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瑞华
“主啊，你救我的命免了死亡，救我的眼免了流泪，救我的脚免了跌倒。我要在耶和华面前，行活人之路。”——（《诗篇》116∶8-9）
2008年6月2日晚，医科大学研究生楼，我们正煎熬在福州无与伦比的潮热里。突然，我又听见那位不知名的电吉他手在楼上弹唱。他指法娴熟，嗓音漂亮，惊起对面楼女生的阵阵欢叫，研究生楼这里也有不少人喝彩和嚎叫┅┅
听著这样的喧闹声，想这才是校园的味道吧，却不由得开始想念厦大的校园了。
想念那些四季婆娑的柠檬桉和相思树，温煦的阳光斑斑点点地洒进树叶的影子里。那些漂亮的女生、白发的先生，还有鲁迅像前的红色蜡烛桶；那些三三两两的弹唱，时断时续的手鼓，还有一群群来了又去的晚自习的学生。
身在福州，想念中的一切仿佛就发生在昨天。1998年秋夜里那句“有没有听到我的声音，就像是我忽远忽近”，似乎依然飘荡在耳边，风吹过博学报告厅前的柠檬桉树梢——“带著我的恋歌，你迎风吟唱”。
转眼10年过去了，不折不扣的10年┅┅
那时我们不谈钱
我有一位朋友，当年是厦大吉他协会的会长。在厦大度过6年本科生涯後，2002年，他本来已经找到一份还不错的工作，但是因为想念厦大、想念还在象牙塔里的女友，便辞去工作，转到软体园一家台资企业上班，收入菲薄也不在乎。
那时候，我们这些“浪子”的偶像就是——诗歌、民谣、女人和酒。至於钱，是和粪土一样的；我们很清高，甚至不屑於说到“钱”这个汉字。
但是不久，女友开始嫌弃他的工作，当然，更主要是嫌弃他的失落。落落寡欢的他扬言要坚守校园。台湾老板的压榨在2002年还是很恐怖的，10个月工期结束，他最後才拿到了3,000多元。
回忆起那段日子，他说∶“在剩下最後2块钱的时候，我想起一个朋友还欠我800元，立刻跳上车去找他，把钱要回来。然後，我住在一个筒子楼里，靠著那点儿钱和学生餐厅，吃了2个多月。那座破楼里堆满了建材废料，没人知道我住在里面。在那里，我没麻烦朋友，还省下了房租。”
“女人，女人都是贱的。女人不可信！”他当时非常悲愤，“有了钱，我要┅┅”他的嗓子还带著民谣浸润的稚嫩，但眼睛里已经凶光毕露。
2003年，就在他毕业1年後，我学完5年制临床医学，也毕业了，被安排到厦门一家医院。第一个月试用期工资为720元，3个月转正後提升为800元，外加100多元的星期六加班费，没有奖金，没有社保┅┅没有怜悯。
豪气已荡然无存
2001年春节前夕，我因为单科补考遭父亲训斥，而摔门出走。那个春节，我和朋友们在一起。在街上与家人碰面，仿若陌生人，彼此遥望而不打招呼。他们眼睛中的悲伤，我一辈子都无法忘记。
2002年，随著国企改制的深入，全国5千万国企职工下岗分流，我的父母也都相继退休、内退。当时，我哥哥还在上海读博，家中经济拮，开始显露出经济危机的影子。但我的心思却不在这些“钱”的事情上，我一直在寻求“反思”，寻求个人主义在情绪上的强烈释放。
2003年7月，初恋女友在毫无预兆的情况下，提出与我分手。我认为是因为我穷，没盼望，不能给她安全感；但她觉得是我没本事，没心志，骂我不懂得爱，不懂得体贴自己的父母。我母亲後来说，在2003年那一年里，她每逢听到电话铃响，心都会像碎裂了一样。因为她不知道那电话是不是我打的，不知道是不是我又出了什麽事。
那年8月，兄嫂赶在出国前举办婚礼，我以“找工作”为藉口没去参加。虽然到现在他们也没因此怪过我，但我心里背负了很大的亏欠，使我至今想起都忍不住想流泪。
有3年的时间，我喜欢一个人喝酒，一个人坐在马路边上哭。我设想最美好的自杀方式应该是跳楼，但也因为自己不甘心认输，而没有施行那 空一跃。这期间，我先後在3家医院工作过。当初做见习医生的时候，我站在医院楼顶大呼∶“我要征服这个厦门！”如今，那股豪气早已荡然无存。
我不再写诗，只是偶尔哼唱几句校园民谣，算是我廉价的、唯一的安慰。
老吉他已经消失
2004年某个夏日，顾影自怜的我忽然想起那位吉他手朋友，便给他打了个电话。他当时在深圳，口气里已经有了苦尽甘来的感觉。他说他在深圳的高铁上用笔记本上网，月收入是过去的几倍；他说下了飞机去旅馆，会有许多女孩子像苍蝇一样围著他，爱情俯拾皆是；他说，这年头谁都别信，只能靠自己，只要你敢做、努力，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我听著，应答说∶是的。
