种婴儿用品，从衣服、奶瓶到婴儿床等等。
如果未婚妈妈没有能力抚养孩子，他们会出面帮助联系收养家庭。笔者的一位美国朋友就成长在领养家庭，他的母亲读大学时怀孕，教会机构帮助他成为一个新家庭的成员。
得知这一切之後，他能够理解生母的决定，虽然这个决定并不完美，毕竟世上没有一个人的爱是完全的。这反而令他更依靠上帝，更为自己能拥有生命而感恩。目前他和养母、生母都保持著很好的关系，并且他与上帝的亲密关系，更是令人羡慕。上帝的爱帮助他在各种境况中站立得稳，大学毕业後他就带著这样的爱，苹身远赴南美、日本、中国。
反观中国，从前的民间故事和当代版的肥皂剧里，充斥著对後妈的恐惧，对血缘关系图腾似的膜拜。似乎只要是血亲，就大可以关起门来爱个够。其实，这多半是社会恶性竞争与生存压力的扭曲反映。到头来，“儿女皆冤家”，“父母皆祸害”，社会生态里的毒素早已渗入家庭。
此刻，已经没有选择的中国母亲冯建梅，还躺在医院里。我们的邻居——一位3个孩子的美国母亲，看了冯建梅和她的7月婴儿的故事和照片，泣不成声。唯一能安慰她的是，笔者告诉她，死亡必将不再成为，中国母亲能为孩子做出的唯一选项。
7月婴儿比许多人更早的在天堂里微笑，为他的母亲代祷。
愿上帝的爱，医治中国母亲。
作者来自北京 现在神学院进修。
本文选自《海外校园》11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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