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参政和兴办教育的过程中，他始终把信仰的理念和价值观贯穿在一言一行中。
文/包兆会
在中国近代，有一位历史文化名人，他出访过日本、朝鲜和欧美各国，懂7门外语，创办了3所大学，担任过国立北京大学校长，筹办过仿法兰西学院的中国人文科学院（“函夏考文苑”），参与了第一部用现代语言学理论研究中国语法的《马氏文通》的编撰。
他是一位政治活动家，做过李鸿章的幕僚、孙中山的临时政府成员、袁世凯政府的高等顾问、蒋介石政府的委员；梁启超、蔡元培曾跟从他学习拉丁语，于右任是他的学生，黄炎培是他的至交，同时他又是一位获得神学博士并做过一段时期神父的基督信仰追求者。
他，就是中国历史文化名人马相伯。
中国最早的耶稣会士
1840年，马相伯生于江苏丹徒（今镇江），家族世奉天主教，一直可追溯到明代。
受家庭信仰的影响，马相伯出生满月，即受洗为天主教徒，取教名为约瑟。从幼年起，马相伯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就跟一般的中国孩童不一样。
对于当时士大夫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天子，马相伯看为平常，因为家庭的宗教教育使他认识到天子与庶民同等，同为造物者所造，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至于世人所追逐的财富，他也看为平常，认为黄金与泥土并无贵贱之分，反而泥土比黄金更有用，因为黄金饥不可饱肚，寒不可取暖，泥土为万物所用，万物藉其而生长，人类的生活离不开它。
1851年，11岁的他背着父母离开丹徒，到上海找姐姐。后就读于有天主教背景的上海“徐汇公学”，从那时起，他开始了长达19年的耶稣会神学教育。
1862年，耶稣会在上海建立神学院。首届11位神学生，马相伯被录取，成为一名耶稣会士。耶稣会士要学习修辞学、古典文学和拉丁文，而且修会对会士的品性和道德都有很高的要求。
1862-1864年，在做见习修士时，马相伯去苏州、太仓等处救护难民，扶伤疗病，以检验自己对人类和社会的爱心，以及是否愿意从事卑贱的工作。他当时因救护难民，得了伤寒，卧床60余日。
1869年，他完成了必要的学习，被授予神学博士学位，同时被祝圣为司铎。
宗教，使人无迷失
在《宗教之关系》中，马相伯解释了他为什么要信仰上帝以及基督信仰的真实性。
他认为，在中国文化中，生人叫行人，因为一生在行走；死人称归人，因为要归到某个地方去。
如果一个人一生不知其归属，一生只重世上的“巧能”和“名誉”，称为“狂荡之人”的前者和称为“智谋之士”的后者就仍是迷失之人，因为他们不知道什么是人生最重要的，以及死后归向哪里。
他认为“宗教非他，使人无迷失而已矣”，既然“宗教，能示我以生死周行”，他当然要竭力去思考信仰在其生活和生命中的重要性。如果人是上帝创造的，人必然要归向他的造物主，以造物主为人之终向，那人生就有了方向。
他认为耶稣不是神话和文学人物，而是历史人物，且与一般历史书中的人物不一样。大多历史皆事后追记，如元记宋、宋记唐，但耶稣历史则不是这样。在他降生之前，早有预言；降生之后，又伴以预言和神迹，而且这些预言说得很清楚，并被历史所应验，只有全能全知者才能做到“言之千年前，应之千年后”。
基督教在历史上虽受尽种种诬蔑、攻讦，但信耶稣者却没出现衰退现象，反而“兀立中流而不动”，甚至出现“奉教之人，愈杀愈多”的奇特现象，这既不符合人之常情，也不能用迷信来解释，恐非只有造物主才能做到让人对他“迷思”和爱之热烈，并为之献身。
原罪之下个个有染
神学训练帮助马相伯站在时代的知识和思想之前沿。
在长达7年的神学训练中，马相伯专心研习古典文学、西方哲学和数学。在学习中，他意识到，兴国首要在于振兴教育，教育要把西学和中国文化结合起来，这促使他创办了震旦学院，并亲自编写《拉丁文通》和哲学教材《致知浅说》。他后来又创办文理科并重的复旦大学，并协办天主教辅仁大学。他希望这所天主教大学能发挥“使教中可用学问辅持社会，教外可用学问迎受真光”的作用。