05年，我得知他搬到了厦大的住宅楼，於是去找他。那天，正好是亚洲杯半决赛，中国对伊朗。他一个人包租了小两房的全套，房间很整齐，我却没看到那把老吉他。最旮旯的小间空著张床，他说是给女友睡的。
他问我现在如何了，我说老样子。一个月800元，不过主任人很好，他每个月自己偷偷补助我300。他说，那挺好的。我们没什麽多馀的话好说，只能坐著看球。他说了一个女医生给他看病的荤笑话，我听了只是笑笑，人们喜欢揶揄医生的职业。
球赛结束了，中国人用假摔激怒了伊朗人，给对手一张红牌。比赛在点球大战里让中国人获得了可耻的胜利。我听见附近的男生宿舍响起荷尔蒙过剩的吼叫声。
临别前，他接到了女友的电话，那头是著急和哭泣的声音。他不耐烦地责駡著，答应会带她去看医生。
我起身告辞，从此再未见过这位当年的吉他手。
对於那些民谣演唱会，我也不再有兴趣。台下一同站立的，早不是能一起含泪合唱的同学了，唯有打电话和聊天的声音。当年的那些同学，也都成家的成家，立业的立业，过著生老病死的普通日子。
走在归乡的路上
但我，还坚守著麦田。
我不能写诗了，我不再唱了。但我依然保留著一点梦想——“任凭这旅程越来越孤单，你在我面前越来越茫然。丢不下的行李，是我不变的心。”
2005年7月，我决志信主。
2007年7月，我接受洗礼。
感谢上帝，在我的生命里，那个认罪的声音越来越强∶“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路加福音》15∶18）然而，我的天父却说∶“儿阿！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参《路加福音》15∶31）
上帝从死荫的幽谷里，将我拯救。
“苦难是好的，关键在於你怎麽想！”後来，我总这麽和人说。
走在归乡的路上，
激情震荡在我胸膛；
想起你的深深情，
热泪难净脸上挂；
去年别离我曾对你说我们会再聚首，
在那枫叶红菊花黄的时候。
如今那树林的枫叶红了，
如今那山上的菊花开了，
我已归去，归去，归去，
回到你的怀抱里，
知道你不会把我忘了，
我知道你会想我暮暮朝朝，
迎著秋风，我奔向归途。
这是厦大当年吉他协会的会歌《枫叶红了》，怀念著我们的纯真日子，民谣10年，而我真的已经回到了爱我的天父的怀抱里。
作者厦门大学医学院毕业，现从事临床病理诊断。
本文选自《海外校园》115期
想念那些四季婆娑的柠檬桉和相思树，温煦的阳光斑斑点点地洒进树叶的影子里。那些漂亮的女生、白发的先生，还有鲁迅像前的红色蜡烛桶；那些三三两两的弹唱，时断时续的手鼓，还有一群群来了又去的晚自习的学生。
身在福州，想念中的一切仿佛就发生在昨天。1998年秋夜里那句“有没有听到我的声音，就像是我忽远忽近”，似乎依然飘荡在耳边，风吹过博学报告厅前的柠檬桉树梢——“带著我的恋歌，你迎风吟唱”。
转眼10年过去了，不折不扣的10年┅┅
那时我们不谈钱
我有一位朋友，当年是厦大吉他协会的会长。在厦大度过6年本科生涯後，2002年，他本来已经找到一份还不错的工作，但是因为想念厦大、想念还在象牙塔里的女友，便辞去工作，转到软体园一家台资企业上班，收入菲薄也不在乎。
那时候，我们这些“浪子”的偶像就是——诗歌、民谣、女人和酒。至於钱，是和粪土一样的；我们很清高，甚至不屑於说到“钱”这个汉字。
但是不久，女友开始嫌弃他的工作，当然，更主要是嫌弃他的失落。落落寡欢的他扬言要坚守校园。台湾老板的压榨在2002年还是很恐怖的，10个月工期结束，他最後才拿到了3,000多元。
回忆起那段日子，他说∶“在剩下最後2块钱的时候，我想起一个朋友还欠我800元，立刻跳上车去找他，把钱要回来。然後，我住在一个筒子楼里，靠著那点儿钱和学生餐厅，吃了2个多月。那座破楼里堆满了建材废料，没人知道我住在里面。在那里，我没麻烦朋友，还省下了房租。”
“女人，女人都是贱的。女人不可信！”他当时非常悲愤，“有了钱，我要┅┅”他的嗓子还带著民谣浸润的稚嫩，但眼睛里已经凶光毕露。
2003年，就在他毕业1年後，我学完5年制临床医学，也毕业了，被安排到厦门一家医院。第一个月试用期工资为720元，3个月转正後提升为800元，外加100多元的星期六加班费，没有奖金，没有社保┅┅没有怜悯。
豪气已荡然无存
2001年春节前夕，我因为单科补考遭父亲训斥，而摔门出走。那个春节，我和朋友们在一起。在街上与家人碰面，仿若陌生人，彼此遥望而不打招呼。他们眼睛中的悲伤，我一辈子都无法忘记。
2002年，随著国企改制的深入，全国5千万国企职工下岗分流，我的父母也都相继退休、内退。当时，我哥哥还在上海读博，家中经济拮，开始显露出经济危机的影子。但我的心思却不在这些“钱”的事情上，我一直在寻求“反思”，寻求个人主义在情绪上的强烈释放。
2003年7月，初恋女友在毫无预兆的情况下，提出与我分手。我认为是因为我穷，没盼望，不能给她安全感；但她觉得是我没本事，没心志，骂我不懂得爱，不懂得体贴自己的父母。我母亲後来说，在2003年那一年里，她每逢听到电话铃响，心都会像碎裂了一样。因为她不知道那电话是不是我打的，不知道是不是我又出了什麽事。
那年8月，兄嫂赶在出国前举办婚礼，我以“找工作”为藉口没去参加。虽然到现在他们也没因此怪过我，但我心里背负了很大的亏欠，使我至今想起都忍不住想流泪。
有3年的时间，我喜欢一个人喝酒，一个人坐在马路边上哭。我设想最美好的自杀方式应该是跳楼，但也因为自己不甘心认输，而没有施行那 空一跃。这期间，我先後在3家医院工作过。当初做见习医生的时候，我站在医院楼顶大呼∶“我要征服这个厦门！”如今，那股豪气早已荡然无存。
我不再写诗，只是偶尔哼唱几句校园民谣，算是我廉价的、唯一的安慰。
老吉他已经消失
2004年某个夏日，顾影自怜的我忽然想起那位吉他手朋友，便给他打了个电话。他当时在深圳，口气里已经有了苦尽甘来的感觉。他说他在深圳的高铁上用笔记本上网，月收入是过去的几倍；他说下了飞机去旅馆，会有许多女孩子像苍蝇一样围著他，爱情俯拾皆是；他说，这年头谁都别信，只能靠自己，只要你敢做、努力，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我听著，应答说∶是的。
05年，我得知他搬到了厦大的住宅楼，於是去找他。那天，正好是亚洲杯半决赛，中国对伊朗。他一个人包租了小两房的全套，房间很整齐，我却没看到那把老吉他。最旮旯的小间空著张床，他说是给女友睡的。
他问我现在如何了，我说老样子。一个月800元，不过主任人很好，他每个月自己偷偷补助我300。他说，那挺好的。我们没什麽多馀的话好说，只能坐著看球。他说了一个女医生给他看病的荤笑话，我听了只是笑笑，人们喜欢揶揄医生的职业。
球赛结束了，中国人用假摔激怒了伊朗人，给对手一张红牌。比赛在点球大战里让中国人获得了可耻的胜利。我听见附近的男生宿舍响起荷尔蒙过剩的吼叫声。
临别前，他接到了女友的电话，那头是著急和哭泣的声音。他不耐烦地责駡著，答应会带她去看医生。
我起身告辞，从此再未见过这位当年的吉他手。
对於那些民谣演唱会，我也不再有兴趣。台下一同站立的，早不是能一起含泪合唱的同学了，唯有打电话和聊天的声音。当年的那些同学，也都成家的成家，立业的立业，过著生老病死的普通日子。
走在归乡的路上
但我，还坚守著麦田。
我不能写诗了，我不再唱了。但我依然保留著一点梦想——“任凭这旅程越来越孤单，你在我面前越来越茫然。丢不下的行李，是我不变的心。”
2005年7月，我决志信主。
2007年7月，我接受洗礼。
感谢上帝，在我的生命里，那个认罪的声音越来越强∶“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路加福音》15∶18）然而，我的天父却说∶“儿阿！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参《路加福音》15∶31）
上帝从死荫的幽谷里，将我拯救。
“苦难是好的，关键在於你怎麽想！”後来，我总这麽和人说。
走在归乡的路上，
激情震荡在我胸膛；
想起你的深深情，
热泪难净脸上挂；
去年别离我曾对你说我们会再聚首，
在那枫叶红菊花黄的时候。
如今那树林的枫叶红了，
如今那山上的菊花开了，
我已归去，归去，归去，
回到你的怀抱里，
知道你不会把我忘了，
我知道你会想我暮暮朝朝，
迎著秋风，我奔向归途。
这是厦大当年吉他协会的会歌《枫叶红了》，怀念著我们的纯真日子，民谣10年，而我真的已经回到了爱我的天父的怀抱里。
作者厦门大学医学院毕业，现从事临床病理诊断。
本文选自《海外校园》11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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