1906年，马相伯提出“神我宪政说”，主张在宪法中运用基督教神学。梁启超于1907年在东京成立政闻社，邀请马相伯担任政闻社总务员，他慷然就任，因为他认为梁启超等发起的这一政治组织是为了推进中国的立宪，促使慈禧政权由君主专制和平演变为君主立宪。
1912年，在担任南京临时政府要员期间，他在《劝勿为盗》布告中，表达了他对专制君主的憎恶和对民主政治的渴求。他指出：“专制之君，可以领土之私有；专制之官，可以所辖之私有。”
信仰和永恒的价值观给予了他看清传统文化之陋习和批判时俗之洞察力。在袁世凯政府时期，马相伯坚决反对把孔教定为国教。在段祺瑞政府期间，他又写了一系列驳论，反对把孔教定为一尊，坚持信仰自由。
马相伯认为，时人所论述的孔教，不外是饮食之礼和男女君臣人伦之礼，若举国奉此为国教，养此食色之身，十年亦死，百年亦死，死则腐骨，富贵贱贫，在死亡面前都是一丘之貉，没有必要尊其为大。即使儒家中有较高道德标准的士人，马相伯也认为他们对自身缺乏忏悔，他们把世人看得“皆醉皆浊”，唯自己“独醒独善”，而事实是“原罪之下，个个有染”。
被除名的耶稣会士
中国心、信仰情，让马相伯在非基运动中，对反基督教者说不；在处理教会内外一些议题时，又与西方耶稣会传教士保持不同的看法。
马相伯之所以不愿继续担任耶稣会士和天主教司铎，很大原因是他对当时在华的外国天主教教士，尤其法国天主教教士不满。当时，他们把持教权，在教会内制造种族歧视。马相伯提倡教会内人人平等，这种理念也延伸到他参政时竭力争取社会平等和政治平等。1877年，因他拒绝耶稣会对他职务的安排，被耶稣会除名。
在非基运动中，他一方面起草《代拟<北京教友上教宗书>》，正式回答了罗马教廷巡阅使光主教提出的一些问题，批评外籍传教士的行为给中国人反基督教提供了口实。同时，他希望中国天主教能自立门户，走本土化道路，他因此上书教皇，要求创办中国天主教大学。
另一方面，1925年，当北京政府迫于全国性非基督教运动的舆论压力，明文禁止各级学校设置基督教课程时，年届85岁的马相伯不得不站出来为信仰辩护。他在天主教友创办的《天民报》的发刊词中解释了宗教存在的合法性和重要性，认为宗教和道德都属于救世精神，不属于物质性的科学之列，宗教有利于改良时代风尚，提升道德水准，发掘人的良心。
还没有把中国叫醒
马相伯曾感慨地说：“我是一条狗，只会叫，叫了一百年，还没有把中国叫醒。”可以说，马相伯的一生就是在政治、教育、教会领域不断“吠叫”的过程。
他早年献身于耶稣会，19年后，于中年退出教会，服膺于政治和教育。在参政和兴办教育的过程中，他始终把信仰的理念和价值观贯穿在一言一行中，但因其自身性格的耿直和宗教信仰的背景，在中国的官场上，他不能被人完全接受。
度过长达20年的官场生涯，他始终不忘他的信仰群体和教会生活。眼见中国政府在政治、军事、经济、外交方面接连失败后，他对政治和时局日渐失望。1893年，他的妻子携子去山东老家探亲，不幸死于海难；1895年，身为虔诚的天主教教徒的母亲去世。国事动荡与家庭变故都促使马相伯重新思考生命和生活。
晚年，他回到上海土山湾，以教友身份过起隐修生活，并翻译新约圣经和天主教圣徒小德兰修女的传记《灵心小史》，资助教友陈垣从事基督教文献整理工作。
90岁大寿时，他写了一副对联来总结自己的一生：“有生可悟常生乐，今世当知后世因。”意思是说，今世不是我们常生不老之乡，我们的盼望是在后世，我们今生所做的一切是为后世做预备的。他谆谆教导后学之辈，希望他们如他一样用爱来行出一生，爱上帝爱人，爱国爱主。
作者为学者，大学教师。
刊于OC12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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